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應是孩子成長的搖籃，是培育夢想的起點，是人生路途中最為溫暖的棲息地。

父母理應扮演好引導教育孩子的角色。

可是當原生家庭的環境惡劣，父母的教育方式失當，孩子不僅會缺失正常的處事觀念，甚至可能陷入心理問題的泥沼。

2011年，一場特殊的官司在上海開庭審理。

被告席上站著的，竟是一位兒子，而受害者則是他的親生母親。

這便是轟動一時的上海機場刺母案...

1.

2011年3月31日，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內，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

人來人往，行李箱的滾輪聲、人們的交談聲交織在一起。

突然一陣驚呼打破了這份喧囂。

一位女士身中數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鮮血迅速在周圍蔓延開來。

一位外籍男士見狀，立刻沖上前去。

他迅速扯下一條毛巾，用力按壓住女士的傷口，試圖為她止血。

同時他不停地輕聲提醒著：“保持呼吸，保持清醒。”

而這一幕，被路過的行人用手機拍了下來。

躺在地上的顧女士，是一位滿心歡喜來機場接留學回國兒子的母親。

她怎么也沒想到，等待她的竟是這樣一場噩夢。

剛剛下飛機的兒子，連續向她砍刺九刀。

她的肝、膽、腎都不同程度地破裂，可見兒子下手之狠。

在連刺母親九刀后，那兒子竟頭也不回地轉身離去，留下奄奄一息的母親，全然不顧她的死活。

傷勢嚴重的顧女士，看著兒子遠去的背影，視線逐漸模糊。

直到醫護人員匆匆趕到，那位救人的外籍男士才默默離開，甚至沒來得及和顧女士說上一聲感謝。

兩個離去的背影，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

最親近的兒子拔刀相向，要置自己于死地；而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卻把她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經過緊急治療，顧女士保住了性命。

若不是當初有人及時幫助止血，后果不堪設想。

2.

在醫院里，清醒后的顧女士陷入了發燒虛弱的狀態。

面對聞訊趕來的媒體采訪，她雖然滿臉心有余悸，卻仍在幫兒子開脫。

“畢竟這是自己兒子，也是一直都很聽話的好孩子啊。可能這一次呢，自己說的話確實刺激到了他。這個事情也超乎了自己的想象，猝不及防。但希望不要追究他的責任，他還年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沒辦法，這也是我的命。”顧女士聲音微弱，眼中滿是無奈與痛苦。

事件中，顧女士的兒子化名汪佳晶，后面我們就稱呼他為小汪。

事發半小時后，小汪就被警方拘捕。

在接受訊問時，他交代了自己做出這種瘋狂舉動的原因。

原來他向母親索要學費，可母親不想再寄錢給他。

兩人在電話里說不清楚，于是小汪就從東京飛回上海，專門來催討學費。

兩人一見面，母親又當面說以后不給錢了，這導致小汪情緒徹底失控。

“我腦子一下子空白了。”小汪喃喃自語道。

可僅僅因為學費問題，就要弒母，這在外界看來，實在是毫無人性、喪心病狂。

一個受著高等教育、在海外留學多年的留學生，不知感恩，反而變成了手刃母親的孽子。

這讓人不禁思考，在這無法理解的行為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才促成了這場悲劇？

他又如何變成了這般冷血？這一家人又經歷了什么呢？

3.

24歲的小汪是上海人。

小時候的他，是一個安靜聽話的乖孩子。

父母也一直對他寄予厚望，望子成龍，希望他學業有成。

可是小汪的父親卻酗酒成性，脾氣暴躁。

在小汪的成長過程中，他承受了太多的壓力。

父親的動輒打罵，讓他內心充滿了恐懼。

對于丈夫的脾氣和對待孩子的方式，顧女士十分不認同。

每次兒子在遭遇父親的打罵之后，為了安撫他受傷的心靈，顧女士就會選擇用物質來彌補。

她試圖用自己的做法，盡量減小父親給孩子帶來的影響。

小汪到了中學之后，成績并不理想。

但父親為了自己的面子，執意給他填報了兩所重點高中。

這與小汪的成績完全不匹配，巨大的壓力讓他感覺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不出所料，中考他失敗落榜，陷入了無學可上的局面。

也正因為如此，此后的半年時間，他在父親口中多了一個稱呼——“傻子”。

父親又不愿意讓他念中專，便想到了一個辦法。

自己的姐姐，也就是小汪的姑媽嫁到了日本。

于是在2007年，父親把19歲的小汪送去了日本讀書。

小汪在姑媽家里，能省下一筆費用，還能有人照顧。

就這樣，小汪來到了日本。

起初他一直住在姑媽家。因為沒有語言基礎，他先要讀語言學校，再考日本大學。

可是這樣的生活僅僅維持了三個月。

姑媽患有抑郁癥已經10年了，加上處在更年期，性格容易暴躁。

小汪在那里受了很多約束，晚上九點前必須睡覺，上網時間不能超過40分鐘等等。

如果有哪條沒做好，姑媽就會大發雷霆。

寄人籬下的滋味實在不好受，小汪決定不再住在姑媽家，自己在外面租房居住。

單獨居住之后，小汪就和姑媽沒有任何聯系了。

沒了依靠，唯一能維持他生活的，就是家里的經濟支持。

后來他考入了日本大學經濟學專業。

這時候，他也能打工賺些錢了，做過居酒屋的領班、商店的職員，可賺的錢遠遠不夠用，主要還是得靠家里的支持。

4.

小汪在日本的生活，表面上看風光愜意，可家里的經濟狀況其實并不好。

甚至他們家都沒有自己的房子。

前幾年，他們家老房子拆遷，拿到了一筆錢，可也沒能買上新房，就是為了供小汪到日本留學。

可小汪從來沒有關心過自己的父母，他們的交集僅僅是要錢。

而家里的真實情況、父母的狀況，他也不過問，更不在乎。

這些年父母究竟是怎么過來的，他也一無所知。

小汪去了日本以后，父母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顧女士因為不能忍受丈夫的暴力，提出了離婚。

離婚后，丈夫凍結了剩余的全部拆遷款，還對顧女士說：“你媽有錢，以后找她要去。”

這讓顧女士心力交瘁。

顧女士并沒有穩定的工作，曾經是商店的營業員，后來又去一家服裝公司上班，每個月收入六七千元。

但兒子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卻要二三十萬。

為了湊這個錢，她生活得極為節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

在平日里，她幾乎不吃肉，有什么吃什么。

上下班只靠步行，后來為了省點租房子的費用，干脆搬到了娘家，盡可能地省錢寄給兒子。

后來壓力越來越大，母親的工資在維持家里的日常開銷后所剩無幾。

萬般無奈之下，她借起了高利貸。

考慮到兒子一個人在國外讀書壓力也很大，她就沒有告訴兒子這個情況。

面對兒子打電話索要學費，她想盡一切辦法湊錢寄過去，對兒子無度的索取保持隱忍和沉默。

即便背后的辛酸和真實情況兒子并不知道，她認為只要自己扛下來就行。

可這也成了小汪判斷母親有錢的依據。

也就在這個時候，小汪的生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在日本期間，他的恐懼和煩躁幾乎無人可以分擔，性格開始變得易怒、敏感。

從2008年開始，他總能感覺身邊的人都在針對他。

5.

在超市當收銀員的時候，他感覺每個顧客都要傷害他，還懷疑同事把他的衣服給弄壞了。

于是他把對方的戒指扔到地上踩壞來報復。

事后同事報警，說小汪莫名其妙，自己從來沒有對他產生過敵意，突然之間就變得很狂躁。

最終小汪以器物損壞罪被判刑六個月，緩期執行。

雖然暫時沒有服刑，但還是在拘留所里待了一段時間。

家里人在事發半個月之后才知道這個事情。

小汪被判刑的那個學期，所有的學分為零。

之后由于學校不能再為他提供擔保，他也就無法再靠打工賺錢生活了。

無法賺錢，所有的開銷都壓在了母親的身上。

小汪的性格開始變得越來越古怪，還出現了幻聽癥狀。

他總和親戚說能感覺到有人在針對他，總能聽見有人罵他。

他在電腦和手機里還聽見了別人的聲音，就砸了電腦和手機，再買新的，花銷自然也就越來越大。

因為總是擔心有人要害自己，他開始不斷搬家。

在案發前的最后一個月，房租已經高達每個月12000元人民幣。

因為這個房子有保安，不會有人追殺，讓他感覺很安全。

但還是會出現各種針對他的人，他很難和別人和平相處，隨身攜帶兩把刀用來防身。

有一次他和鄰居發生了矛盾，直接掏刀砍傷了對方，結果被拘留了20天。

這加重了他精神上的壓力，他總感覺自己的衣服上沾了血，不斷扔掉，然后買新衣服穿。

到2009年之前，家里還可以想辦法支付他的學費。

可到后期，母親借的高利貸本息加起來已經高達幾十萬。

小汪每次在日本打越洋電話回來跟家里要錢，母親實在熬不住了，就勸孩子：“不行，就放棄留學回國發展吧。”結果兒子拒絕了。

小汪徹底沒有了安全感，確信有人在跟蹤、竊聽、監視他。

因為耳朵里總能聽到有人和他說話，他還專門去醫院看過耳朵，結果耳朵沒有問題。

他又去問醫生，有沒有這種可能，是有人利用高科技在他的腦中植入了類似芯片的東西。

醫生的結論是：“你可能是有精神病啊，建議去查一查。”

這句話本是出于現實的角度出發，但小汪卻感覺醫生在侮辱他，兩個人就吵了起來，最后小汪憤然離開。

雖然他也和母親打電話提過這個事情，但沒有引起母親的重視。

顧女士也感覺到兒子的異常，但并沒有太過在意，一直認為那是小汪在日本學壞了，但是問題不大，再熬2年他就能畢業，就一切都好了。

可現實問題還是擺在了眼前，高額的費用很難再湊齊。

母子間的親密也被越來越多的爭吵所替代。

小汪一開始要錢，顧女士說沒有。

后來小汪一鬧，錢就有了，他就感覺這個辦法有用，而且家里還是有錢的。

可顧女士的工作和收入，肯定沒有辦法一直維持。

到后來，她開始無法按時給兒子匯款。

即便到了這種情況，她還是沒有和兒子說明真相，也為悲劇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