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警察嗎？我鄰居家出事了！”

他是人人敬仰的清華教授，收養癱瘓女童九年，被譽為“在世圣人”。

可我卻從他死寂的房子和深夜詭異的敲擊聲中，感到刺骨的寒意。

我的警告被當成笑話，直到那個雨夜，我終于撥通了報警電話。

當警察推開那扇緊閉的房門，看清門內場景的瞬間，身體像是被同時施了定身法一樣，猛地僵在了原地。

01

我們這條住了幾代人的老胡同里，出了一個所有人都公認的圣人，他叫王建國。

這話最早是從胡同口棋牌室的老李頭嘴里傳出來的，他唾沫橫飛地跟一屋子閑人吹噓，說自己祖上積德，這輩子才能跟清華大學的教授當鄰居，出門跟人說起來，臉上都有光。

一屋子的人都跟著點頭稱是，七嘴八舌地補充著王教授的光輝形象，說他戴著金絲眼鏡，看著就文質彬彬；說他走路帶風，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還說他說話慢條斯理，從來沒跟人紅過臉，那學問和修養，真是沒得挑。

我叫老張，在胡同里住了大半輩子，就住王教授家對門。

我退休前在鋼廠掄了三十年大錘，沒什么文化，但我知道，大伙兒這么敬重王教授，甚至把他捧上神壇，絕不僅僅因為他頭頂上那“清華教授”的光環。

真正讓王建國在我們這條平凡甚至有些破敗的胡同里封神的，是他九年前做的一件大事。

那一年，功成名就、還是單身一人的王教授，破天荒地從市孤兒院里，領養了一個小姑娘。

這事兒在當時就是個不大不小的新聞，換成一般人家，頂多算是個積德行善的善舉。

但王教授領回來的這個孩子，情況太特殊了。

那是一個全身癱瘓的女娃，聽孤兒院的護工說，那孩子打小一場高燒壞了神經，脖子底下就跟面條似的，完全動彈不了，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一切，都得靠人伺候，都得在床上解決。

一個四十出頭、前途無量的單身男教授，沒有老婆幫忙，沒有老人搭手，要去照顧這么一個可以說毫無希望、甚至是個累贅的孩子，他到底圖個什么呢。

胡同里沒人想得通，連居委會的大媽都私下里直搖頭。

可正因為想不通，大家對王教授的敬佩，才來得那么真切，那么五體投地。

所有人都說，王教授這是真正的菩薩心腸，是把書本里的知識，內化成了普度眾生的大愛。

我的兒女都在外地工作，老伴兒前幾年也走了，這空蕩蕩的家里就剩我一個孤老頭子，每天除了遛鳥，就是坐在門口發呆。

于是，觀察對門王教授家那扇常年緊閉的深紅色木門，就成了我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

我看著那個叫小雅的癱瘓女孩被王教授抱著，第一次進入那扇門。

她很瘦小，腦袋歪在王教授的肩膀上，一雙大眼睛里，看不出什么情緒。

也就是從那天起，我慢慢發覺，那扇被鄰里街坊的贊譽鍍上了一層金光的門背后，那個所謂的“模范家庭”，透著一股子說不出的怪異。

九年了，胡同里的孩子換了一代又一代，今天東家打碎了西家的窗戶，明天西家扯了東家的發廊，哭聲、笑聲、大人的叫罵聲，一天到晚好不熱鬧。

可王教授的家里，卻像是胡同里的一個隔音罩，永遠安安靜靜。

我從來，從來沒有聽到過那個女孩的一點聲音。

她不會哭，不會笑，不會因為無聊而哼唧，更不會像別的孩子一樣吵著要看動畫片。

她就像一個不存在的影子，被那位“圣人”教授，無聲無息地藏在了那棟安靜得讓人心里發毛的房子里。

02

起初的一兩年，我跟其他人一樣，覺得是那孩子病情太嚴重，可能傷了聲帶，發不出聲音。

我還時常感慨，王教授真是不容易，守著這么一個不會給任何回應的孩子，日復一日，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愛心。

可日子一長，我心里的疙瘩就越來越大。

一個人，就算他是個圣人，他也得食人間煙火吧。

王教授每天的生活，規律得像一臺沒有感情的機器。

早上七點整，深紅色的木門會準時打開，他提著一個黑色的皮質公文包，穿著熨燙得沒有一絲褶皺的襯衫，風度翩翩地去學校上課。

下午五點半，不多一分，不少一分，他又會準時出現在胡同口，手里多一個菜籃子，里面裝著的，永遠是那么幾樣：一小捆青菜，一塊豆腐，還有一小條精瘦肉。

那分量，我用眼睛就能估摸出來，不多不少，剛好夠一個注重養生的成年男人吃一頓。

我心里就犯嘀咕，那孩子吃什么呢？

一個正在長身體的小姑娘，總不能天天跟著大人吃這些清湯寡水的東西吧？她就不想吃點零嘴，喝點酸奶，嘗嘗外面世界的味道嗎？

九年里，我從沒見過王教授給家里買過一包餅干，一個水果，或者一瓶小孩子喝的飲料。

有一回，胡同里來了個搖著撥浪鼓賣麥芽糖的，那“叮叮當”的聲音，是刻在我們這代人骨子里的甜蜜回憶。

各家各戶的小孩都瘋了似地跑出來，圍著那賣糖的老頭，吵著鬧著讓大人掏錢。

我鬼使神差地，就扭頭多看了王教授家那緊閉的窗戶幾眼。

他家的窗簾，是一種厚重的、壓抑的深灰色，一年四季，都拉得密不透風，像一道鐵幕，隔絕了里面和外面的一切。

那天，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歡笑，只有那扇窗簾背后，什么動靜都沒有。

仿佛那里面住的，不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女，而是一個早已斬斷七情六欲，遁入空門的苦行僧。

真正讓我心里開始發毛的，是五年前的一件事。

那天，一個快遞小哥敲錯了門，把一個給王教授的包裹送到了我這兒。

我拿在手里掂了掂，不重，但包裹單上“物品”那一欄，寫著“醫用耗材”四個字。

我當時沒多想，等王教授回來的時候，就提著包裹給他送了過去。

“王教授，您的快遞，剛才送錯了。”我笑著說。

王教授看到我手里的包裹，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雖然只有一瞬間，但我看清了。

他接過包裹，手指下意識地蜷縮了一下，幾乎是把包裹從我手里“奪”過去的。

“多謝張師傅，麻煩您了。”他嘴上客氣著，但那眼神里一閃而過的警惕和慌亂，卻沒能逃過我的眼睛。

他轉身進門的時候，我看到他飛快地用身體擋住了我的視線，似乎生怕我多看一眼那個包裹。

從那以后，我又陸續撞見過幾次類似的場景。

他會提著一些印著藥店標志的塑料袋回家，但總是步履匆匆，像是怕被人看見一樣。

我心里納悶，孩子生病，買藥不是天經地義嗎？他干嘛要弄得跟做賊似的。

那感覺，就好像他想讓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照顧一個癱瘓女孩，卻又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他是“如何”照顧的。

這種矛盾，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讓那棟房子在我眼里，越發神秘和詭異起來。

03

我開始變得有些神經質，老伴兒去世后，我晚上睡眠淺，有點動靜就容易醒。

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斷斷續續地，在深夜里聽到從對門傳來的，一些奇怪的聲音。

那不是孩子的哭聲，也不是大人的說話聲。

那是一種很有節奏的、沉悶的“咚、咚、咚”的聲響，像是有人在用什么鈍器，不緊不慢地敲打著什么厚實的東西。

聲音很壓抑，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經很微弱了，但我能確定，那不是我的幻覺。

有時候，這聲音會持續十幾分鐘，有時候，就響幾下便停了。

我琢磨了很久，也想不通那是什么聲音。

裝修？不可能，他家九年沒動過一磚一瓦。

難道是王教授在書房做什么木工活？可誰會三更半夜地做這個。

我把我的疑惑跟棋牌室的老李頭他們念叨過一次。

結果，老李頭眼一瞪，把麻將牌拍得山響，說：“老張，你是不是一個人待久了，腦子不清醒了？王教授那是文化人，夜里肯定是在看書做學問，你聽到的，保不齊就是人家思考問題時，用手指敲桌子的聲音！”

旁邊的人也跟著附和：“就是，你個老頭子懂什么，別整天盯著人家不放，小心人家告你騷擾！”

我被他們搶白得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是啊，在他們眼里，王教授做的一切都是對的，而我，就是一個思想齷齪、無事生非的孤僻老頭。

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疑神疑鬼。

直到三年前那個刮著白毛風的冬夜，我起夜上廁所，不經意地往窗外掃了一眼。

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了永生難忘的一幕。

王教授家二樓，那個屬于小雅的房間，那厚重的窗簾，被人從里面猛地掀開了一道縫隙。

一張慘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的小臉，就那么死死地貼在冰冷的玻璃上。

那張臉瘦得脫了相，兩頰深陷，眼睛卻大得嚇人。

她就那么直勾勾地看著窗外漆黑的夜，眼神里沒有孩子該有的好奇，也沒有對外面世界的向往。

那里面，只有一種我無法形容的、被抽干了所有情感的、空洞的恐懼。

就像一只被關在不見天日的鐵籠里太久的鳥，已經徹底忘了天空是什么顏色。

我嚇得渾身一個激靈，手里的水杯都差點掉在地上。

我想再看仔細一點，確認那是不是我的錯覺。

可就在我眨眼的工夫，那道窗簾，又“唰”的一聲被拉上了，比拉開時更快，更決絕，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操控著這一切。

第二天，我頂著兩個黑眼圈，在門口堵住了正要去上班的王教授。

我鼓足了勇氣，裝作不經意地問：“王教授，早啊。昨兒晚上風那么大，打雷閃電的，沒嚇著孩子吧？”

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金絲眼鏡，臉上掛著那種永遠不會出錯的、完美的微笑。

“多謝張師傅關心。”他看著我，一字一頓地，清晰地說道，“小雅她很乖，膽子也大，早就習慣了。她從來不哭不鬧，非常省心。”

他說“從來不哭不鬧”這幾個字的時候，嘴角那抹微笑的弧度，沒有絲毫變化。

可我卻從他的眼神深處，捕捉到了一絲警告的意味。

他在告訴我，不要多管閑事。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疑慮，都被證實了。

這個男人，有問題。

04

從那天以后，我就像個秘密警察，所有心思都花在了監視對門那棟房子上。

我不敢再跟任何人說起我的懷疑，因為我知道，不會有人相信我。

在這個所有人都選擇相信美好的胡同里，我成了唯一的異類。

這種孤獨的堅持，讓我備受煎熬。

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發生在上個星期天的那個瓢潑大雨之夜。

那天傍晚，王教授家里難得地熱鬧了起來，是他學校的幾個同事來看他，車子就停在胡同口，一個個西裝革履，看著都挺有派頭。

隔著重重的雨簾，我能看到他家客廳明亮的燈光，也能隱約聽到里面傳出陣陣克制的、文化人之間特有的笑聲。

我心里甚至產生了一絲動搖，或許，真是我自己想多了？你看，他也能這么正常地社交，這么好客。

然而，到了晚上九點多，客人們酒足飯TBD，陸續起身告辭。

王教授把他們一一送到門口，撐著一把黑色的雨傘，臉上掛著熱情而得體的笑容，與每一個人握手道別，盡顯主人的風范。

就在最后一輛車的尾燈消失在胡同盡頭，他收起雨傘，轉身準備關上那扇深紅色木門的一剎那。

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的臉，在門廊燈光慘白的映照下，瞬間垮了下來。

那種溫和的、禮貌的笑容，就像一副戴久了的面具，被他自己猛地扯掉。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法掩飾的、混合著極度厭惡和疲憊的陰冷表情。

那張臉，陌生得讓我從心底里感到一陣寒意。

他“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大概過了半個多小時，就在我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那陣熟悉的、讓我心神不寧的聲音，又響起來了。

“咚、咚、咚……”

還是那種沉悶的、極有節奏的敲擊聲。

在寂靜的雨夜里，這聲音仿佛被放大了無數倍，一下，一下，又一下，執著地、冷酷地敲擊著，仿佛要敲到地老天荒。

我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頭，可那聲音卻像有穿透力一樣，直直地鉆進我的耳膜，敲打著我脆弱的神經。

我感覺自己快要瘋了。

就在這時，那“咚咚”聲戛然而止。

緊接著，我聽到了一聲尖銳的、清脆的、像是玻璃或者瓷器被狠狠砸碎的聲音。

然后，一切都歸于了沉寂。

一種可怕的、令人窒息的、仿佛連空氣都凝固了的沉寂。

那一瞬間，我再也躺不住了。

我從床上一躍而起，連鞋都沒穿，光著腳沖到窗戶邊，死死地盯著對門那棟房子。

那棟房子，像一頭吞噬了所有聲響的巨獸，在黑暗和雨幕中，安靜地匍匐著，散發著不祥的氣息。

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像無數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我的心臟。

我知道，今晚，我必須要做點什么了。

我拿起那部老舊的電話，手指因為顫抖，撥了好幾次才撥對號碼。

我知道，這個電話一旦打出去，如果最后證明什么事都沒有，我就會成為整個胡同、乃至整個社會的笑柄，一個誣陷“圣人”的瘋老頭。

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打這個電話，萬一……萬一真的出事了，我的良心，會譴責我一輩子。

電話接通了。

“喂……警察同志嗎？我要報警……”我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和平里胡同，11號……我鄰居家，可能出事了……”

警察來得比我想象中要快，閃爍的紅藍警燈無聲地劃破了胡同的寧靜，驚醒了左鄰右舍。

兩名警察下了車，敲響了王建國的大門。

開門的，正是王建國自己。

他已經換上了一身灰色的棉質睡衣，頭發有些濕漉漉的，但神情卻異常鎮定，甚至帶著一絲被打擾清夢的禮貌性的不悅。

“警察同志，深夜到訪，請問有什么事嗎？”他扶了扶眼鏡，語氣平靜得聽不出任何破綻。

“我們接到報警，”其中一個高個子警察開口，目光銳利地掃視著他，“有市民舉報，說您家里有異常響動，懷疑可能存在家庭暴力，我們需要進行一次例行查訪，確認一下您家里孩子的安全情況。”

聽到“家庭暴力”四個字，王教授的嘴角，勾起一抹幾乎無法察覺的、帶著輕蔑的冷笑。

“警察同志，你們恐怕是搞錯了。”他側過頭，意有所指地朝我家的方向瞥了一眼，“我的鄰居，張師傅，他年紀大了，一個人住，可能精神上有些……孤獨和敏感，總是有些幻聽。我女兒很好，已經睡熟了，現在去打擾她，恐怕不太方便。”

他說著，就想把門關上，結束這場在他看來荒唐的鬧劇。

“請等一下。”高個子警察反應極快，伸手穩穩地抵住了門，“王教授，我們理解您的顧慮，但既然接到了報警，尤其是涉及到未成年人，我們就必須按照規定，親眼見到孩子，確認她安然無恙。這是我們的工作職責，希望您能配合。”

王建國的臉色，終于沉了下來。

他盯著兩名警察，那雙鏡片后的眼睛里，寒光閃爍。

空氣仿佛都凝固了，對峙了足有十幾秒。

最終，他似乎是權衡了利弊，往后退了一步，徹底讓開了路。

他的語氣，也變得像冰一樣冷：“好吧，既然你們堅持要看，那就自己去看吧。她在走廊盡頭最里面的那個房間。”

兩個警察對視一眼，邁步走進了那棟陰森的、散發著一股怪味的房子。

我躲在自家的窗簾后面，緊張得連呼吸都忘了，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看著他們穿過昏暗的客廳，走向那條長長的、幽深的、仿佛通往另一個世界的走廊。

走在前面的警察，抬起手，推開了走廊盡頭那間唯一緊閉的臥室房門。

門軸發出“吱呀”一聲讓人牙酸的輕響，在死寂的夜里格外刺耳。

屋里一片漆黑，沒有開燈。

警察下意識地打開了隨身攜帶的強光手電筒，一道雪亮的光柱，猛地撕開了房間的黑暗。

緊接著，我就看到，那兩個本該見慣了各種場面的警察，在看清門內場景的瞬間，身體像是被同時施了定身法一樣，猛地僵在了原地。

他們瞪大了雙眼，嘴巴無意識地張開，臉上是那種混雜著極致的震驚、憤怒和難以置信的表情，仿佛看到了這個世界上最恐怖、最顛覆他們職業認知的一幕。

他們就那么呆呆地愣在門口，一動不動，連手里的手電筒，都因為主人的劇烈震撼而瘋狂地顫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