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剛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廢待興。

一年前，蔣介石在逃往臺灣島時，還沒有忘記帶走他們從大陸所能擄掠到的幾乎全部的黃金和白銀，僅從上海運走黃金就達 273.8 萬兩。已是毛澤東手下敗將的蔣介石，在痛苦、絕望之余，也不無得意之處：你毛澤東奪走了我的政權，你也同時接過了必須養活中國五萬萬饑民的沉重負擔。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也很明白，他們接過來的是怎樣的一個爛攤子：早在19 世紀初，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鴉片貿易一開始，中國的白銀就大量地向西方流去。1840 年以后，中國又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百般欺凌，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每次戰爭都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賠款、割地、割地、賠款……國無寧日，民不聊生，13 億白銀“嘩嘩”地流到了侵略者的腰包。民國建立，戰火反越燒越旺，開始是軍閥混戰，繼之是北閥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國人民處在了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

當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時，全世界人民都在關注著這頭遍體鱗傷、剛剛蘇醒的巨獅，整個國民經濟千瘡百孔，工農業生產極端衰弱，通貨膨脹，物資奇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巨大的壓力感和共產黨人特有的自信交織在毛澤東心頭。

馬克思只是指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趨勢，他只是從理論上剖析了社會主義革命會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的可能性，他沒有料到，事實恰恰相反，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國和中國爆發了，而且居然取得了成功。

于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開始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精讀馬列、又熟諳中國國情的毛澤東終以他那特有的實踐修正理論的勇氣，給未來的中國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在舊民主主義革命被新民主主義革命取代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方面具有資本主義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社會主義因素，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革命的結果必然是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經濟綱領是廢除官僚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農村中的封建關系，發展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各種合作經濟。

在那篇著名的 《新民主主義論》 中，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1949 年 3 月 5 日，在河北省一個名叫西柏坡的地方，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勝利開幕。在簡樸、熱烈、隆重的會議室，毛澤東穿著一件新棉襖，在鮮紅的黨旗照耀下，以他洪亮而地道的湖南口音向他的同志告誡道：

“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同時即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關于恢復和發展的生產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爭中常常采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于這些，并由于中國經濟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態，在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

“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為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和迅速恢復生產，發展國民經濟在理論上和思想上做了充分的準備。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受中央和毛澤東委托專程趕到天津去做黨的各級領導和工人們的思想工作。在 1949 年 4 月 28 日天津職工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很誠懇而又有耐心地對成千上萬的職工代表講道：

“現在，我們檢查一下，我們工人階級的隊伍有多大呢？在全國人民 47500 萬中，只有不到 300 萬的產業工人，100 個人當中還沒有一個工人，這個數目是很小的。至于其他賺薪水、領工錢的，還有手工業工人、苦力、鄉村的雇農、廣大的職教員都算在內，也還只有 1000 多萬人，這就是中國工人的全體。……農民是中國工人的第一個朋友，第一個同盟軍。但是只有一個朋友嗎？還有的，小資產階級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一個朋友。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敵人還是朋友呢？他們也是我們的朋友……

“最容易搞亂的是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為什么把民族資產階級放到我們朋友中來呢？因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也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所以他們要反對，那么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他們可做我們的朋友，不要把他們看作敵人……

“如果他們和我們一致打倒了一切反動勢力及階級，他們也可以發展了，也可以幫助建設新中國的工作，他們可以開工廠，開礦山，制造出日用品。對于工人階級是有利的，因為他們自己也賺錢了。這件事好不好呢？這是好的。如果不懂這個，有‘先打倒他們再說’的思想，這將犯錯誤，這就是不懂政治，政治覺悟還不夠，希望大家好好討論這個問題。……只斗爭不聯合是錯誤的，只聯合不斗爭也是錯誤的。但以哪個為主呢？今天來講重點是聯合不是斗爭。因此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必要的適當的斗爭，但不能破壞聯合。如果斗爭把資產階級消滅，這樣，工廠減少了，生產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國不是資本家太多、太發展了，而是太少、太不發展。因為資本主義不發展，工人才痛苦。如果要打倒民族資產階級就少了一個朋友，而多了一個敵人。

“但是你們有的人會說了：‘好啦！你們共產黨中央的人今天來，叫我們不要斗爭資本家，斗爭多了你們不贊成，是不是讓資本家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講話……’同志們，共產黨永遠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的，不會受資產階級收買……就好象女同志生育，本需九個月，但六七個月就要求生下來，這就叫早產，生下來也不會長大。今天的解放，還只是政治上解放，還不能不受剝削……今天的解放是不是還可以進一步，不準許剝削，現在還辦不到。現在還必須允許資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們有利可圖，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不是一利。

“國民黨時是一利，只利資本家不利工人。而現在呢，只利工人而不利資本家也是不對的，對的政策是兩利，就是也允許資本家對我們剝削，剝削不能完全削除。剝削是不好的，但現在來說，也有一點好處的。今天有很多失業工人想找到職業。我到東亞毛尼工廠，工人和我談話。我問：‘你們有什么問題？’工人們說：‘我們沒有工作，東亞不要我們，你說怎么辦？’所以東亞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好。

“關于剝削，也要分清有幾種：奴隸的剝削制度已經廢除，封建的剝削制度也要廢除，但資本主義的剝削在今天還不能廢除，在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已經很發達的國家，在無產階級的隊伍領導下是可廢除的，但因為這些國家中的隊伍還沒有組織好，所以他們還沒有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廢除掉。而中國共產黨有這力量，可以隨時隨地將資本家的剝削廢除掉，但是卻不能這樣做，因為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都發達了幾百年了，而我們才只幾十年，所以在新民族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好處多，壞處少。因此他們在歷史上還有一定的進步性，即是他們比小農經濟、小手工業經濟都進步。

“中國經濟有 90%是落后的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經濟，只有 10%是進步的工業。其中一部分是國營的，一部分是資本家的，因為有了這 10%的工業才產生了無產階級。所以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有其進步性。將來國營和私營的都要發展，將 10%增加到 20%、30%、直到 60%，才能把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這本來要經過百多年的，而現在我們只要幾十年就能做到，而且做得很好。也就是說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資本家是有其作用的……”

當然，十多年后，當劉少奇被打倒，他的這一理論便被歸納成“剝削有功論”，受到無數大會、小會的批判。

1951 年，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先生，也許是為毛澤東所描繪的宏偉藍圖所折服，也許是建國初期，工人階級激發的革命熱情感染了他，竟提出一個超前的口號：用工人階級的思想改造資本家。

毛澤東為黃炎培先生的真誠所感動，但領袖特有的高瞻遠矚使他特地在1953 年 3 月 15 日約黃炎培談話，他對黃炎培先生說：“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或者說不允許資產階級剝削賺錢的事情，只允許他們和工人階級一樣想，沒有勞動就沒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會主義，不想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

毛澤東很幽默地說：“資本家唯利是圖，人家說是不好，但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國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資本家的利……三方面都能照顧到，正是希望他們也須要他們來‘圖’。”

最難解決的問題，理論上有了明確的答案，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就不再是一場夢幻了。

一直擔驚受怕的資本家的臉上也終于現出了久違的笑容。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布的“2021 歷史好書 60 種”榜單。

《元中國時代》入選“2020 百道原創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