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3日，天津市政府批復同意將薊州區的獨樂寺街區、漁陽鼓樓街區劃定為天津市歷史文化街區。天津歷史文化名城又添“新丁”，為天津618歲生日獻上賀禮！

“薊州山上尋十萬年人類活動足跡，大運河畔展千年城市發展變遷，海河岸渤海邊看百年歷史巨變。這里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天津！公元1404年12月23日，天津設衛得名。從此，我們的城市有了生日！祝福您——我的天津我的家！”這是我為天津慶生所寫，請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首金現場播報者宋歌錄制后，這幾年在天津地鐵滾動播放。

城市有生日,是天津人的福氣！5年前，我在《中國文物報》撰文《尋找回家的路 守護歷史的夢——天津設衛筑城613周年有感》，談及兩個夢：將12月23日設立為“天津歷史文化名城日，將西沽劃定為“運河歷史文化街區”。這一年，受疫情影響，大部分時間都在天津，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回首過往，點點滴滴，早已融入城市歷史角落中……我愛我家，何以回報這座生我養我的歷史文化名城？仍縈繞在心間。

歷史文化名城是天津的靈魂

四十不惑。全面加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已上升為國家戰略。自1982年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制度已走過四十年風雨歷程。1982年11月，我國文化領域第一部法律《文物保護法》正式頒布實施，歷史文化名城被納入文物保護法治體系中，有了高起點。2008年7月，《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施行，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有了更全面明確的法律要求和標準。“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城鄉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意見》，全面部署加強歷史文化名城整體保護工作。

不畏浮云遮望眼。歷史文化名城是對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最高殊榮。天津是國務院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豈可妄自菲薄？天津設衛筑城600余載，但并不是只有600多年歷史，更不是只有近代史。我們要對天津有更清晰完整全面的認識。

如何呵護好母親城？不能忘，我國著名文物學家謝辰生先生囑咐我——天津要立足整體保護，地上地下，長城運河，還有海河，都要納入保護體系。找準歷史文化的根，要在城市格局上體現出來源流，然后再談風貌保護，才能綱舉目張。近代百年從哪來？是古今中西碰撞出來的。“這點天津最具代表性。不能厚此薄彼，嫌貧愛富。”

且思且行且珍惜。歷史文化名城凝聚了城市的發展規律，掌握了它，就找到了城市發展的源動力。名城保護不能僅是一本規劃和一項局部工作。恕我直言，天津近些年發展面臨一些挑戰和困難，究其根源，不乏文化認知上的問題。與同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一線大都市相比，我們還沒有把歷史文化置于更高更核心位置。2011年中秋，拜訪我國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談及家鄉，他動情道：“天津的文化保護和傳承一定要充分重視起來，不能放在可有可無的位置。我已垂暮之年，耳聾目盲，但對家鄉文化的眷念，仍懷赤子之心。”“作為天津人，我斗膽建議，應該把文化氣氛進一步宣揚起來……一個世界知名的天津市，主要看什么呢？要看看天津文化方方面面的面貌、氣氛。我盼望天津所有的同志想想這個問題。”

文化是舉旗幟，引方向，凝心聚力的。歷史文化名城是天津的靈魂，是一座富礦，要真正踐行“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科學理念，須把歷史文化名城置于城市整體定位、整體發展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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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歷史文化名城賦能天津城市發展。將12月23日設立為“天津歷史文化名城日”是在天津名城保護歷史進程中所產生，基于修復歷史文化名城才提出的呼吁。天津的名城保護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考古學家陳雍先生概括為：一個人地關系大規律，考古遺存分布從山到海縱橫十萬年；三個時段大歷史，十萬年以上人文史、千余年城市形成發展史、百余年近代史；五個層級古代城市體系，按人口數量和地理相關構成的從村到城五個層次等級。三元結構近代城市，中國傳統城區與外國租界區、河北新區共存的格局。此為天時。依山傍海，人杰地靈，“九河下梢”“河海要沖”，四通八達，自然資源和物產豐厚，形成連接國內外、聯系南北方、溝通東西部的重要樞紐和大市場。此為地利。天津人愛鄉敬土，對城市歷史文化高度認同、津津樂道，還有權威專家對天津寄予厚望、給予指引。此強大的凝聚力和城市活力，為人和。

謝辰生先生是力推天津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推動天津名城保護重歸正軌的關鍵人物。據他回憶，在天津公布為歷史文化名城之后，曾制定過一個保護規劃報國務院。“天津還有其他幾個城市的規劃一起送（國家）文物局征求意見時，我發現其中天津規劃最好，所以我對天津的名城保護充滿信心。”“萬沒想到，在20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天津竟然完全不考慮原來的規劃，而對老城區大拆大改，致使老城內街區遭到嚴重破壞，城外著名的大胡同、官銀號、估衣街面目全非，甚至上了小學課本全國知名的三條石和天津著名的金鋼橋都被拆除。”

城市怎可重來？面對謝老痛心疾首的天津老城區大拆大改，我國著名作家、學者馮驥才先生挺身而出，召集一大批本土知識分子為城市保護奔走呼號。文化先覺雖無法阻攔推土機，卻喚醒了天津，乃至全國公眾對城市的文化自覺。越來越多的天津市民用自己的方式記錄老城，保護老城，懷念老城，凝聚成強大的社會共識。2004年，天津從官方層面開展了紀念設衛筑城600周年系列活動，12月23日（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為天津生日，漸為公眾所知。

謝辰生先生還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立法進程的重要推動者。2008年，國務院頒布《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在他的建議和全程參與下，天津成為國家重點督辦城市，以糾正五大道“聚客錨地”工程為切入點，全面推動了天津歷史文化名城落實整體保護的進程。不能忘，在此期間，張文彬、羅哲文、徐蘋芳、陳志華、張忠培、馬自樹、趙德潤、阮儀三、周治良、李先逵、楊志軍、張廷皓等國內知名專家學者，也對天津名城保護給予大力支持。

天津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不能忽略老城區。2009年12月23日，我開始呼吁設立“天津歷史文化名城日”，將老城納入天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劃定為歷史文化街區，將“天津衛故城遺址”認定為天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十年努力，積累共識。2020年，“天津歷史文化名城日”被納入天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方案。這一年12月23日，在馮驥才先生的大力倡導下，天津市在鼓樓隆重舉辦為城市慶生活動。寒夜里，溫暖一座城，最暖是人心！

如今，加強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開展“天津建城日”紀念已寫入天津十四五規劃。《關于在城鄉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意見》更明確提出要“加大宣傳推廣力度，組織開展傳統節慶活動、紀念活動、文化年等形式多樣的文化主題活動”。我堅信，就像杭州有“西湖日”“良渚日”，天津終會擁有“歷史文化名城日”，讓天津生日成為天津人的節日，不會是夢。

發展的邏輯需要有清醒的認知。浙江省委宣傳部近日推出的《浙江發展的大邏輯是什么》或可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浙江是資源小省，主要指的是土地、礦產等物質資源。就文化而言，則是資源大省，萬年上山、五千多年良渚、千年宋韻、百年紅船，資源無比豐厚，特別是千百年來流淌下來的人文精神是浙江人最為寶貴的資源。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時，對浙江人的這種“文化基因”給予很高評價，提出了“干在實處、走在前列”的要求。《習近平浙江足跡》中講到，“浙江老百姓聰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數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優勢，是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

發展中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全面推進天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首先是做好頂層設計，把歷史文化名城置于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位置。其次是機制保障，制定天津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已醞釀十余年，不能再拖了。再有就是構建完整保護體系，應保盡保，用“繡花”功夫開展保護和修復工作，延續城市文脈，留住鄉愁。

大運河是天津歷史文化名城的命脈

天津是因水而生，因河而興的城市。“天津是我國北方重要的港口貿易城市、交通樞紐。從金、元時起，由于漕運興盛促進商業繁榮而發展起來。明代在此設衛建城，進一步奠定了古城的基礎。”這是國務院公布天津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時的介紹。

圍繞城與河才能找到天津城市原點，才能“在城市格局上體現出來源流”。天津名城保護修復要聚焦于此做文章，不能讓寶貴的歷史財富變成歷史遺留問題。在這方面，需重點關注紅橋區，這里是天津城與河的重要樞紐。

不能忘，在推動設立“天津歷史文化名城日”過程中，天津文史耆老楊大辛先生曾給我寫下這樣的話：“古代天津是退海之地，曾多次發生海侵，因此社會發展滯后。根據考古發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天津地區已有若干村落，最早的行政建制則為北宋時期金王朝設立的直沽寨，距今八百多年。明永樂二年即公元1404年，天津設衛筑城。當時筑城選址在南北運河與海河交匯之處，即三岔河口之濱，向東可達海口，有利于海上漕運，從此奠定了天津城市發展之基石。不過回顧歷史演變狀況，早在天津設衛之前，在今紅橋區地帶，由于南北運河通航，已是內河漕運的重要碼頭。無論人口聚落、商貿往來、文化形態，甚至名人效應，均居于領先地位，后來才逐漸轉移到海河兩岸地區。所以在紀念天津建衛筑城615周年之際，切不可忽略今紅橋區地帶率先形成天津經濟發展紐帶的歷史地位。”

大運河是天津歷史文化名城的命脈，大運河文化遺產是構建天津名城完整保護體系的核心要務。紅橋區是天津城市發祥地。南運河、子牙河、北運河貫穿全域，于三岔河口交匯入海河，是歷史上水上運輸的集散地，天津的商業中心，我國近代教育的重鎮，是天津大運河文化遺產保存最豐富的區域。

天津是一座“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由于對傳統城區的破壞，保護格局出現了“重近輕古，重西輕中”的傾向。2010年后，新一輪名城保護規劃將老城廂、估衣街、古文化街劃定為歷史文化街區，現又新增獨樂寺、漁陽鼓樓歷史文化街區，亡羊補牢尤為晚。然而，全面推進名城整體保護，還要把大運河擺到更突出位置，把老城區歷史風貌的修復工作擺到更重要位置。因此，更要聚焦紅橋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先后印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為天津發展提供重大戰略機遇。借國家大勢，打通運河、海河和渤海灣，充分發揮天津河海和港口優勢，是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支點。紅橋區“三河五岸”的區位優勢，是連通大運河沿線和雄安新區水上航線的樞紐，而西沽正處在樞紐的交匯點上。做好西沽保護和規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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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壞前的西沽（張凡 拍攝）

西沽是天津老城廂、估衣街等歷史街區遭到破壞后，中心城區內僅存的，且保存完整的大運河歷史聚落，是天津傳統城區的縮影。這里有著幾百年的運河與城市發展史，我國近代教育的起源，近現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理應是紅橋區對外展示大運河文化形象之地。

2013年，天津市政府批復的《天津境內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發展規劃》中，西沽作為重點地區納入保護范圍。遺憾的是，西沽依舊被劃為棚戶區，在2019年遭到大破壞。為此，國家文物局“專門致函地方政府要求對其實施整體保護”。更加遺憾的是，西沽依舊被拆得面目全非。風吹過，燕兒何時歸？大運河歷史積淀豈是一片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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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遭到破壞時的西沽

西沽是紅橋區大運河工作的短板，紅橋區是天津大運河工作的關鍵，天津是國家大運河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兩年，為落實國家大運河戰略，天津制定的《天津市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實施規劃》《天津市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中，保護西沽的底線沒有退讓。困擾西沽保護的主要問題，仍在政策落實的最后一公里。

落實保護也是改革的紅利，事關區域發展理念和思路。2021年，十一屆天津市委第九輪巡視在給紅橋區的反饋意見中就指出了：“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運河歷史文化’重要指示要求不夠深，保護傳承利用存在差距”等問題。明確要求：“持續做好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可見，紅橋區的新發展，離不開大運河。

紅橋是親切可愛的，最具生活煙火氣。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需要這樣的底氣和優質資源。恕我直言，發展不能“轉基因”，紅橋區要有老城區思維，謀劃符合老城區的科學發展模式，通過大運河保護優化文化教育和生態環境，優化產業布局，讓天津人在此尋味鄉愁，海內外賓朋在此感受天津。

助力天津大運河工作，為城市慶生，今年的大學生文創賽新增了大運河與城市歷史文化專項。我在主持評審時發現，涉及紅橋文物元素的作品最全面，其次才是楊柳青。在大學生眼中，紅橋是天津大運河的代名詞，比很多“著力打造”更深入人心。

我們如何對待文化遺產，文化遺產就會如何反哺我們的發展。區域發展沒有統籌兼顧老城區保護和民生改善，才把問題一點點托大，“拆”非但解決不了發展問題，還會新增歷史欠賬。因此，西沽保護要回到天津歷史文化名城框架中來，嚴格落實國家和天津市關于大運河保護的相關政策和規劃要求，將整體保護修復西沽與天津大運河博物館規劃建設相統籌。天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應有西沽一席之地，西沽成為天津歷史文化街區或歷史地段，不應再是夢。

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西沽與估衣街歷史文化街區都在紅橋區，這兩個關鍵節點事關天津整體工作。紅橋區的文物資源太豐富了，如由國內最權威專家宿白、謝辰生、徐蘋芳、張忠培、黃景略共同認定的我國甲骨文重要辯識地馬家店遺址，是殷墟甲骨文發現史上的重要坐標點。如今卻也在一片廢墟中，苦苦等待……我誠盼著，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能早日“活起來”，賦能區域發展，讓紅橋這顆大運河畔的璀璨明珠，綻放出迷人光輝！

千言萬語，無法割舍對城市的依戀！天津不缺乏文化資源，天津發展的大邏輯中歷史文化名城不會缺席。增強城市文化自信，知天津、愛天津、護天津，才能建設好天津，讓這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成為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文章來源｜文博中國

原文標題｜從西沽和大運河再談天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寫在天津設衛得名618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