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濮儀：一場由宋英宗發起的對宋朝國運影響深遠的政治斗爭（上）

上篇簡介：生性涼薄的宋英宗享受著宋仁宗、曹皇后的恩澤，即位后卻因著宋仁宗生前對他的些許冷漠不慈，竟化身白眼狼，對當時還是大行皇帝的宋仁宗，及其遺孀曹太后，幾個孤苦伶仃的皇妹肆意宣泄自己的怒火，并指使宰執團隊提出尊崇親爹趙允讓的濮儀。那模樣、那做法稱之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都是”都是輕的，用“不當人子”更恰當。

群情激憤的臺諫系統

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這預示著商討給趙允讓上尊號的窗口期已經打開。

果然，四月初九，宋英宗就急哄哄地給禮官下詔，要求他們集體討論下，該給自己親爹一個什么名分，要用什么典禮？當然作為皇帝這種事情是不能赤膊上陣的，因此這道詔書還附帶；了一個附件——《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對，就是上年五月宰執團隊上陳的那封奏疏，宋仁宗大祥后，他們又上奏了一次，算是為宋英宗暖場。

宋英宗、宋仁宗、趙允讓三者之間的關系很簡單，也很明了，所以禮官商討過后很快就得出結論，那就是他既然已經過繼給宋仁宗，成為大宗嗣子，就要以大宗為尊，對待趙允讓的禮節應當下一等，即稱“皇伯”?？勺叩秸缴鲜杌貜退斡⒆谶@個環節時，禮官們都變成了謙讓不已的謙謙君子。理由很簡單，皇帝既然讓大家伙公然討論該給他親爹一個什么名分，其本人持什么觀點，只要不眼瞎誰都看得出來，所以誰愿意甘冒政治風險為此執筆去觸皇帝的霉頭。

這個結果應當在宋英宗及宰執團隊的意料之中，可惜他們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或者說小瞧了一個群體——臺諫系統。

“臺諫”是諫官和御史臺的合稱。諫官又稱“諫臣”，指議論施政的得失，規諫天子過失的官職，宋代有專門的諫院；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負責監察百官的事務。臺諫系統一個對君，一個對臣，地位特殊，獨立性很強，真頂起牛來連皇帝和宰執都難以約束。

早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時任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的司馬光，在調解兩宮矛盾時，就曾特意提醒英宗要遵循禮制，不要聽信小人的攛掇，行追尊私親那等罔顧大義之事。

宰執團隊第二次上《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疏前，司馬光又與同為知諫院的傅堯俞聯袂前往中書拜訪宰執，提醒他們遵守禮法，不要教唆皇帝尊崇私親。

一次次的提醒換來的卻是，皇帝與宰執們的一意孤行，禮官們面對挑戰時的萬馬齊喑。司馬光氣得發抖，本著諫官的職責，挺身而出揮毫寫就奏疏，引經據典的從禮法制度，及歷史傳統等方面指出尊崇私親，會遭致時輪和后世的譏諷批評，于官家聲譽有礙。

而后大打親情牌，指出前代小宗入繼大統，基本是在先帝大行后，由太后或大臣所擁立的，與先帝無多大感情，而官家您不一樣，是先皇在生前從眾多宗室子弟中挑選而出，故先帝對您有著超乎尋常的大恩德在，如此做真的好嗎？

末了，還貼心地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在稱濮王為“皇伯”不變的基礎，給他加封高官大國，使其獲得非比尋常的尊榮，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及宋英宗生母仙游縣君任氏，三位夫人也可改封大國太夫人。如此，算是兼顧了禮法及宋英宗對親爹的孝道。

應當說司馬光的這個建議相當中肯，但這個結果與宋英宗的期待相去甚遠，自然相當不滿意。而宰執團隊，也是驚訝無比，官家和政府的態度都表露得這么明顯了，竟然還有人膽敢駁斥，這是藐視宰執團隊的權威嗎？

于是，宰執團隊再次上疏，以“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出自《儀禮》）為依據，駁斥司馬光的奏疏之余將其打回，要求禮官們繼續討論皇帝對親爹的稱呼問題。宰執們如此不要臉，也激起了禮官們的血性，經過討論再次得出，宋英宗應當稱呼親爹為“皇伯”的結論，并形成正式文書上呈。

宋英宗和宰執們自然不肯認輸，既然禮官們不肯低頭，那就擴大討論范圍，如此總能找到“皇考”派的支持者，達成想要的目的了吧！令他們沒想到的是，此舉竟引來朝野上下一片嘩然。有幸進之輩剛提出附和言論，就被臺諫官們的唾沫星子給淹死了。

六月二十六，對此最具發言權的曹太后也正式發聲，詰責韓琦不該罔議濮王為皇考。為此，早就在歸政一事上與曹太后撕破臉的韓琦，直接上疏曹太后回懟說稱皇伯才是無稽之談。

說實話，宋英宗和宰執團隊幸好面對的是相對軟弱無爭的曹太后。要知道中國古代成文法和判例法是并行的，宋代的諸多判例表明，即便是親子不孝順被父母告到官府，也會失去繼承權，若是嗣子在過繼后膽敢顧其私親不孝順養父母，非但不能繼承養父的家業，還會被勒令歸宗，任由養父母另選嗣子的。

故當朝太后若是劉娥，在大勢的支持下，宋英宗這個嗣子早就被掃地出門，哪涼快哪呆著去了，甚至宰執團隊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眼見形勢不利，宋英宗只得出面宣布取消集議，暫停尊崇濮王問題的討論。當然這只不過是以退為進，麻痹群臣的同時，為尋找法理依據拖延時間。結果在讓主管禮儀的太常院去尋找相關理論支持時，被判太常寺的翰林學士范鎮上疏給懟了。

宰執們對范鎮如此強項很是不滿，遂責備了他一通。這下算是捅了馬蜂窩。臺諫官們本就對宰執們你跟他講禮制，他跟你講親情；你跟他講親情，他跟你講傳統；你跟他講傳統，他又跟你講禮制，這種不講武德的行為大為光火。現在又如此蠻橫無禮，于是乎都出離的憤怒了，紛紛上疏夾槍帶棒的批判宰執團隊，請求宋英宗趕緊發布詔書遵循前議，正式確認濮王皇伯的身份。

譬如侍御史趙瞻在奏疏中，直接點明宋仁宗對宋英宗的鞠養之恩，及過繼的事實，又以“為人后者”為立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言辭激烈的質問宋英宗，稱呼在法理上已經脫離父子關系的親爹趙允讓為皇伯有什么可質疑的？并要求宋英宗下詔讓提議稱“皇考”論的人站出來，與他就此問題大戰三百回合，以正視聽。

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疏批評宋英宗朝令夕改，將“皇考論”定性為惑亂人心的邪佞之說，提醒宋英宗當尊禮守法，不可罔顧私親，敦促他早日根據公論下詔，確定對趙允讓的稱呼為“皇伯”，以平息朝堂內外的洶洶輿論，不使圣明有損，避免被后世所譏諷，被四夷所鄙視。

司馬光更是狠，他現在奏疏中圍繞“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引經據典將宰執團隊那些沒多大說服力的觀點轟成了渣，表示朝野上下皆認為應該稱濮王為“皇伯”之時，唯獨政府（政事堂和兩府的合稱）一意堅持“皇考論”，其言其行簡直是“巧飾詞說，誤惑圣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p>

而后對宋英宗丟出絕殺：若是現在治理天下是先帝，而濮王也尚在頤養天年，陛下身為皇子，是稱呼濮王為父親呢？還是伯父呢？想必陛下是不會做出先帝在，就稱呼濮王為伯父；先帝不在，就稱濮王為父親，這種反復無常的行為吧！既如此，稱濮王為皇伯還有什么疑問嗎？所以請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下詔宣告稱濮王為“皇伯”而不名。

八月初三，開封突降暴雨，由于降雨量太大，城中一片汪洋，宋英宗下詔開啟西華門，以排泄宮中積水，結果“水奔激東殿，侍班班屋皆摧沒”。民間更是房屋倒塌無數，官府上報的死亡人數足有上千人。

“天人感應”是古代盛行的思想，此說認為一切災禍、祥瑞，都是上天給予的警醒。因此，當宋英宗在災后下罪己詔求言，讓群臣上書討論政治得失，以應天變時，臺諫官們借此機會，掀起了批判“皇考論”的又一輪高潮，指出水災是上天對濮議降下的警示，要求宋英宗順應天道，下詔稱親爹為皇伯，并暗示宰執團隊引咎辭職。

沒有贏家的結局

面對臺諫官們的強勁攻勢，宋英宗直接將將所有奏疏留中，宰執們也裝聾作啞不予回應，完全擺出一副“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的無賴樣。濮議之爭陷入僵持。

當然，此舉并不是示弱，而是打算另辟蹊徑。對于手握重拳的宋英宗及宰執團隊來說，搞不定事，但搞定幾個人還是可以的。他們決定先收拾或收買掉跳的最歡的臺諫官們，以此為突破口，實現讓宋英宗稱親爹為皇考的目的。

第一個被宋英宗拉出來祭刀的為同知諫院蔡抗，他是宋英宗的舊人，被提拔為諫官的時間點為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正是濮議之爭進入火熱化階段，這一任命明顯帶著想要從內部攻破敵人堡壘的意思。

然而肩負著宋英宗殷切期望的蔡抗，在成為諫官后，非但沒有成為宋英宗手中的利劍，反而與持“皇伯論”的臺諫官們站在了同一戰線，向自己開炮。這就讓宋英宗無法忍受了。八月二十三，任命蔡抗為知制誥兼判國子監，同時罷除同知諫院之職，將他一腳踢出諫院，這個任命等于是讓他閉嘴。

御史臺主官，權御史中丞賈黯是第二個離開的臺諫官。賈黯的皇伯派，先前宋英宗下詔令禮官議定趙允讓的尊稱時，他堅持主張稱皇伯而不名，宋英宗與宰執團隊不予理會，為此不惜多次前往中書與宰執們展開辯論。及至開封為大雨所淹，他上疏斥責這是因為執政罔顧道義，意圖建兩統二父之說，惹得太廟立的列祖列宗震怒，老天才降雨示警，讓無辜的百姓遭殃。

進入九月，眼見宋英宗左顧而言他，就是不愿接受禮官稱皇伯之議，加上疾病纏身，賈黯變得心灰意冷，上表稱病求去。對此樂見其成的宋英宗順水推舟，接受他的辭表，改命他為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十二日后，賈黯病卒。臨終前，猶自口述了一份數百言的遺奏，請求宋英宗尊趙允讓為皇伯。

十月初四，宋英宗下詔晉升司馬光，及另一名同為天章閣待制呂公著，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宋代官制分成官、職、差遣三部分，“官”指享受的待遇級別，“職”以待文學之選，屬于榮譽頭銜，差遣則是實際擔任的職務。差遣待制和直學士都是職，且都是高級榮譽頭銜，代表著高級文官行列，但直學士地位在待制之上。侍讀屬于差遣，職責為陪侍帝王讀書論學或為皇子等授書講學，可以常伴皇帝左右。在不動原來差遣的基礎上，獲得升遷及兼職，可是說是宋英宗對他們的恩典，目的嗎，顯然是為了收買這兩個皇伯派中的大刺頭，希求他們在濮儀之爭中免開尊口。

結果司馬光并不領情，直接上疏硬頂：“在諫職凡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知竭忠報國，與人立敵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之惾丈砑白訉O無容足之地。然不敢無故求出，不意朝廷更加獎擢，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卒無得出之期，過敗罪誅，必不可免。愿賜哀矜，收還新命，許臣以待制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p>

司馬光的意思很直白，告訴宋英宗自己就是一耿直boy，見不得有人違法亂紀，但凡瞧見有于理不合的地方，就會拿出砸缸精神與其斗爭到底，所以收買就免了。您啊，真要看我不爽，直接讓我帶著天章閣待制頭銜出知地方得了，否則我可不會嘴下留情滴。

這油鹽不進的小傲嬌讓宋英宗很不爽，你不是是喜歡逼逼嗎？行啊，那我直接拿掉你的諫官差遣，看你還怎么逼逼。怒火中燒的宋英宗，隨即就罷免了司馬光的知諫院之職。

此后司馬光依然倔強地上疏反對宋英宗稱趙允讓為皇考，但缺了知諫院這個職位，終究有些名不正言不順。

與此同時，另一位諫官傅堯俞也被安了個出使遼朝的差事，暫時調出京城。

諫院本就只有三名諫官，蔡抗、司馬光調離，傅堯俞長期公出，如此一來諫官算是徹底出缺。御史臺方面也好不了多少，濮儀之爭爆發后，被調離的調離，公出的公出，以至于偌大的御史臺僅剩下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三人留守。這個用于制衡宰執的監察機構，幾乎淪為了空架子，“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連本職工作都無法完成，遑論其他。

故此，十月十七，對宋英宗此舉目的一清二楚的呂誨上疏直言：“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為圣朝羞之！”（《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要求宋英宗給臺諫系統添設人員。

對此，宋英宗倒是給出了還算積極的回應。十月十九，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十月二十八，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當然臺諫系統如今的窘態是宋英宗刻意促成的，自然不會再放反對自己的刺頭進入其中，邵必和彭思永對基本濮儀三緘其口，以尸位素餐為主。

然而令宋英宗和宰執團隊大跌眼鏡的是，臺諫系統這幫子職業噴子的嘴炮功力不是蓋的，即便只剩下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三人在那苦苦支撐，與宰執團隊的奏疏對戰中依然不落下風，其犀利的言辭屢屢令對手幾乎下不來臺。

輿論上處于劣勢，宋英宗自然不可能出生附和宰執團隊，陷入尷尬境地的兩府執政開始另覓它法。事實上，深處后宮，不太發聲的曹太后才是濮儀的關鍵人物，她是濮儀之爭的另一方當事人，只要她發聲支持宰執團隊，那么臺諫官們的鬧騰就不足為懼。于是乎，宰執們經過密議，決定從曹太后那里下手。方法嗎，自然是屢試不爽的威逼利誘。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二十二，韓琦借著祠祭齋戒的機會，宋英宗派遣中使將他召來與他密議片刻。韓琦離開后，外間就有“商議決定尊稱濮王為皇”的傳言。

就在當天中午，一封加蓋的防偽印記的手詔，由曹太后所在的慈壽宮發出，直抵中書所在，幾位相公不由相視而笑。

只見詔書的內容為：“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并稱后?！保ā端问贰ぺw允讓傳》）

次日，通過非常手段得償所愿的宋英宗接二連三地降下詔書，可謂是忙得很吶！首先降下的是一道敕書，正式宣布批準皇太后手書，尊濮王及三夫人為親，尊其為皇與后。隨即又降下敕書表示：朕繼承大統不久，唯恐自己的德才不能勝任，承蒙皇太后厚愛，稱親之禮就謹遵太后慈訓，至于追崇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的典禮，實在難以從命。好一個太后的孝子賢孫??！

然而敕書的后半段卻露出了狐貍尾巴，宣稱要改濮王的墳塋為陵園，在園內立廟祭祀，由濮王的子孫世代主持祭祀事宜，并稱此事已獲得太后首肯。為此還降下第三道詔書，改封與自己關系最好的次兄，瀛洲防御使、岐國公趙宗樸為濮國公，主持祭祀事宜。

宋英宗的目的是達到了，可架不住外界的洶洶輿論，三番兩次提議尊崇濮王的宰執團隊成了整個事件的背鍋俠。曹太后手詔發出的當天，呂誨等人就上繳御史告敕，宣布居家待罪，做出一副以辭職相要挾的姿態。宋英宗隨即封還告敕，并遣內侍催促他們趕緊去上班。呂誨等一邊以自己的所言得不到采用為由，收下告敕后依然居家待罪，拒不上班；一邊頻頻上疏繼續攻擊宰執團隊禍亂國是，要求他們引咎辭職，并以當日禮官議定為準，稱濮王為皇伯。

其中殺傷力最強的當屬范純仁，他認為曹太后自從撤簾后就深居九重之內，從來沒有預聞外政，怎么可能降下詔書？因此對太后手詔的真偽提出質疑，認為這是政府之臣脅迫太后的結果。

范純仁是相當有道理的，當日參知政事歐陽修代表宰執團隊起草了兩份詔書，其中一份遞交給了宋英宗，另一份去了哪里可想而知。何況歐陽修還給曹太后上了一封《奏慈壽宮札子》，里面的內容，除老生常談的駁斥稱“皇伯”沒有理論依據外，還極盡威脅之能事。顯然，曹太后是在宰執團隊的脅迫下，才下的手詔，甚至很可能是原模原樣地按照歐陽修起草的詔書拷貝了一份。

正月二十八，當無事一身輕，以局外人的姿態，坐看臺諫系統與宰執團隊大亂斗的宋英宗，將呂誨等人攻擊執政官的奏狀給執政看，并詢問他們該當如何處理時，想必宰執們的心情是相當苦楚的。

韓琦的回答還算委婉：“臣等是忠是邪，陛下應該是心知肚明?！痹谶@件事中承受的更大壓力的歐陽修就相當的直白了：“既然御史們認為雙方已經難以并立，那么陛下若是認為我們有罪，就留下御史們，如果認為我們無罪，就請陛下降圣旨處置吧！”

宋英宗自然不能過河拆橋，所以只能處置那幾個老在自己眼前蹦達來蹦達去，盡給自己找麻煩的御史了，心中已有定案，最終時刻卻還假惺惺的補充道：“不要對御史們處分太重”

于是呂誨三人被以“不遵圣旨按時上班” 的罪名罷去御史之職，貶去地方，其中呂誨出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出知休寧縣。為防止有人搗亂，三人的罷職直接跳過的兩制和通進銀臺司，以非常手段送達各人手中，這又激起了一大波抗議浪潮。

三月，同知諫院傅堯俞與同行的侍御史趙鼎、趙瞻使遼歸來，得知呂誨等被貶后，選擇和呂誨共進退，一起上疏求貶。宋英宗挽留未果，下詔貶傅堯俞出知和州、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

至此，當年反對宋英宗稱親爹為皇考的臺諫系統，算是被連鍋端了，但宋英宗和宰執們也沒能笑到最后。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宋英宗駕崩。與祖母親厚的宋神宗上臺后，對濮儀采取了與老爹截然不同的做法。

元豐二年（1079）五月，宋神宗下詔：“濮安懿王已經即園立廟，由子孫奉祀，這事就到此為止不得再議，三位夫人可以并稱王夫人，擇日遷葬濮園?！?br/>

這算是對濮議之爭的蓋棺定論。此詔一出，鬧騰了十八個月宋英宗可謂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與此同時，當年堅持稱皇考的宰執們也沒落得好。

宋英宗剛故去，歐陽修就被自己一直賞識和提拔的諫官蔣之奇攻訐，稱他與親外甥女有染。時人都清楚這是誣陷，然而因著濮儀一事，他在士林的崇高聲譽轟然倒塌，沒有一個人愿意站出來為他辯護。最終，歐陽修在絕望和痛苦中離開京城，五年后抱憾而逝。

接著，宰相韓琦也在新任御史、宋神宗潛邸親信王陶的攻訐下，罷相出判相州，最終老死于相州。

相對于個人的得失，濮儀對大宋王朝體制的侵害更為嚴重。它破壞了良好的國家機器運行制度，撕裂了整個文官體系，讓體制失去平衡。其后數十年中，令大宋陷入巨大的黨爭漩渦之中，掌權者處事不問對錯，只看派系，耗盡了大宋最后一滴精力，引發靖康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