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住在上海邑廟區復興東路一戶石庫門宅第里的康太太有個習慣，每年冬季結冰的第一天，要燒一壺開水去弄堂口去澆那個業已凍住的公用自來水龍頭，然后吩咐家里的娘姨趙媽，去菜市場買一些肉餡，包一頓餛飩吃。

1949年12月1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個冬天，第一次結冰。康太太一早發現毛巾已經凍成硬條條，便吩咐趙媽燒開水，去弄堂口澆自來水龍頭。

趙媽澆完自來水龍頭，按照康太太的吩咐，拎著籃子去菜市場買上好的肉餡。趙媽回來的時候，她的女兒潔珍已經去上學了，趙媽簡單收拾一下，和面搟皮，然后就和康太太一起包起餛飩來。

餛飩剛包好，外面有人敲門。趙媽去應門，門外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是電燈公司抄火表的。趙媽把門開一條縫向外看了看，門口站著一個身穿電燈公司工作服的男子，此人肩挎帆布工包，戴著白紗手套，手里拿著一個手電筒，帽檐壓得低低的，臉上還戴著一個大口罩。趙媽覺得這個抄表工把自己捂的太嚴實，但又認得電燈公司那身工作服，于是沒有多想，便開門讓他進來了。

不料，這個抄表工剛進門，從旁邊弄堂里又飛快地溜進來一個人，跟著就進了天井，這人除了沒有穿電燈公司工作服，其他裝束跟敲門的抄表工一樣，頭上戴著一頂長舌檐的藍色帆布工作帽，臉上戴著口罩。

以前電燈公司抄火表，一起來兩個人也是常有的事，只是不見戴口罩。趙媽覺得有些奇怪，盯著兩人上下打量，正想開口詢問，突然，她的太陽穴受到猛烈一擊，跟著眼前一黑，便癱軟倒地，失去了知覺。

康太太在廚房里隱隱聽到動靜不對，大聲問趙媽，誰來了？有什么事？問著，康太太便向外走，剛走到廚房門口，即遭那兩個不速之客堵住，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對方一把卡住脖子，做聲不得，隨后被拖進客廳，和趙媽一起綁在八仙桌上，嘴里塞上了抹布。

康太太意識到家里遭了劫匪，下意識地朝臥室里看了看。

兩個劫匪像是非常了解康太太家，兩人闖進康太太臥室，很快就將康太太的二十兩金條、八件黃金首飾、一百多枚銀洋、二百四十萬元現鈔（舊版人民幣，合新版人民幣二百四十元）以及一個內有一千六百多萬元的存折洗劫一空。

兩個劫匪掠得財物返回客廳時，客廳里的那口落地大座鐘剛好敲響十下。

按說，劫匪入室搶劫，得手之后應該迅速逃離現場，但這個兩個劫匪顯得非常的老道、囂張，康太太聽見一個帶上海西郊口音的劫匪說：“走吧”，但另一個操本地滬語的卻說：“不急，她們不是裹了餛飩嗎，吃碗餛飩，弄干凈了再走。”

說完，兩個劫匪進了廚房，自己動手煮起了餛飩。

一人吃完一碗餛飩，其中一個劫匪竟然抄起拖把，在樓上樓下搞起了清潔衛生，另一個劫匪更加怪異，康太太隱約聽見他拿著夏天用來滅蚊蟲的噴筒，在“滴滴涕”的噴著什么。

還好，兩個劫匪沒有加害她們的意思，做完這些，其中一個劫匪把拖把留在天井里，兩人像抄完火表一樣，鎮定自若地帶上門，走掉了。

兩個女人使勁掙脫，但劫匪的繩索將她們捆綁得太緊。

趙媽對康太太說：“太太，你別傷著自己，潔珍中午放學，馬上就回來了。”

康太太聽到趙媽的話，嘆息一聲，然后抽泣起來。

大約半個小時過后，正在讀初一的潔珍中午放學回來了，她用鑰匙打開大門走進客廳一看，不禁驚叫起來，她顧不上動手幫兩人松綁，立即奔到門外狂呼“救命”，鄰居、路人聞聲聚攏過來，有人隨即奔向附近有電話機的商店向公安局報案。

1949年12月的上海，剛剛解放半年，治安情況十分嚴峻，政治、刑事案件頻發，搶劫案尤甚。據相關檔案記載，從1949年6月至12月，全市共發生搶劫案七百多件，平均每月一百件不止，每天平均發生三四件，最多時一天發生十六件。

因為搶劫案每天都在發生，當上海市公安局邑廟分局接到報案時，起初并未感到特別意外。但是，當刑警趕到現場初步了解案情后，還是吃驚不小。一是案值巨大；二是劫匪作案手段、認定目標的準確、登門入室的伎倆、不留痕跡的專業，搶劫后吃了餛飩再走的從容，無不顯示出這是一伙經驗老到、氣焰異常囂張的劫匪，絕非小毛賊可比；三是劫匪搶劫后竟然在客廳門上留下了一個拳頭大小的紅桃圖案。這個紅桃圖案，是用預先準備好的模子按在門板上，然后用紅色顏料噴上去的，康太太聽到其中一名劫匪用噴筒噴出“滴滴涕”的聲音，并不是在滅蚊蟲，而是在留記號。那個年代，剛剛解放，人們都還有樸素的舊社會意識，劫匪行兇搶劫留記號，這意味著社會上出現了江洋大盜，弄不好就會掀起血雨腥風，所以看到這個紅桃圖案，所有人的神經立馬就繃緊了。

鑒于案情重大，邑廟分局領導當即決定組建專案組，同時向市公安局刑偵處報告該案情況。

邑廟分局組建的專案組由四名刑警組成，刑警隊副隊長辛強擔任組長。下午兩點，專案組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會上，專案組組長辛強提出了一個看法，康太太家境富裕，劫匪對此非常清楚，所以我們有必要仔細了解康太太的背景，也許她的背景里隱藏著關于劫匪的線索。

專案組成員何守杰說，據康太太說，劫匪的聲音很陌生，她并不認識。

辛強說，不認識不代表沒關聯。我們專案組有四個人，接下來的偵查我們分四個方向展開：一是了解康太太背景；二是調查走訪現場鄰居，爭取找到目擊者；三是向電燈公司調查工作服，以物查人；四是對銀行、首飾店鋪進行緊急布控，堵住劫匪取錢、銷贓的口子。

通過了解，專案組掌握到，康太太在這里已經住了十年，她并不姓康，本名叫劉紫珠，蘇州人，十年前，她二十二歲，跟了一個大她二十歲名叫康亮清的資本家。康亮清有大小兩房老婆，與她認識一個月后，便金屋藏嬌，安排她住進了這座石庫門宅第，當時鄰居都不知道底細，多年來一直喚她康太太。

抗戰勝利后，康亮清去吉隆坡繼承叔父的遺產，遺囑規定他必須定居吉隆坡，因此他舉家遷走了。臨行前，康亮清將這棟石庫門房子送給了她，并且給她留下了若干黃金、現鈔，算是對她的一個交代。

自與康亮清被迫分手后，她還是以康太太的名義生活，并沒有再嫁人，也沒有跟其他男人不清不楚。她的生活圈子很簡單，家里除了娘姨趙媽母女，再無其他人，她的房子，自己住一半，剩下一半出租給了一家商行，坐收租金。

辛強問康太太，過去遇到過什么不好的人沒有？

康太太說，沒有。

辛強又問，你好好想一想，誰了解你的情況？

康太太說，大家只知道我是康太太，我從不講自己的情況。

康太太背景的干凈程度，超出了辛強的預料，就在他感到這個方向走不通的時候，第二起搶劫案居然又發生了。

第二起搶劫案的受害者是一對年逾七旬的夫婦，老頭姓張，老太姓郁，夫婦倆是出生在上海的印尼華僑，1947年將經營多年的農場交給兩個兒子，回國養老，夫婦倆住在露香園的一套老洋房里，老洋房是祖上傳下來的。

這天午后，張老頭陪同郁老太去醫院看病，回來的路上買了一點熟食，準備晚上下酒。在自家門口，夫婦倆遇到一個與上午康太太見到的同樣裝束的抄表工，他們未存戒心，開了門就請對方入內了。

抄表工進門之后，從包里掏出的不是手電筒，而是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跟著，后面又進來一個同伙。接下來的一幕與康太太的遭遇如出一轍，夫婦倆被合綁在客廳的八仙桌上，嘴巴被抹布堵上，兩個劫匪樓上樓下每個房間都搜了一遍，將這對夫婦的畢生積蓄洗劫一空。

搶劫得手之后，兩個劫匪用拖把抹去作案時留在地板上的腳印，然后噴上紅桃圖案，臨走時還順走了夫婦倆回家途中買的那包熟食。

邑廟分局接到報案，立即派員前往現場勘查。當刑警在現場看到那個紅桃圖案，再一了解劫匪作案過程，馬上意識到“紅桃大盜”又出沒了，于是立即返回分局，匯報情況。

當天下午，分局領導決定將兩個案子串案并偵，仍由辛強任組長的四人專案組負責。

辛強接到通知，第一時間趕到張氏夫婦寓所，詳細了解案情。張氏夫婦與康太太一樣，背景非常干凈，加上“紅桃大盜”一天連作兩案，并不是專門針對一家，辛強認為劫匪與被劫的這兩戶人家并無瓜葛，他們是對上海地界熟悉，不是本地人就是在本地落腳已久，不可能是外地人流竄作案。

但是得出這個判斷之后，辛強又有些困惑。

在他看來，劫匪作案后專門留下紅桃圖案，確有江洋大盜的意味，但是這個“紅桃”江洋大盜以前為什么沒有聽說過？按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上海灘魚龍混雜，烏煙瘴氣，它出沒作惡應該更加猖獗，沒有道理上海解放了，它反倒冒出來了。

這說明這伙劫匪根本不是什么江洋大盜，它留下“紅桃”圖案，更多的是一種虛張聲勢，想誤導偵查。想到這里，辛強又注意到一個細節，劫匪每次作案都要清除現場痕跡，這種反偵查意識跟所謂的劫匪道行似乎是兩回事，大盜都有藝高人膽大的心理，通常不會有這樣的習慣，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這伙劫匪可能有著特殊的經歷或者背景······

辛強正琢磨著，另外三路專案組偵查員陸續都回來了。

負責走訪康太太鄰居的偵查員何守杰報告，他一共走訪接觸了十二戶人家，案發時天太冷，鄰居們都在屋里，沒人出門，因此沒有找到目擊證人。

負責布控銀行、首飾鋪子的偵查員小冷報告，一下午時間太短，沒有發現劫匪取錢、銷贓。

案子在辛強的腦子里裝了半天，幾路調查下來，他最看重的是第三路，通過電燈公司工作服追查劫匪。

負責這一路調查的龍野濱自知他這一路的調查十分關鍵，因此回來之后，將調查情況報告得十分詳細。

龍野濱說，邑廟區的電燈公司是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這個區所有的抄表工都來自華商電氣，康太太和趙媽兩人都認得華商的抄表工作服，她們確定那名劫匪進門搶劫時穿的就是華商的抄表工作服。

華商電氣，創辦于民國初期，是一家老牌企業。不過，這家企業的運氣有點差，1930年代中期準備擴建，廠房建好了，進口的新機器也到位了，正待安裝運行時，日本人打過來了，電廠搬不走，結果被日本人沒收。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將電廠還給華商，卻已是千瘡百孔，加上蔣介石發動內戰，沒有穩定的經營環境，到了1948年下半年，華商已經無法發電，只能向美商電力公司購電，然后用自己的電網向用戶供電。

上海解放后，華商總算喘過一口氣來，但經營情況依舊不容樂觀，因此他們非常注意成本節約，具體到抄表工作服的管理，他們的制度非常嚴格。

華商規定，抄表班每人只配一套工作服、工作包，統一存放在更衣室，不準帶回家。每天上班抄表換上，下班換穿自己衣服。每周末集體清洗，統一晾曬，周一換穿。

辛強問，華商抄表班一共有多少人？

龍野濱說，一共有17人。今天下午，我趕過去的時候，17人都沒有出去抄表，全都待在廠子里整理數據，準備報到財務室去結算電費。而且他們相互之間可以作證，上班后誰也沒有離開過廠子，而且全都穿著工作服。

辛強聽了這個情況，馬上說，既然抄表班的工作服都穿在17個抄表工的身上，那么劫匪身上穿的抄表工作服就有可能是從華商倉庫里流出去的。

龍野濱說，這一點我也想到了，但是我看了華商倉庫的賬目，庫存的工作服、工作包，賬目數據相符無誤，倉庫管理員小王也十分肯定，絕不可能有華商抄表工作服從他的倉庫流出去，他可以拿性命擔保。

辛強問，倉庫保管員可靠嗎？

龍野濱說，這個小王30來歲，以前在飯館跑堂，飯館老板據說跟國民黨保密局有關系，上海解放前攜家眷逃去香港了。小王跟華商的一個股東沾點親戚關系，上海解放后華商招人，他這個親戚就把他介紹進來當了倉庫管理員。通過接觸，我認為小王是個老實人，是可靠的。

聽完龍野濱報告的這些情況，辛強感到有些納悶，如果劫匪作案時穿的確實是華商的抄表工作服，而華商抄表班和倉庫又確定沒有工作服流出，那么穿在劫匪身上的抄表工作服到底是哪來的呢？

辛強一開始沒想明白，總覺得忽略了某種情況，但當他無意間摸出兜里那塊壞了好些天無法再修好的舊懷表時，他突然就被點醒了。

第二天，外灘那口著名的海關大鐘剛剛敲響八點的時候，辛強帶著龍野濱再次來到了華商電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