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起周恩來總理，腦中浮現的基本都是一個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的形象，用獨特的人格魅力，贏得眾人的崇敬。

不過，好性格并不代表沒脾氣，面對一些無理之人，周總理也會動怒，就比如1937年閻錫山設宴招待時，席間出現的一位不速之客讓他忍無可忍，最終斥道：你有什么資格說這些？給我滾出去。

此人是誰？為何能讓總理暴怒到這種程度？

說起來也是唏噓，這人早年也是黨內一員，并且職務還不低。他名字很多，如張金刃、張鏡英、張淵明、張金邱、張慕陶等等，不過最被人熟悉的是張慕陶，為避免混淆，下文也用此名。

1902年出生于陜西旬邑的他，自幼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成績也名列前茅，1923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學。

1924年共產黨員魏野疇調到省立三中擔任教務主任，頻繁向學生們宣傳革命思想，耳濡目染下，張慕陶也變得非常進步，還被魏野疇吸納進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他確實能力還是不錯，團結了很多青年開展反帝反封建和爭取民主自由斗爭，還參與創辦《陜西青年》雜志，在新文化領域造成很大影響。

1925年對張慕陶來說，大事接連不斷，他轉為共產黨員并被推舉為省立三中學生會的負責人。并且還帶領同學們進行了驅逐軍閥吳新田的運動，一時間聲名大噪，被稱為西安學生運動的“三杰”之一。

后來鎮嵩軍圍攻西安，張慕陶一邊動員學生們抵抗鎮嵩軍首領劉鎮華，一面舉辦“暑期學校”為組織培養干部，這讓他在黨內的地位變得更高。

1926年11月馮玉祥率部進入陜西，鎮嵩軍敗退撤圍，此時馮玉祥與蘇聯關系親密，張慕陶在組織的推薦下，成為國民聯軍總政治部政治處處長。

此后一段時間里，他與馮玉祥、楊虎城、李虎臣、吉鴻昌等西北軍高層來往頻繁，為后來的統戰工作打下基礎，但這也是讓他第二次被開除黨籍的源頭，世事難料啊。

1927年6月，馮玉祥在蔣介石的金元攻勢下，將我黨人員請出隊伍，張慕陶在參加完“八七會議”后，也決定在陜西發動武裝暴動。只是沒等到他實施，就接到命令要去蘇聯參加“六大”，他也是參會的唯一一位陜西代表。

1928年10月，回國后的張慕陶開始負責白區的一些工作，出任過順直省委書記、長江局軍委總兵委書記。

在武漢工作期間，他一開始是堅決執行立三路線的，準備紅軍進攻武漢時，發動武漢總同盟響應，一舉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計劃。

但是，憑此時我黨的武裝力量，根本不足以實現這一目標，最終一批又一批指戰員因冒進犧牲，張慕陶也差點在武漢被捕，還是靠跳窗才躲過一劫。

這次差點遇險的經歷，讓張慕陶從此特別反感“左傾”，所以在1930年9月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他嚴厲批評了立三路線。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后，他也在竭力反對王明。他說：“那伙人沒有國內實際斗爭經驗，懂得什么？加之年輕沒有資格擔當的領導工作，我們必須將這些人搞掉”。

我們從后世能看出張慕陶這個結論非常正確，可惜當時一些人并不這樣認為，加上王明背后有共產國際，次月張慕陶就被開除黨籍，這是第一次。

同年4月，張慕陶與陳原道、吳化之等大批黨員在天津被捕，關在草嵐子監獄。即便入獄，張慕陶最初在獄中仍是堅決反對王明，跟被關押在一起的同志爭辯。

不過陳原道告訴他斗爭要講方法，無論如何都不能制造分裂，張慕陶逐漸被說服，后就由陳原道為他恢復黨籍。

1932年9月，張慕陶等人得營救出獄，這時馮玉祥與我黨在秘密接觸，準備以察哈爾的張家口為中心，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

考慮到張慕陶與西北軍的淵源，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便讓張慕陶以中共特委書記的身份，與馮玉祥、吉鴻昌等舊識聯系。

馮玉祥當時很信任張慕陶，經常與他討論局勢，并且1933年5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后，張慕陶被任命為同盟軍軍委常委兼總政治部主任，在原西北軍舊部中，他的影響力極大。

然而，王明不贊同跟馮玉祥合作，很快派人來接替張慕陶的職務。來人抵達后迫不及待推行“左傾”政策、策動士兵嘩變，導致成為眾矢之的，工作無法開展。

鬧到這一步，對方卻把所有責任推到張慕陶身上，導致他再次被開除黨籍。這讓張慕陶心灰意冷，決定自己建立一個黨。

張慕陶輾轉至山西期間，曾經的學生閻錫祺（閻錫山之弟）幫忙牽線搭橋，讓他成為閻錫山的高級參議。有了工作后，他特別瞧不上紅軍，認為是路線和政策的“錯誤”導致紅軍東奔西跑，沒有穩固的根據地。

所以他建立了一個“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準備自己來領導中國的革命。

為了實現自己的癡想，張慕陶發表了《新的綱領與新的團結》等一些文章。組織抵達陜北后，想要再挽救一下，派人與之接觸。他對回歸組織不知可否，不過也幫助營救過地下黨。

到這時，其實雙方關系都還比較微妙，如果張慕陶表達真誠的態度，還有機會重新入黨。然而，西安事變發生后，雙方產生嚴重分歧。

張、楊捉蔣后，電起各方勢力前往西安共商大計。閻錫山也收到了電報，不過他覺得自己出面怎么表態都不好，就讓張慕陶作為代表參與。

12月20日左右，張慕陶抵達西安，他多次和楊虎城、趙壽山等人面談，力主處決蔣介石。因為他在西北軍中很有影響力，一些少壯派紛紛支持他的想法，這就與我黨和平解決的想法相違背了。

共產國際當時也主張釋放蔣介石，張慕陶因此遭到批評，被指為“托派”。

在西安，張慕陶與周總理見了一面，他單刀直入：你們不能同意放走蔣介石，否則一定會后患無窮，我認為還是把他殺掉為好。

周總理聽后批評道：和平解決才是最好的方式，不能動用武力，不然到時候受傷的只會是老百姓。張慕陶不以為然，知道無法說服就改變了話題，詢問是否可以重新入黨。

由于他這時思想與組織嚴重不統一，周總理搖頭拒絕，張慕陶隨即憤怒而去。后來事實證明，我黨的策略更為正確，如果圖一時之快殺蔣，全國將更加混亂，這只讓百姓痛、日寇快。

更深層的眼光，張慕陶是不具備的，他只感覺我黨不愿接納，因而心中有氣。1937年周總理前往太原與閻錫山商討合作抗日事宜之際，張慕陶就在旁邊冷嘲熱諷，這讓總理大怒：你這個托派分子有什么資格說這些？給我滾出去。

張慕陶沒想到向來彬彬有禮的周總理也會動怒，瞬間就沒了底氣，灰溜溜離開宴會。

雖然張慕陶有些行為比較怪異，但他確實也是一心抗日的。曾經鼓動部隊到長治抗日，奈何閻錫山麾下都不愿太原，只有70余人跟隨；后來他又想跟八路軍129師合作，也沒成功；

太原淪陷后，他這幾十個人的補給線都被切斷，無奈跑到冀南找高樹勛，他跟高感情很好，幼子還過繼給了高，所以抵達后未遭排斥。

但高樹勛確實也撥不出人給他，就予以“河北民軍第二路軍”的番號，讓他自己去拉隊伍。奈何在那個世道下，這種“雜牌”部隊確實沒什么吸引力，張慕陶四處奔走也沒吸引到多少人，最終只能重回高樹勛部下。

值得表揚的是，這個時期，他幫助八路軍冀南地委劉漢生做通了高樹勛的工作，為黨組織提供了一筆資金和一批槍支武器，支援到敵后抗戰，這也是功勞一件。

在高樹勛麾下，張慕陶自感沒用武之地，就選擇回到山西。然而在臨汾時，他卻遭到民族革命大學眾多學生的唾棄，遭到關押。

閻錫山不敢違背民意釋放，就將他轉到西安。有西北軍故舊相助，他才得以恢復自由。這件事讓張慕陶意見很大，說“非走第三條路子不可”，還是想自己建立一個新黨。

此后他多次宣傳馬列主義以及抗日反蔣的思想，因而引起蔣鼎文注意。蔣鼎文開始希望他發表“反共”聲明，這樣就給予高官厚祿，遭拒。

蔣介石得知這些情況后，店令蔣鼎文：“長安省政府蔣主席，旁密，查張慕陶前經手令拘押陜西略陽獄中在案，此人應即槍決，希照辦具報為要”。1941年1月5日，張慕陶被槍殺于南鄭專員公署。

怎么說呢，就一言難盡的感覺，你說張慕陶壞吧，他似乎也沒做什么大壞事，你說他好吧，他也沒機會做些什么大貢獻。他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根筋一樣前進，導致與真正的救國之道越來越遠。但是這個結局，還是有點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