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前頭二十里就是清澗河。”——1947年5月3日，警衛員低聲提醒。毛澤東撣了撣草帽上的塵土，側耳聽著西北風呼嘯。此刻，他正領著中共中央機關穿行在陜北溝壑間，從延安向晉北機動轉移。一支黨史上罕見的戰略行軍，就在這漫天黃土里展開。

離開延安當天，敵機不斷盤旋，山谷里傳來悶悶的爆炸聲。照理說，這是一段人人緊張的旅程，可毛澤東卻哼起了戲曲《空城計》的末段。哼到“打聽得司馬領兵向西行”，他忽然停住，笑著對任弼時說：“胡宗南、蔣介石都不如司馬懿。”這句話后來被隨行秘書記在日記里，成為陜北轉戰中一個頗具戲劇色彩的瞬間。

為何毛澤東會拿遠在公元三世紀的司馬懿，同手握重兵的胡宗南、蔣介石相提并論？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到他少年時代。1910年前后，湖南韶山沖的私塾里，十三歲的毛澤東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三國演義》第一回的“宴桃園豪杰三結義”。他自己回憶：“書讀到精彩處，常常拍案而起，恨不得扯旗上馬。”古人兵法和農民起義故事，對他后來軍事思維的孕育影響極深。

進入井岡山后，他才真正把小說里的情節轉化為現實操作。為了說服戰士們主動破襲敵軍補給，他舉出黃忠“年老卻能斬夏侯淵”的故事，強調斗志比年齡更關鍵。就這樣，一部《三國演義》成了紅軍夜幕行軍的“精神口糧”。

延安時期，他又把對三國人物的研究推向系統化。開會討論戰略，他會隨手畫出一張“官渡態勢圖”；審閱干部教育文件時，他要求教員講“官民關系”，并讓大家讀《郭嘉傳》。讀書不是為了掉書袋，而是尋找最契合中國革命土壤的經驗。有人統計，毛澤東公開評價過的三國人物超過三十位，其中最復雜的一對評價，就是諸葛亮與司馬懿。

對諸葛亮，他用“鞠躬盡瘁”四字高度肯定；對司馬懿，則在1940年前后完成了一次“改判”。最初他曾把司馬懿與王莽并列為“篡漢”的典型，后來卻說司馬懿“善于保存實力，懂得取舍，格局比同輩梟雄大”。這種態度轉變，與抗戰后期中共提出的“戰略持久、靈活機動”方針密不可分。張思德犧牲那年，他在窯洞里評論：“用兵貴在能忍，能忍才能成全大局，司馬懿的長處就在這里。”

回到1947年陜北。國民黨集結三十萬兵力，試圖“一口吃掉延安”。毛澤東沒有選擇死守，而是主動騰挪，與華北、華東戰場呼應，誘敵深入。這個思路，正暗合司馬懿對諸葛亮“五丈原”疲戰的拖字訣。“暫避鋒芒，另擇要害”，不僅讓胡宗南的重兵陷入大荒漠補給困難，也給人民解放軍創造了分割殲滅的機會。數月后，陳賡、習仲勛部在蟠龍、沙家店接連取勝，胡宗南元氣大傷。任弼時回憶，聽到捷報當天，毛澤東露出難得的頑皮笑容：“這回司馬懿要是活著，也得說咱們這幾下子夠狠。”

有人疑惑：蔣介石身經百戰，怎么就“比不上司馬懿”？毛澤東給出的解釋只有一句：“目光短。”在他看來，蔣介石習慣依賴外援、懼怕風險，為短期勝負犧牲長期布局；司馬懿恰恰相反，能忍能狠，懂得在逆勢中搶奪主動權。所以，他對將領們強調：“打仗不是比膽子大，而是比誰更能熬。”這句看似樸素的口頭禪，其實暗含“用持久戰改寫戰局”的戰略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替曹操“洗白”也早于這次撤離。1950年代他數次跟歷史學家座談，說舊戲把曹操化成白臉奸臣“實在冤枉”，要求讓青年“讀正史，看真相”。在他心目中，曹操、司馬懿是一條歷史鏈上的兩個環節：一個統一北方，一個奠基晉朝。能否透視這條鏈條，決定著看待古人是非的眼光高度。

當然，他從未把司馬懿理想化。路過安塞鎮時，同志們圍爐夜話，他點評“空城計”：司馬懿的疑心救了他，卻也限制了創造性；諸葛亮的膽識保住了城，卻依賴敵人的猶豫。故事告訴我們，“善弈者謀勢”，格局第一，招數第二。有同志問：“那我們該學誰？”他擺手道：“學個精神，別學個殼子。”

陜北轉戰持續近一年。機關幾次脫險，都與預設的機動路線有關，這些預設又與他反復研究三國戰例相互印證。每當夜深人靜，毛澤東會讓機要秘書念一段《魏書·武帝紀》或者《三國志·蜀書》，借史料校對當天判斷。他說：“史，就像旱天云腳，看得多了，哪邊下雨心里有數。”

行軍至臨縣時，他給遠在東北的林彪發電：雙方要像司馬懿那樣“穩”，又像諸葛亮那樣“勤”。電文里只有區區六十余字，卻成了當年全國戰略配合的方向標。

1948年春，黨中央順利抵達晉綏解放區，陜北戰場反守為攻。回顧這一段驚心動魄的行軍，很多干部感嘆“險若空城”。毛澤東則擺擺手：“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可別只看熱鬧。古人留下的，不是幾段掌故，而是活生生的選擇。”

后來人把這句話和“胡宗南、蔣介石都不如司馬懿”并列，認為它折射出毛澤東對時局與人性的雙重洞察：既能看見瞬間的刀光劍影，也能預判長河里的潮起潮落。我個人覺得，真正值得記住的不只是某個比喻，而是他那種隨時把紙上兵法轉化為手中主動權的能力——讀書讀到血脈里，故事就不再是故事，而是下一步路該怎么走的燈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