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5日，北京】“主席，這張單子里寫著七億多兩白銀，西方銀行還在催。”年輕翻譯低聲匯報。屋里燈光昏黃，文件紙頁沙沙作響。毛澤東抬頭，只說了一句：“拿回去吧，一分錢也不賠。”短短十幾個字，決定了半個世紀的舊賬去留，也開啟了“清朝欠的7億多兩白銀爛賬如何處置，毛主席大手一揮：不會賠1分錢”的新篇。

彼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鋼鐵、糧食、外匯都捉襟見肘，可西方列強仍按照舊習慣，把清政府留下的本息滾算到1949年——折合七億三千萬兩白銀。要知道，按照當年關內平均小麥價折算，這筆錢足夠養活全國三億人一年。債主的算盤打得精：誰掌權，就找誰還。

先把鏡頭拉遠。十九世紀中葉的晚清，鴉片戰爭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元尚未還清，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接連引發軍費窟窿，戶部庫銀見底。于是李鴻章、盛宣懷在倫敦、巴黎、漢堡四處舉債，年利率高達7厘；海關歲入、鹽厘稅甚至直隸鐵路票息都被抵押。在國際債市眼里，大清的信譽靠“列強武力擔保”，違約幾率反而不大，錢越借越多。

1895年甲午割臺，又賠兩億三千萬白銀給日本。缺口更大，清廷只得發第三次英法德聯合借款。利息再翻一番。僅利率部分，每年就是四百多萬白銀；“利滾利”四字，不少老北京茶舍里至今掛在橫幅上，算是國殤的諷刺。

1901年《辛丑條約》更重。八國聯軍要求本金九億八千萬白銀，分三十九年償付，本息合計十九億。清政府計算過，每年財政凈收入不過八千萬白銀，卻得先扣海關、鹽課、厘金，再上供北京內廷，能動用的不過二千萬。于是提高田賦、厘稅，貴州、四川農民跳腳罵娘。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但袁世凱為坐穩北洋政府寶座，不敢廢約。他延續“先還賠款保和約”的策略，中外銀行松了口，卻附帶條件：鐵路主權、采礦權、關稅自主權繼續留在外國手里。宋教仁曾痛斥“賣國債”而死于非命，背后隱見巨額債券的影子。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蔣介石依然選擇“還債換承認”。原因很現實：借英美的軍火，打北伐、剿共、御日都離不開外匯。他讓宋子文兼管財政部，指示“除日本債務能拖則拖，其余速還”。到1936年，國民政府已為各種外債支出逾4億美元。奈何抗戰全面爆發，日軍轟炸沿海關口，關稅與鹽稅銳減，償債幾乎停滯。

1944年，英國財政部統計：清末、北洋、國民時期累計償還約十二億白銀，尚余七億多。倫敦《泰晤士報》評論，“中華債券并不安全，卻仍有政治價值”。所謂政治價值，就是押注誰統一中國，就壓誰寫支票。

1949年，新中國即將宣告成立，駐華各國使團小跑著把清單遞上來，以為新政權求生急切，會照單全收。有人放話：“共產黨要在聯合國立足，先認賠款再談別的。”這種拿舊債換新外交的算盤，毛澤東一眼就看穿。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國人民的血不能再給洋人打利息，我們不承認舊賬。”語速不快，卻擲地有聲。

隨后，政務院外交部起草聲明：清政府至北洋、國民政府同外國強制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所衍生之債務，均屬非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概不承擔。文件遞交各國大使館。當晚外國通訊社嗅到“爆炸新聞”，用“Repudiation”（拒付）作標題。可是不到三個月，風聲漸息，因為各國發現——新政權不是一分錢不還所有債，而是區分“侵略債”和“發展債”。

所謂侵略債，即甲午、庚子等戰爭賠款，本質是列強入侵造成；發展債，則是正常貿易、設備、技術貸款。新中國清理完帝國主義“侵略債”后，依然兌付了挪威船舶貸款、瑞典機床貸款等合法部分。態度很清晰：主權面前寸步不讓，信用面前說到做到。

1950年3月，外交部向英、美、法正式發函，要求撤離東交民巷兵營，并指明如逾期不撤，將“采取必要措施”。法國人最先打包走，美國次日夜里拔營。戰后第一條不平等條約殘跡，就此挖除。與此同時，海關關長由中國人自己任命，銀灰色關帽替下英國式呢帽，這是記者們最愛拍的鏡頭。

也有人關心，中蘇之間的巨額軍火貸怎么處置？答案更能說明問題。抗美援朝期間，蘇聯提供的噴氣機、火炮、雷達照價打六折，記入債本。1955年蘇軍撤出旅順，赫魯曉夫仍催款。毛澤東回電：“債務分五年付清，不拖不欠。”1960年春，中國最后一筆黃金棒運抵莫斯科。對外公債，非法則拒，合法必還。此后國際信用評分機構再也不把中華債券歸入高風險。

我個人認為，這種“取其道義，守其誠信”的做法，比單純的拒賠或全賠都高明。它既宣示了新中國主權獨立，又為后續的對外貿易、技術引進保留了信譽。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第一次發現：國家可以不跪著簽字，也能堂堂正正把合同談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理侵略債務的同時，新中國著手廢除舊日內地租界、公使裁判權、海關治外法權。一紙紙條約在外交部檔案館歸檔，外事人員戲稱“把鎖鏈封存”，頗有自豪意味。

七億多兩白銀，折合今日超千億美元；若當年真要償還，建國初期十年財政收入全部搭進去都不夠。毛主席那句“不賠一分錢”看似簡單，背后是對歷史性質的精準判斷，也是對百姓福祉的深切考量。沒有這份底氣，后來的抗美援朝、三線建設、兩彈一星恐怕都難以推行。

有人問，這件事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我常回答三個字：底線、信用。底線在前，信用在后，順序不能顛倒。今天回味1949年的決定，仍能感受到那種昂揚與清醒交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