1953年的早春，寒意尚未從上海這座龐大都市的肌體上完全褪去。黃浦江上的晨霧，依舊帶著幾分砭人肌骨的濕冷，朦朦朧朧地籠罩著外灘那一排在黎明前顯得格外肅穆的萬國建筑。對于大多數上海市民來說，這又是紛繁而嶄新的一天。這個城市的心臟，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強勁而陌生的節奏搏動著。

然而，對于家住提籃橋附近一處普通石庫門里的趙子明來說，這份強勁的搏動，更像是一陣陣催命的鼓點，敲得他心神不寧。

清晨五點，天還未亮，趙子明就醒了。這不是他多年軍旅生涯養成的習慣，而是被一種莫名的驚悸所擾。他悄悄起身，怕驚動了睡在身旁的妻子和里屋年幼的女兒。他披上那件已經洗得發白的舊長衫，走到窗前，推開了一條窄窄的縫隙。

窗外，是典型的上海弄堂景象。青灰色的磚墻，鱗次櫛比的屋頂，還有遠處傳來的幾聲模糊的雞鳴。但在趙子明眼中，這一切都仿佛蒙上了一層灰色的紗。空氣中，似乎總是飄散著一種緊張、審慎的氣息。街頭的墻上，“鎮壓反革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巨幅標語，在晨光熹微中顯得觸目驚心。

他輕輕嘆了口氣。這已經是他賦閑在家的第四個年頭了。

四年前，當百萬雄師渡過長江，上海解放的消息傳來時，時任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的趙子明，并沒有像他的許多同僚一樣，選擇登上南下的輪船，逃往臺灣。他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感到后怕的決定——留下來。

這個決定，一部分是出于對故土的眷戀，更深層的原因，則埋藏在他心底一個無人知曉的秘密里。他遣散了身邊的副官，燒毀了所有的委任狀和與南京方面的來往信函，換上了一身布衣，成了一個最普通的上海市民。

起初的兩年，日子過得還算平靜。新生的政權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穩定了物價，清除了遍地的流氓惡棍，整個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趙子明甚至一度感到慶幸，他似乎真的可以作為一個“舊時代”的遺民，被這個“新時代”所遺忘。他靠著變賣一些舊物和妻子為人縫補漿洗的微薄收入，勉強度日。他從不與鄰居談論時事，從不提及自己的過去，每天的生活，就是柴米油鹽，和女兒咿呀學語的歡聲笑語。

他以為，自己已經成功地將“趙子明上校”埋葬在了歷史的塵埃里。

然而，從去年開始，情況急轉直下。隨著“鎮反”運動的全面展開，那種無形的壓力，如同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涌來。里弄里的積極分子，眼神變得愈發警惕。隔壁那個曾經在舊警察局當過差的鄰居，一夜之間就被帶走了，再也沒有回來。肅殺的氣氛，彌漫在每一條弄堂，每一個門洞里。

趙子明知道，他這樣的人，是這場風暴中最危險、最脆弱的一葉扁舟。他的履歷，就像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他每天都活在恐懼中，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讓他徹夜難眠。

“又起這么早？”身后傳來妻子溫柔的聲音，帶著一絲睡意。

趙子明回過身，勉強擠出一絲笑容：“睡不著，起來看看。”

妻子王秀茹為他披上了一件外衣，憂心忡忡地看著他：“子明，這幾天，我心里總是不踏實。對門張家伯伯說，區里面又在號召大家檢舉揭發……你，不會有事吧？”

趙子明的心猛地一沉，但他不能在妻子面前表露出絲毫的慌亂。他握住妻子冰涼的手，安慰道：“秀茹，別怕。我就是一個教書先生，解放前在中學里教過幾年書，能有什么事？國民黨的時候，我也是個小小的文職人員，手上沒沾過血，沒做過虧心事。共產黨是講政策的，你放心。”

這是他對妻子重復了無數遍的謊言。他不敢告訴她，自己不僅僅是個“文職人員”，他的手上，曾掌握著上海地下黨多條交通站的機密情報。更不敢告訴她，在上海解放前夜那最黑暗的時刻，他曾做過怎樣的抉擇。

“但愿吧。”王秀茹嘆了口氣，眼中的憂慮卻絲毫未減。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看似平靜的外表下，隱藏著太多沉重的心事。

就在這時，一陣急促而粗暴的敲門聲，打破了清晨的寧靜。

“咚！咚！咚！”

那聲音，不像尋常鄰居的拜訪，更像是用槍托在砸門。

趙子明和王秀茹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兩人對視一眼，都在對方的眼中看到了極度的恐懼。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

趙子明深吸一口氣，用眼神示意妻子不要出聲。他走到門后，沉聲問道：“誰啊？”

“公安局的！開門！查戶口！”門外的聲音，冰冷而不容置疑。

趙子明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這不是簡單的查戶口。他整理了一下衣衫，努力讓自己的表情看起來鎮定一些。他打開了門栓。

門外，站著四名身穿制服、腰佩手槍的公安干警。為首的是一個面容嚴肅的中年干部，他銳利的目光，像鷹一樣鎖定了趙子明。

“你就是趙子明？”

“是。”

“跟我們走一趟吧。”中年干部沒有多余的廢話，一揮手，兩名干警便一左一右地夾住了趙子明的胳膊。

王秀茹發出一聲驚呼，沖了上來，哭喊道：“同志，你們憑什么抓人？他犯了什么法？”

中年干部冷冷地瞥了她一眼：“我們是請他去協助調查。你最好老實點，不要妨礙公務！”

里屋的女兒被驚醒，發出了響亮的哭聲。趙子明回頭，深深地看了一眼淚流滿面的妻子和被驚嚇的女兒，眼神中充滿了無盡的歉意和絕望。他知道，這一走，或許就是永別。

“秀茹，照顧好孩子。相信政府。”他用盡全身力氣，對妻子說了最后一句話。

趙子明被帶走了。石庫門的木門被重重地關上，隔絕了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他被押上了一輛黑色的吉普車，在清晨冷冽的風中，呼嘯而去。他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往何方，更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怎樣的命運。

審訊室的燈光，慘白而刺眼。

趙子明坐在一張冰冷的木椅上，對面是兩名負責審訊他的干部。主審的，正是早上帶隊抓他的那個中年干部。

“姓名？”

“趙子明。”

“年齡？”

“三十八歲。”

“解放前的職業？”

“……中學教員。”趙子明猶豫了一下，還是說出了那個早已準備好的答案。

“教員？”主審干部冷笑一聲，將一份發黃的檔案“啪”地一聲摔在桌子上，“趙子明，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了！你自己看看，這是什么！”

趙子明的心臟劇烈地收縮起來。他定睛看去，那份檔案的封面上，赫然寫著他的名字，以及一行刺目的黑體字——“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兼情報科副科長”。

他的防線，在這一瞬間徹底崩潰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經完全暴露，任何狡辯都將是徒勞的。

“趙子明，你的問題很嚴重。”主審干部的聲音如同審判的槌音，“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以及你部下舊屬的檢舉揭發，你在擔任國民黨情報科副科長期間，多次參與破壞我黨地下組織，逮捕和審訊我黨地下工作人員。樁樁件件，鐵證如山！你還有什么話可說？”

趙子明沉默了。他能說什么？是的，他確實做過那些事。在那個身不由己的位置上，他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但他不能說的是，每一次行動，他都曾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傳遞出警示，讓一些同志得以提前轉移。他不能說的是，那份最終遞交上去的“共黨嫌疑分子”名單，被他用各種理由一再拖延、刪減，最終保全了大部分人的性命。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說出那個足以保他一命，卻也可能牽連更多人的天大秘密。

“怎么不說話了？是無話可說，還是不敢說？”另一個年輕的審訊員厲聲喝道，“趙子明，黨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要你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檢舉揭發其他潛伏的反革命分子，政府會考慮給你一條出路的！”

檢舉揭發？趙子明苦澀地笑了。他該去檢舉誰？檢舉那些曾經信任他、被他保護過的同志嗎？還是檢舉那位單線聯系他，如今已身居高位的“老朋友”？不，他不能。如果他的犧牲，能夠保全他們，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接下來的幾天，趙子明經歷了輪番的審訊。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威逼、利誘、心理戰，企圖撬開他的嘴，讓他“立功贖罪”。但趙子明始終一言不發，只是默默地承認檔案上那些無法辯駁的“罪行”，對于更深層次的問題，則一概以“不知道”、“不清楚”來回答。

他的沉默，被審訊人員認定為是頑固不化、抗拒改造。

半個月后，一份關于“反革命罪犯趙子明”的案情報告，和一份擬定的死刑判決書，層層上報，最終送到了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辦公桌上。報告中，趙子明被定性為“血債累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死硬反革命分子”。

簽發這份判決書的，是一位軍管會的負責人。當時，“鎮反”運動正處在高潮，為了完成上面下達的指標，對于這類有“血債”的國民黨舊軍官，通常的做法就是從嚴、從快。負責人粗略地翻閱了案卷材料，看到上面羅列的“罪證”，以及趙子明頑抗到底的態度，便毫不猶豫地在判決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張處決布告，很快就貼滿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趙子明的名字上，被打上了一個鮮紅的、觸目驚心的叉。

行刑的日期，定在了三天后。

消息傳到了王秀茹的耳中，她當場就昏死了過去。她不相信，那個溫文爾雅、連殺雞都不敢看的丈夫，會是一個“血債累累”的劊子手。她抱著年幼的女兒，哭得肝腸寸斷。她變賣了家里最后一點值錢的首飾，四處奔走，求爺爺告奶奶，希望能有奇跡發生。但在這場巨大的政治風暴中，一個普通女子的哀求，是何等地蒼白無力。

與此同時，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一間寬敞的辦公室里，市長陳毅正在聚精會神地批閱著文件。作為這座城市的最高領導者，他每天都有堆積如山的工作需要處理。

秘書匆匆走了進來，將一份每日輿情簡報放在了他的桌上。這上面，匯總了上海市各界最新的動態，其中也包括當日公布的一批“反革命分子”處決名單。

陳毅習慣性地拿起簡報，逐行審閱。他的目光，掃過一個個陌生的名字，眉頭微蹙。對于“鎮反”，中央的精神是要堅決，但也要謹慎，防止擴大化，絕不能錯殺一個好人。這是他一直堅守的底線。

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了。在名單的末尾，那個不算起眼的名字——“趙子明”，像一根針，狠狠地刺進了他的眼睛。

趙子明？

這個名字，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他記憶深處一道塵封已久的大門。三年前，上海解放前夕，那個風雨如晦的夜晚，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中。他想起了一份被及時送出的絕密情報，那份情報，保全了上海數千名地下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生命；他想起了一座即將被炸毀的發電廠，因為一個內部策反的“關鍵人物”的努力，而最終完好無損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而那個“關鍵人物”的代號，就叫“子明”。

陳毅猛地站起身，臉色變得鐵青。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手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但電話還沒撥出去，他又重重地放下。他意識到，這件事非同小可，絕不能在電話里說。

他抓起那份簡報，大步流星地向外走去。秘書從未見過陳毅市長如此失態，連忙跟了上去：“市長，您要去哪里？”

“去軍管會！”陳毅的聲音，壓抑著一股雷霆之怒。

當陳毅的吉普車風馳電掣地趕到軍管會時，負責簽發判決書的那位負責人正在開會。聽聞陳毅市長親自前來，而且面色凝重，他不敢怠慢，立刻迎了出來。

“陳市長，您怎么親自來了？”

陳毅沒有理會他的寒暄，直接將那份簡報拍在他的面前，用手指著“趙子明”那個名字，一字一頓地問道：“這個人，是怎么回事？誰批準要殺他的？”

負責人被陳毅的氣勢嚇了一跳，他看了一眼名單，連忙解釋道：“報告陳市長，這個趙子明，是前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上校，血債累累，民憤極大，而且拒不坦白，態度極其頑固。我們是根據……”

“混賬！”沒等他說完，陳毅便勃然大怒，一聲怒喝打斷了他。辦公室里所有人都驚呆了，他們從未見過一向儒雅的陳老總發這么大的火。

陳毅的目光如電，掃視著在場的每一個人，聲音因憤怒而顫抖，卻又字字千鈞，響徹整個房間：

“不能殺！他有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