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選）1925年3月至1929年11月，我任依蘭縣知事，后繼莫德惠任依蘭道尹。依蘭為松花江、牡丹江兩江之會合點，哈爾濱至富錦輪船必經之地，冬季冰期時河面仍可行走人馬車輛，不僅地理位置重要，還是重要的農副產品集散地。

　　李杜是依蘭鎮守使兼東北陸軍第九旅旅長，我與他交往24年之久，并換帖結拜為異姓兄弟，所以，對他比較熟悉。李杜，字植初，遼寧省遼中縣人，身材魁梧，廣額豐下，家境貧苦，父親給地主當長工，李杜自幼感嘗生活艱辛，只讀ニ年私塾，初通文墨，后考入清末趙爾巽創辦的東北講武堂，畢業后追隨張作霖、張作相，遂升至旅長，駐防依蘭。

（李杜將軍）

　　李杜為人性豪爽耿直，能和士卒同甘共苦，當時東北舊軍官中多有吸鴉片嗜好，而李獨無。他曾下功夫學習顏真卿書法，又喜歡讀《論語》，《孟子》、《左傳》、《古文辭類纂》、《曾胡治兵語錄》等古典書籍，所以擅長詩詞書法。

　　我妻子與他的夫人馬榮關系也甚好，ニ人結拜為乾姊妹，所以兩家關系親密，常互相往來，有時李杜常間我談一些心里話，我記得有一次他借酒發泄說：“光緒末年，曰俄在東北戰爭，把東北三省當成他們的殖民地，我曾在屯子里目擊日軍的殘暴，真可謂奸淫擄掠，無所不為，附近各屯50歲以下的婦女被輪奸至死者不下一二百人，日本兵還常拿中國人當靶子，隨意瞄射，一射中就狂笑不已……東北是日本人眼中的一塊肥肉，早晚要發生戰事。可是我們東北軍的裝備和戰斗能力與小日本相比差距太大……今后不發生戰事最好，如若發生我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決不許日本人從我手里奪去……”

　　當時的東北軍素質很差，一些軍官不抓正亊，生活腐化，克扣軍餉，打罵士兵，軍紀渙散。李杜與這些人不同，他親自制定了一套訓練方法，身體力行改革當時一般軍隊守舊殘缺、因循敷衍的現象，他經常下操督練，對劈刀、白刃戰、拳擊、器械使用等基本訓練很為重視。還組織士兵學文化、學唱歌。對排長以上的軍官則注重提高其實戰中的指揮能力，如利用地形、戰斗原則、作戰戰術等。

　　李杜深感兵能為己所用，必須先得兵心，所以對士兵的營舍，伙食都搞的不錯，還常下到連隊問寒問暖。為了培養官兵的愛國保民思想，他常把軍官們召集到一起，以他親眼目睹的日軍暴行，和日軍在旅順居城三日，婦孺老幼幾乎無一幸免等血淋淋的事實，告誡官兵們提高瞥惕，牢記民族的仇恨，并說明東北是個多事之地，早晚要遭曰本侵略，部隊耍加緊訓練，提高作戰能力，一旦發生戰事決不退縮。他還把日本軍作為“假設敵人”進行訓練。可見，“九一八”事變后他起兵抗戰并不是被迫或偶然的，而是早有了思想上的準備。由于李杜的苦心經營，在當時的東北陸軍中，王以哲的第一旅、何柱國的笫三旅、黃顯聲的二十旅以及李杜的第九旅，為當時東北軍中訓練有素、較有戰斗能力的幾支部隊。

　　1929年11月，發生了中東路戰爭，吉、黑兩省人心惶惶，風聲鶴唳。多敷富商巨賈均攜眷逃亡沈陽和關內，一些軍政官員也擅離取守，競相逃走。為此，吉林督軍張作相下令嚴加防范，李杜和我接到命令后，認為守土有責，絕不能丟下百姓出走，便一起商議防御措施。當時第九旅的重武器只有輕機槍和迫擊炮，根木沒有高射炮，無法防御蘇軍飛機，我們便下令砍了一些大樹，去掉樹皮，涂以顏色，上覆炮衣，偽裝成高射炮聳立江邊和東西關要塞。可是城內商民一片混亂，商店關門，市井蕭條，有錢人家也競相出走，李杜和我故意讓自己的夫人乘馬車逛街，到商店買東西，市民見到后都說：“李鎮守使和王道尹的太太都沒走，我們還怕啥？”這才穩住了全城的民心。

（中東路戰爭蘇軍入侵方向）

　　李杜在東北軍界多年，因不善貪污克扣，持心以正，又好交朋結友，家中應酬不斷，年節尤是，所以手中無多積蓄。后來，他與海軍副司令沈鴻烈、張廷閣（哈爾濱商會主席）、王順存（哈爾濱航業工會主席）等人組織官商股合營的航業總聯合局，買小火輪4艘，客貨往運于哈爾擯至富錦之間，由沈鴻烈為董事長，張廷閣、王順存任副董事長，李杜為董事，另外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的首席參議何豐林、顧問趙倜、秘書李錫恩、吳瀚濤等人也有投資，這才使李杜漸富起來。

　　1929年11月底，我調任延壽縣知事，后來又去省城任教育廳長，便與李杜分開。“九一八”后我不愿投敵事偽，棄職入關，李杜則在下江領兵抗日，后進入哈爾濱組織吉林自衛軍，被推為總司令，發表了抗日到底、衛國衛民的宣言。我進關后，到張作相的第二集團軍司令部當機要處長，李杜派副官周雅山化裝去北平請援，先找到我家，因我正在承德協助張作相防守熱河，周雅山又趕到承德，拿出李杜的親筆信，請張作相向張學良陳還派兵出關支援，和援助軍火彈藥等事宜，張作和把信交給張學良便無下文了，周雅山兩手空空，一無所獲而歸。

　　1932年2月4日，日軍在飛機、坦克配合下進犯哈爾濱，李杜、馮占海在哈市郊區新正陽河、何家溝親自指揮作戰，但由于日機輪番低空轟炸，給自衛軍造成嚴重威脅，加之彈藥給養十分缺乏，2月6日凌晨被迫全線撤退，保衛哈爾濱之戰以失敗告終。2月8日，李杜電通全國，報告退軍經過，后來與馬占山、蘇炳文、丁超等人輾轉于黑龍江北部，因彈藥給養毫無來源，日軍又多次向他們大舉進攻，處境萬分困窘。1933年1月，丁超投敵；李杜于1月9日率殘部退入蘇境。（他的家屬在其投身抗日后便送到北平住在我家中）

（哈爾濱保衛戰）

　　李杜在黑龍江抗日聲名大噪，名聞全國，5月，他從海路輾轉回到南京，大受歡迎，蔣介石兩次召見，設宴招待，還陪同去中山門外謁陵，參加國府紀念周，大肆贊譽，請李作在東北抗日的報告等等。但蔣并不予李杜以實權，僅委以“軍事委員會委員”之虛職，月領干薪而巳。李杜謁蔣介石時曾提出東北有些軍政官員不愿當漢奸，棄職入關，如今流離失所，國府理應妥善安置之事，蔣介石便讓李杜提出名單。李杜在名單上列上了我妁名宇，并說明我曾在張怍相的第二集團軍負責機要，后來熱河的湯玉麟不戰而逃，第二集團軍解體，蔣介石當即在信箋上寫道：“王世選為軍委會諮議，以少將銜用……”。李杜立即寫信告我，我便南下去了南京，和蕭振瀛（吉林扶余人，宋哲元的總參議，曾任西安、天津市長等職）住在一起，期間與李杜游覽了金陵名勝，拜謁了中山陵。

　　李杜見蔣介石對他不重用，心中感慨萬端，深有敵氛日急，報國無門之慮，蔣介石曾想利用他的資望及同東北軍的關系，瓦解張學良的東北軍，還企圖用金錢利誘等手段，把張學良部下重要將領王以哲拉過去，李杜曾和我談及此事，認為對蔣介石不能抱任何幻想。平時言談比較激烈直率，逐浙為蔣所不喜，但蔣在表面上不露聲色，暗中卻派人監視，李杜的思想便漸而傾向民主，與宋慶齡、魯迅、陳賡等人均有來往。李杜不善理財，性好揮霍，人有所求則傾囊相助，在南京時酬酢日繁，入不敷出，遂去香港索討與英商怡和公司訂購的而未交貨的輪船，后將合同轉讓，與沈鴻烈平分，又向蔣介石要求去法、德國考察，蔣給他5萬元。李杜在香港停留約3個月，與中國共產黨發生了聯系。

（南京中山陵）

　　這時，我與蕭振瀛已回北京，李杜在法國宵有信告我。七七事變后，李杜回國住在重慶南岸黃桷枒紅萬字會院內。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非常艱苦的階段，新疆地方軍閥盛世才見希特勒進逼莫斯科，也撕下偽裝面具，殺害共產黨員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投靠了蔣介石。當時李杜在東北的部下約有7000余人進入新疆，是一股很大的勢力。蔣介石一度想任用李杜為新疆省主席，李甚為高興，派他的參謀長王子耀飛新疆迪化招集舊部，先行布置，又在重慶招集班底，其中包括不少民主知名人士。后來蔣介石認為李杜不可靠，改派他的親信吳忠信接替盛世才，為新疆省主席。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對李杜棄置而不用，發表“接收東北”的入事吋，連東北行轅政治委員會委員這一清客職務也未給，尚不如馬占山。李杜窮困潦倒，病臥在床，坐吃山空，手頭拮據，日以作詩自慰。我曾兩次匯款接濟，李杜回信頗多傷感，有“將客死渝洲，北歸無日，今僅憑此一紙音書，話長年離索，人生至此，能不凄涼”之句。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召開時，李杜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但因患病未能赴京開會，1950年2月病逝重慶。

　　另據李杜副官周雅山談：李杜出國考察時，曾偕毛岸英、毛岸青同輪去法國，轉送二人赴蘇，這一情況在當時國民黨統治時期，李杜諱莫如深，而不敢為外人知道，內情亦無從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