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在人類史上是劃時代的。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前三十年是中國孤立的選擇，中國的選擇不過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潮流的一部分。1966年中國宣布不再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充滿了人文理想的國際陣營分裂了，真理失去了權威性，新生的中國，對手不僅僅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更大的敵人是社會主義的前蘇。

需要說明的是，前蘇的崩潰，首先是經濟的崩潰。

它詮釋了兩種不同的運行機制的強與弱，前蘇的效率只有美國的30%，在軍備競賽中要拼投資、拼資源、居民收入拉開了距離，最終失去了民心。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擺在了我們面前，作為潮流，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伴隨著的計劃經濟運行機制，在世界范圍按下了暫停鍵；理論與現實發生了沖突。

在理論與現實的選擇中，鄧公的選擇是擱置爭議。畢竟經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十年風雨，出國考察才發現，前三十年不管取得了多么偉大的成就，在比較關系中，計劃經濟運行機制不占優勢；當時國企全面虧損，無法提供新的工作崗位，全國所有城市青年全部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１９７８年中國ＧＤＰ為１４９５．４億美元，人均１５６美元；美國ＧＤＰ為２．３５萬億，是我們的１５倍。

現在中國ＧＤＰ與美國比較，最高時超過了７０％。

雖然如此，相信很多人還會是活在思政課的刻板印象中，忘記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怎么來的，于是，歷史又開始了的輪回，影響深刻且長遠，它的市場反應是經濟的高增長結束了，未來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充滿了不確定性。

中美關稅戰又是一個時代性的標志，中國將再次面對歷史性的選擇。

關稅戰不是簡單的經濟沖突，背后是新冷戰思維。特朗普受到了兩件事的刺激，一是疫情期間對中國制造的高度依賴，二是俄烏沖突中制造業提供無限彈藥的能力，如果從冷戰思維的角度假設中美必有一戰，就必須讓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這是關稅戰的底層邏輯。

修昔底德陷阱已經不可避免，中國的對策也有了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以冷戰對冷戰，繼續提高國企在經濟總量中的權重，強調內循環中公有經濟對市場無死角的控盤，做戰爭準備，這很可能就是自2018年后正在踐行的方向性選擇。

另一個方向是重建改革開放時期的寬松政策，與時間賽跑，市場經濟是中國的一個被動的選擇：但一旦選擇了，就必須主動地發展，沒有回頭路。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底板，國企在效率與創新，在稅收與就業支持上都替代不了民營經濟，所謂得效率者得天下，不能再回去。

中國的未來會走向何方？

元芳們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