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后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這個條約，除保障了新中國的國家安全，爭取到蘇聯等國的經濟援助外，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于：它維護了新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毛澤東為這個條約的簽訂付出了很大心血，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時，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熱烈歡迎

國民黨留下一個大包袱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決定，我們建立的新國家要廢除國民黨的一切舊法統，這些舊法統中，包括國民黨與外國簽訂的一切法律文件。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領導制定的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按照《共同綱領》，新中國理所當然廢除了國民黨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是，有一個例外，這就是對于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為了換取蘇聯出兵打日本，與蘇聯簽訂的、對蘇聯有極大利益而對中國主權有極大損害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這個條約是國民黨政府按照美、英、蘇三國于1945年2月達成的《雅爾塔協定》與蘇聯簽訂的。這年的6月27日，國民黨政府派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和外交次長胡士澤等一行人由重慶去莫斯科談判。蔣介石還特別任命蔣經國為自己的特派隨員前往。他們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斯大林及蘇聯其他領導人進行了10次會談，最終國民黨為爭取蘇聯出兵，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在國民黨初步答應條約內容、蘇軍已經進兵東北的情況下，8月14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和蘇聯政府外交部長在莫斯科正式簽訂了中蘇條約。條約為1個正件（《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4個附件（《關于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關于大連之協定》《關于旅順口之協定》《關于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東三省后蘇聯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系之協定》）。這些文件的主要內容是：中蘇在對日戰爭中“彼此互給一切必要之軍事及其它援助與支持”，戰后“密切友好合作”“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還規定：中蘇共管長春鐵路30年，旅順為中蘇共享海軍基地30年，大連為由蘇軍管理的自由港。蘇軍進入東北后，收復區交給國民黨派員；日本投降后蘇軍在3個月內撤出中國東北。條約有效期為30年。很明顯，這些條約對中國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大會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蘇聯外交部致電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表示蘇聯政府承認新中國并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同日，蘇聯政府宣布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系。10月3日，周恩來復電，表示熱忱歡迎中蘇建交。隨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蒙古、阿爾巴尼亞、波蘭等國相繼承認新中國并建交。南斯拉夫也承認新中國并愿意建交，但因蘇南關系緊張，雙方將此事暫時擱置，未能建交。這也是出于新中國與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考慮而作出的決策。

但是，1945年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畢竟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是國民黨政府留給新中國的一個大包袱。盡快廢除這個條約，卸掉這個大包袱，由新中國與蘇聯簽訂新的平等條約，是中共中央從新中國成立時就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毛澤東肩負重大使命

要廢除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并不那么容易。蘇聯政府出于本身利益考慮，也出于不宜立即打破《雅爾塔協定》構成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的考慮，是不愿意廢除這個條約的。但是，從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角度考慮，如果不廢除這個條約，中國人民在思想感情上難以接受，也談不上另外中蘇簽訂新的平等條約。因此，在1949年10月3日，毛澤東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聽取周恩來關于中蘇建交報告時，也研究了蘇聯政府同原國民黨政府斷絕關系的原則立場。而要廢除這個條約，只能由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去和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當面談。由此，這個重大使命就歷史地落在了毛澤東的肩上。

新中國成立不久，斯大林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毛澤東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請。1949年11月2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中央工作由劉少奇代理，軍委工作由朱德代理，全國政協由周恩來代理。毛澤東訪問蘇聯主要目的有三個：一是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二是商談廢除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與新中國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同時對世界形勢交換意見；三是商談蘇聯向中國貸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廢舊約、簽新約。對此，毛澤東、中共中央、包括民主黨派人士在內的人民政府領導人都十分重視。12月1日，毛澤東專門同周恩來、朱德、張瀾、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等商談他訪蘇期間與蘇方簽訂中蘇條約事宜。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率隨行人員乘上專列，向寒冷的北方疾馳。這個列車，將經中國東北，進入蘇聯的西伯利亞，然后駛往莫斯科。

一路上，毛澤東多次與隨行人員研究到莫斯科后的會談方案和其他細節。其中，毛澤東特別重視廢除舊約、重訂新約問題，和隨行人員研究了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和擬訂新條約的內容。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在列車上通過電報和中共中央經常聯系，談他們研究的意見，再聽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的意見，對擬定的方案作出調整。對于此行要達到的目的，他信心滿滿，一路心情很好。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點整，毛澤東乘坐的列車到達莫斯科火車站。毛澤東走下火車，同前來迎接的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一握手。毛澤東發表的是書面演說。在這個書面演說中，毛澤東特別提到了列寧、斯大林廢除帝俄時代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毛澤東在北京就認真準備，經中央政治局同意的，其中隱含的意圖非常明顯了。

蘇聯方面安排毛澤東一行住進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時的住所——莫斯科郊外別墅。這也是斯大林的一番好心。對此毛澤東表示感謝。

1949年12月16日晚，毛澤東乘車到克里姆林宮，與斯大林單獨會見，隨行的只有翻譯師哲。斯大林為了與毛澤東會見，把手邊工作都往后安排了，專門在辦公室里等候毛澤東。毛澤東到達時，斯大林特意到門口迎接。毛澤東快步走向斯大林，和斯大林熱烈握手，二人互致問候，相互致意。會談在斯大林辦公室的客廳里舉行。蘇聯方面有莫洛托夫、蘇方翻譯費德林等人參加。這次會談的氣氛也十分融洽。

對于雙方要談的主要問題，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沒有客套，而是直奔主題。其中，重中之重，是中蘇條約問題。這是一個敏感問題，牽涉到蘇聯、美國、英國這些世界大國關系的框架，如果修改中蘇1945年訂立的條約，就會改變雅爾塔協定，對此斯大林需要慎重考慮。此外，這涉及蘇聯的利益，斯大林需要做蘇聯高層的工作，下最后的決心。因此，當毛澤東一提出這個問題時，斯大林就直言相告：這個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定訂立的，如果現在修改，將給美國和英國以口實。斯大林還說，如果現在修改，也會損害蘇聯在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的利益。斯大林的意見是：對這個條約，可以形式上保留，實際上修改。至于蘇聯在旅順口駐軍和在中長鐵路中的利益問題，斯大林十分爽快地答應：蘇聯可以形式上保持在那里的駐軍和利益，實際上撤出。斯大林說：這樣做之后，蘇聯仍然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蘇聯都是贏家。斯大林還說，這樣做，也可以使中國共產黨在與民族資產階級打交道時，有資本，處于更有利的地位。毛澤東則站在維護新中國根本利益的立場上直言：我們黨中央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的立場。如何對待雅爾塔協定，我們認為“必須符合公眾最大的利益。這個問題需要好好考慮一下。惟中國社會輿論有一種感想，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政府訂的，國民黨政府既然倒了，原條約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義”。毛澤東堅持：我們的意見，應該廢除1945年的中蘇條約，另外訂立新中國與蘇聯的條約。接著毛澤東提出，如果蘇聯方面同意這個意見，可否請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到莫斯科來？斯大林回答說：周恩來是否來莫斯科，是由你們決定的事情。斯大林顯然是想把這個問題放一放。

這次兩小時的會談就這樣結束了。會談中涉及的貸款問題、蘇聯幫助中國建立海軍以解放臺灣的問題、出版毛澤東著作問題都比較順利地達成了一致意見，只有中蘇廢除舊約、另訂新約問題沒有解決。

蘇聯方面對毛澤東禮敬有加，斯大林親自把毛澤東送到門口，和毛澤東握手告別。蘇聯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送毛澤東走出克里姆林宮，毛澤東乘車回到住處。

毛澤東維護國家主權堅定不移

毛澤東與斯大林首次會談成績很大，但是廢除舊約、訂新約問題沒有解決，毛澤東并沒有松一口氣。他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堅決，展現出他維護新中國國家主權堅定不移的原則性和不屈不撓的性格。

但是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卻猶豫不決。斯大林與毛澤東想法不同。斯大林考慮的是，雅爾塔協定對蘇聯有約束。他擔心蘇聯單方面改變雅爾塔協定框架，美國和英國也會不受這個框架束縛，用武力改變世界格局，這就可能引發新的世界大戰。蘇聯人民剛剛從戰爭中走出來，不希望再打世界大戰。毛澤東則站在維護新中國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角度考慮，因為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維護，在這個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不能為今后新中國的發展留下任何后患。因此，他此次莫斯科之行必須達到自己的目標。

蘇聯方面顯然是要把這個事情拖下去。12月21日毛澤東參加完斯大林的壽辰，回到住處后，蘇聯方面就再沒有安排斯大林和毛澤東見面。毛澤東十分清楚，蘇聯方面是要拖延下去，但他不想。斯大林壽辰日的第二天，毛澤東約蘇聯方面的聯絡員柯瓦廖夫談話。毛澤東談了五個問題，其中的核心是廢除中蘇舊約、另訂新約和周恩來總理來莫斯科的問題。毛澤東在談話中特意突出了它的重要地位。這次談話，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講，柯瓦廖夫聽。談話中，毛澤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條約問題上的鮮明態度。為了清楚地表達中方意見，毛澤東要求工作人員搞一個這次談話的中文和俄文詳細記錄。談話結束后，毛澤東把這個記錄交給柯瓦廖夫，要他轉交斯大林。柯瓦廖夫沒有耽誤，很快就把這份談話記錄交給了斯大林。

斯大林看到了毛澤東的意見，卻仍然采取拖的態度。12月24日，斯大林約毛澤東會談。會談中，斯大林主要談的是共產國際運動問題，也談了一些具體國家的問題，卻只字未提中蘇條約。但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必須提這個問題。在談話最后，毛澤東直接問斯大林：周恩來是否應該到莫斯科來？毛澤東的意思非常明確：周恩來到莫斯科來，就是要與蘇聯方面另訂新約。斯大林卻回答說：“政府主席既已來此，內閣總理又來，則在對外觀感上可能有不利影響，研究結果還是認為恩來以不來為宜。”斯大林的意思也非常明顯，就是不愿意另訂中蘇新約。

斯大林祝壽儀式結束后，來參加儀式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已全部回國，但毛澤東卻堅持住下來不走。毛澤東這一住，就是10多天。在這10多天里，斯大林雖然每天都讓人打電話問候毛澤東，但就是不提條約問題，也不安排與毛澤東會見。

毛澤東發火了

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具有超出常人的忍耐性。他一忍就是10多天。在這10多天里，毛澤東除了與國內保持聯系，每天就是讀書。

一天，蘇聯的聯絡員和蘇方翻譯來見毛澤東，毛澤東當面向他們發了火。毛澤東說：我來莫斯科，不光是來祝壽的。你們還要保持和國民黨政府的條約。那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毛澤東以他在莫斯科從未有過的激烈言詞，表達了他的強烈憤怒和不滿。

就在毛澤東發火前后，國際上出現了兩個新情況：一是一些非社會主義國家如英國、印度、緬甸表示要承認新中國。其中，英國是資本主義世界重要國家、制定雅爾塔協定框架的參加者；印度是蘇聯在亞洲重要的友好國家；緬甸是蘇聯認為發展共產主義事業很有潛力的亞洲國家之一。這三個國家承認新中國，分量是很重的。二是英國通訊社發表一條消息稱：毛澤東已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軟禁。這條明顯屬于造謠的消息卻引起蘇聯方面的緊張，因為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斯大林是支持王明不支持毛澤東的。這兩個新情況，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他聽了毛澤東發火的匯報，感覺到毛澤東不解決條約問題決不回國的堅定意志。在此情況下，蘇聯方面向毛澤東提出請求，請他發表一個答塔斯社記者問，以澄清毛澤東在莫斯科被扣的事實，使謠言不攻自破。毛澤東同意了。

1950年1月1日，毛澤東會見蘇聯的羅申。在談到那些想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時，毛澤東專門指出：“如果它們真誠希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它們就應該首先同蔣介石斷絕一切相互關系，斷然放棄對這個政權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并對此發表聲明。在這些國家政府接受中國政府上述建議的條件下，緬甸和印度政府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北京談判。”這些話明顯是說給蘇聯聽的。毛澤東還表示：“希望會見斯大林，進行實質性會談。”當天，毛澤東在會見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來和毛澤東會談的柯瓦廖夫時再次提出：“我想同斯大林同志再會見幾次，以便討論對記者談話中提到的問題和其他問題。”聽了柯瓦廖夫的匯報后斯大林開始采取主動，打破僵局。他安排蘇聯方面起草了一份毛澤東答塔斯社記者問的稿子。稿子按照斯大林的意見，以毛澤東的口氣首次提出：我此次來蘇聯，第一位的，是要解決中蘇之間另訂新約問題，還有貸款、貿易及協定等其他問題。斯大林用這種方式告訴毛澤東，也告訴全世界：蘇聯方面已經決定廢除與國民黨簽訂的中蘇舊約，與新中國另訂立新條約。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這表明“斯大林同志改變觀點了”。

蘇聯方面把這個稿子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表示：“好，可以發表。”在蘇聯方面安排下，毛澤東搞了答塔斯社記者問的活動。1月2日，蘇聯《真理報》發表毛澤東對塔斯社記者的談話。毛澤東在談話中明確表示：他在蘇聯要解決的問題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

毛澤東答塔斯社記者問第二天，斯大林派莫洛托夫等人代表他來見毛澤東，專門談中蘇條約問題。莫洛托夫等人與毛澤東一見面就表示，斯大林同志是要我們來征求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出于靈活性考慮，毛澤東提出了三個辦法：一是廢除中蘇舊約，另訂條約；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發表一個聯合公報，以此說明兩國新關系；三是中蘇兩國政府簽署一個聯合聲明，說明兩國新關系。蘇聯方面也明白毛澤東的意思，立即表示：第一個辦法好，還表示，周恩來可以來莫斯科。對此，毛澤東自然內心十分高興。1950年1月2日晚，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斯大林已經改變立場的情況。毛澤東在電報中，還確定了周恩來來莫斯科的時間，同時提出，請周恩來考慮，是否請李富春或者其他同志也來莫斯科，協助周恩來工作。

“斯大林還是可以跟人家妥協的”

接著，毛澤東就等周恩來到莫斯科了。此時毛澤東的心情是愉快、輕松的。從1950年1月11日晚起，他按蘇聯方面的安排，去莫斯科及以外的地方參觀，到1月17日才回到莫斯科。此時周恩來已經在赴蘇途中。毛澤東一回到住處即與正在列車上的周恩來通了電話，重點是談將要與蘇聯方面訂立條約的內容。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對重大問題和細節進行深入思考。周恩來一到莫斯科就去毛澤東的住處。在這里，中國同志一起開會討論與蘇聯方面會談的內容，做好準備工作。

1月22日，中蘇雙方舉行高級會談，主要內容是中蘇條約問題、中長鐵路問題、旅順口問題、大連問題。這些都是事關新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問題。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除毛澤東、周恩來外，還有李富春、王稼祥等人。蘇聯方面參加會談的除斯大林外，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維辛斯基等人。會談一開始斯大林就主動提出，必須對1945年的中蘇條約進行修改，那個條約訂立的基礎，是反對日本的戰爭，現在戰爭已經結束，日本已經投降，那個條約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必須根本改變。聽了斯大林的話，毛澤東很高興。他講了中蘇新條約與舊條約的根本區別，說：中蘇訂立新條約的作用是鞏固中蘇友好關系，把保證兩國繁榮昌盛的東西固定下來，防止日本侵略。毛澤東還談到了中蘇新約應該包括的范圍，即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合作，最重要的是經濟合作。毛澤東還講了一個意見：在條約中應該把中蘇兩國關于國際問題的看法寫上。斯大林高興地說：當然要寫上。毛澤東談到旅順口和大連問題時說：“我們應從中蘇雙方的利益出發。”斯大林表示：“我們認為旅順口協定是不平等的，既然我們主張修改協定，那就要改得徹底。”斯大林還說：“我們不打算保障蘇聯在大連的任何權益。是否把大連變成一個自由港，由中國自己決定。”談判很順利，雙方在重大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這就為訂立中蘇新約奠定了基礎。

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和斯大林出席《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定的簽字儀式

此后訂立中蘇新約的具體會談，在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與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之間進行。毛澤東和斯大林雖然都沒有再出面，但他們各自聽自己方面的代表匯報，提出指導意見。雙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接下來就進入起草新約草案環節。蘇方先起草了一個草案，但是中方看后不十分滿意。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重新寫了一個草案。為了將新約與舊約區別開來，毛澤東親筆在條約草案原來名稱中加上了“互助”二字，這樣，就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周恩來立即要求將此稿譯成俄文，轉給蘇聯方面。斯大林閱讀后，立即表示同意。這個重大問題就這樣定了下來。毛澤東后來說：“斯大林還是可以跟人家妥協的。我們跟他就有不同意見，我們要訂中蘇條約，他不要訂。等到他答應訂了，我們要中長鐵路，他就不給。但是老虎口里的肉還是可以拿出來的。”

1950年2月14日，中蘇雙方舉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簽字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簽字，蘇聯方面由維辛斯基外長簽字。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外簽訂的第一個雙邊關系條約。條約全文包括前言和6個條款，有效期為30年。條約的總原則是“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新約保障了新中國的國家安全。條約規定，締約國雙方保證“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于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新約還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爭取到了蘇聯援助。條約規定：“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與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系，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并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除簽訂新約外，中蘇雙方還發表了《中蘇兩國關于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的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蘇間所締結之相當的條約與協定，均失去其效力。”

雙方在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簽署了《中蘇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中蘇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前一個協定規定：不遲于1952年末，“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并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對日和約締結后，必須處理大連港問題”,“大連的行政，則完全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這個協定結束了中國領土上有外國軍隊駐扎的歷史，在收回中國的國家主權的同時還取得了中東鐵路全部財產和當時來說屬于先進的海軍基地。后一個協定規定：自1950年至1954年五年內，蘇聯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年利率為1%。蘇聯以機器設備和器材支付，中國以蘇聯急需的鎢、錫、銻等戰略物資償還。這個協定為新中國恢復和發展經濟爭取到第一筆外資，對于新中國經濟建設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作用。同時，中蘇雙方還達成在中國創辦石油、有色金屬、民航和造船4個合營公司的協議。這4個公司中的蘇方股份是臨時性質的，協議規定，中國于1955年初全部買回股份。這是新中國引進和利用外資具體方式的一種嘗試，實踐證明是成功的。

1950年2月15日《松江日報》關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報道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標志著新中國與蘇聯之間建立的是完全平等的新型全面合作關系，也在當時維護了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它與舊中國被迫簽訂的喪權辱國條約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是新中國外交的勝利，也是當時國際政治中的重大事件。1950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評價這個條約說：“這個條約是愛國主義的條約，又是國際主義的條約。”

毛澤東在訂立這個條約過程中，展現出了他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從事重大外交活動的風范，這個風范的突出點就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正如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回憶與斯大林談判中蘇條約問題時所說的：“我的態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爭；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堅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