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鄭有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發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2期

摘要

從長時段和國際視域分析，新中國突破舊中國長久陷入徘徊的歷史發展趨勢、發展起點低的現實困境、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而使發展空間被鎖定等約束，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關鍵緣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圍繞兩大主題和基于戰略支點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有工業革命下促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的世界現代化共 性的結構轉換這一主題，還拓展形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主題，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兩大主題。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戰略支點。促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做好戰略支點有機統一和相互促進，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顯著特征。

關鍵詞

實業基礎；結構轉換；戰略支點；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實現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是一個國際范籌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當時用“奇跡”一詞贊譽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一現象。這一國際視域下的判斷，關注點聚焦在GDP的高增速。現今，中國又經過20余年的發展，僅僅基于經濟高速增長認識中國的發展，不能全面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成就。從長時段和國際視域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集中體現在：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極為艱難，因為在這一過程中首先面對的是舊中國長久陷入徘徊的歷史發展趨勢、新中國發展起點低的現實困境、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鄭有貴，2020)而使發展空間被鎖定等約束。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是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突破工業化先發國家打壓而受弱勢窘境困擾實現的，這決定了僅從物質財富增長的結果進行探討是不充分的。本文既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這一世界現代化共性的結構轉換，又從中國式現代化對現代化內涵的拓展及基于國情和世情對現代化實現路徑的新探索，對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及其歷程進行梳理，以呈現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艱難創新歷程，以及所實現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的歷史地位，以此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和本質要求的認識，進而從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推進和拓展的方向。

一、以發展實業為基礎推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

在以工業革命為基礎和先導的產業結構演進基礎上，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是現代化演進的重要內涵，是世界現代化共性的經濟社會結構轉換，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主題之一。中國共產黨堅定地打牢現代化進程中的物質技術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習近平，2022)新中國在70余年間，抓住實業發展不放松，夯實農業基礎為快速推進國家工業化提供支撐，工農業都實現了快速發展，其中工業增長速度更快。這緣于探索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和拓展中國式工業化的路徑。

一是新中國成立后的70余年間由工業化后發國家向建成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跨越。中國建成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是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工業體系殘缺的基礎上展開的，經歷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

自1953年實施“一五”計劃起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階段。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要把農業國建設成為工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在成立初期把國家工業化視為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號召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積極奮斗。1953年中國共產黨明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對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生產關系變革的藍圖及其實現的時間表予以明確。1956年，建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國家戰略目標及其實現的時間表又寫進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劉少奇，1985)。新中國建立工業體系是在冷戰時期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集團式封鎖禁運打壓的極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下展開的。經過全國人民艱苦創業，新中國成功實施了國家工業化戰略，到20世紀70年代末，工業這一當時的先導產業取得重大進展，工業增加值由1952年的119.8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162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長15.9倍，年均增長率高達11.5%，這比1953~2018年的年均增長率還高0.5個百分點。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中國的產業結構實現歷史性演進，工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由1952年的17.6%提高到1978年的44.1%。與之對應的是，一二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1978年分別為27.7%、47.7%、24.6%，這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國經濟也就在世界上穩穩地站立了起來，這為改革開放以來工業的快速發展，進而發展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后，中國進入建立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新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在工業化上接續努力，到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擁有工業的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石油加工、化工、機械、建材、輕紡、食品、醫藥等行業由小到大，航空航天、汽車、電子通信等新興行業從無到有并迅速發展，進而建成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成為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孫兆，2019)。這是中國工業化成功推進和拓展的標志，也構成中國式工業化的特色。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不僅促進了進口替代，更是做強了國家和民族發展自己力量的基點，增強了發展韌性，增強了應對外來風險挑戰的能力，進而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不僅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支撐，還促進了經濟社會結構的演進。到2012年，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達45.5%，成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2021年，各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第一產業下降至7.3%，第二產業為39.4%，第三產業提升為53.3%。基于產業結構的演進，新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49年的10.6%提高到2021年的64.72%，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演進上實現了跨越。

二是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成功走出城鄉“兩條腿”工業化之路(鄭有貴，2021)。城鄉“兩條腿”工業化之路，是在中國城鄉發展戰略和特定體制機制下形成的。所謂中國城鄉發展戰略，是指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主張在城市發展工業，同時也主張在農村發展工業，將農民就地變成工人和農村工農商學兵結合作為戰略發展目標(鄭有貴，2022)。不過，自實施“一五”計劃起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從保障工業發展特別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能夠低成本實施出發，將工業布局在城鎮和工礦區，僅允許農村在國家計劃體系外拾遺補缺地發展小煤礦、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小水泥廠、小機械廠等(習慣統稱“五小工業”)。所謂特定體制機制，是指基于大力發展農村社區集體經濟所形成的農村社區集體統籌和積累的體制機制，為社隊企業發展工業提供了第一桶金的支持，孕育了社隊企業及相應的農村工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將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奠定了基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推進，鄉鎮企業以其靈活的機制異軍突起，成功走出農村工業化之路。農村工業的發展從兩個方面促進了國家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促進整個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工業以快于城市工業的速度增長，在整個國家工業中所占份額快速提升，其增加值在全國工業增加值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9.9%增加到1991年的27.5%，2000年達47.5%(何康，2004)，占據全國工業的“半壁江山”(布赫，2000)。另一方面，農村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偏重重工業而輕工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結構性問題的破解。改革開放前，中國在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時，偏重發展重工業，輕工業發展相對滯后。這樣一個偏斜的結構問題，成為社隊企業及之后的鄉鎮企業發展輕工業的機會。1979年3月，陳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析這一現象時指出：“現在社辦工業很多，小城鎮工業也很多，辦這些工業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業，要提高生活。”(陳云，1995)受沒有納入國家計劃體系、技術人才缺乏、技術裝備落后和資金不足的限制，鄉鎮企業在起步之際，主要利用當地資源，在服務農業生產、服務大工業、服務城鄉人民生活、服務外貿出口中逐步發展起來。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以承接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簡稱“三來一補”)方式，實現了滿足民生需求的輕工業的快速發展。簡言之，農村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對破解偏重重工業的工業結構問題的貢獻不可磨滅。

三是以新發展理念引領走“四化同步”發展之路。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推進現代化上，先后提出了兩個“四化”。第一個“四化”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提出，經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對四個現代化排列次序調整，形成將農業現代化建設列為首位的四個現代化，即“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周恩來，1984)。進入新時代，中國積極推進新的“四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并要求“四化同步”發展。中共十八大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4)這是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提出的戰略要求，也是新時代必須破解的命題。2013年9月，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7)在這樣一個“并聯式”發展過程中，中國針對農業農村與工業城市一條腿短、一條腿長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以億萬農民同步邁向現代化為目標，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政策的實施，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加快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形成，從拓展農業農村發展空間上促進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強國的加快建設。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全面發展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如果說中國促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這一世界現代化共性的結構轉換，只是基于國情以特色路徑實現的，那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把重點突破和全面發展統籌起來，推進經濟建設，處理好工業化推進與民生改善的關系，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在致力于促進全面發展中補短板和強弱項，促進人的現代化和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則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新主題。

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中，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突破了低起點約束，發達程度實現由低收入國家到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的跨越。194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美元計的總量是179.56億美元，人均僅23美元，這低于200年前1749年英國的水平(王均偉，2022)。中國不懈推進經濟建設，即便在改革開放前沒有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間還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嚴重沖擊了經濟建設，但都沒有放松以工業化為戰略目標的經濟建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吸取經濟建設遭受沖擊的教訓，明確提出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第一要務的定位推動發展。中國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到2009年又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折合為美元由2012年的6301美元提高到2021年的12556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與高收入國家門檻只有咫尺之差。

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中，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內涵隨著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推進與經濟社會水平的提升，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建設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起逐步轉換、拓展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入新時代提升為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國家現代化目標的提出、轉換、拓展、提升，把生產力發展提升和人的現代化有機融合起來(鄭有貴，2022)。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中，從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出發，逐步形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而形成以全面發展為顯著特征的現代化目標及其實現路徑。新中國經過七十多年的奮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面發展，在現代化上實現重大突破和創新，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鄭有貴，2022)。一是中國創造了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其他四個特色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共同作用，將從質和量兩個維度改變世界現代化人口版圖，即在質的維度改變人的全面發展的世界現代化版圖，在量的維度改變世界現代化人口數量版圖。二是中國創造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對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的突破和超越。在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共享發展政策體系下，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顯進展，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由2012年的0.474降低到2021年的0.466(陸婭楠，2022)，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國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0%多。三是中國創造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協調推進的現代化生動展開，促進了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面增強和相互賦能，這是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偏廢的現代化的摒棄和超越。四是中國創造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是對人與自然偏廢的現代化的摒棄和超越，為全球生態安全和促進綠色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12年至2021年，中國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長支撐著年均6.6%的國民經濟增長，能耗強度累計下降26.4%，相當于少用了約14億噸標準煤，二氧化碳排放減少近30億噸，是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編寫組，2022)；構建起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風電、光伏發電等綠色電力裝機容量和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都居世界第一，煤炭消費占比由2014年的65.8%降至2021年的56%，清潔能源消費占比由16.9%上升到25.5%。五是中國創造了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這是對基于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思維推進的現代化的摒棄和超越。

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中，以工業化的推進為民生改善打基礎，人民生活實現由受溫飽不足困擾到全面小康社會的跨越。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改革開放前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而奮起直追的進程中，統籌長遠與短期、全局與局部發展，國家通過實行高積累、低工資、低消費政策解決快速推進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問題，號召艱苦奮斗及與之對應的“先生產，后生活”理念得到全國建設者由衷的響應，同時國家也注重改善民生。在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來后，中國共產黨明確更高的國家戰略發展目標，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調整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關系，促進兩者協調并進。新中國在七十余年間，國家戰略目標基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拓展提升。1979年鄧小平提出到20世紀末中國要達到小康目標。世紀之交，中國在進入工業化中期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之際，針對長期注重經濟發展而民生建設相對滯后的問題，把民生改善提升為更加突出的目標，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新時代，基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習近平，2022)。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中，開啟向高質量發展和經濟強國發展的新跨越。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躍升。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9.7元提高到2021年的35128元，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由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21年的24100元。按照2010年標準，1978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7億人、貧困發生率為97.5%，到2020年全國農村人口全部脫貧。從綜合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在1978年時較高，分別為57.5%和67.7%，之后逐步下降，到2021年分別降為28.6%和32.7%；全國居民預期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初的35歲提高到2021年的78.2歲；嬰兒死亡率，由新中國成立初的200‰下降到2021年的5‰(趙星月、謝文博，2022)；居民健康水平，總體上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輝煌70年》編寫組，2019)。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新的奮斗目標，即“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2022)。

三、做好戰略支點助推由追趕跟跑向并跑領跑轉變的跨越

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難題、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戰略支點，是中國式現代化成功推進和拓展的重要因素。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除舊中國長久陷入徘徊的歷史發展趨勢、發展起點低的現實困境等自身約束因素外，更為嚴峻的挑戰是受到在國際上的弱勢窘境困擾。一國現代化的推進，還受國際因素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工業化先發國家與工業化后發國家之間存在較大的發展勢能差，其表現不僅僅是科技水平、發達程度差異下的發展能力差，更是工業化先發國家憑借強大國力在政治軍事上實行霸權，以強大的話語權、規則制定權控制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進而實現對工業化后發國家的掠奪。這就限定著工業化后發國家的發展空間，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絕大多數工業化后發國家很難突破在國際上的弱勢窘境困擾，因而不能突破跟隨的發展態勢。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期內，在與工業化先發國家存在較大發展勢能差的情況下，面臨的弱勢窘境困擾顯而易見，不僅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集團式封鎖禁運行徑對中國發展進行遏制(董志凱，2019)。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歷史性突破和跨越，是突破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實現的。具體而言，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面對工業化先發國家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種種霸權霸道霸凌行徑，自信自立，以自己力量為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基點，以國家現代化戰略引導，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的顯著優勢，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難題和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把國家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實現了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向優勢跨越的轉變，綜合國力實現快速提升，進而支撐和助推由追趕跟跑向并跑并在一些領域領跑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轉變的跨越。

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戰略支點，支撐和促進綜合國力快速提升。新中國基于舊中國因綜合國力極弱而造成的現代化推進中的內外交困局面，認識到要在綜合國力快速提升上優先進行突破。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將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作為三個根本判斷標準之一(鄧小平，1993)。中國在提高綜合國力上采取重大戰略安排，每個發展階段也都有標志性事件的成就。“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就是改革開放前各種因素集成下綜合國力提升最顯著的標志。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實現綜合國力快速提升，是中國力爭與國際改善關系的重要因素，也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1988年，鄧小平對成功研制“兩彈一星”的高度評價，表達了快速提升綜合國力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的戰略意義。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1993)

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戰略支點，支撐和促進由歷史上的發展長期停滯向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的跨越。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生產率的快速提高，必然會導致仍徘徊在農業社會階段的舊中國與工業化先發國家在發達程度上的分化。麥迪森的數據顯示，1820~195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全世界為1.64%，美國為3.67%，歐洲為1.71%，日本為1.74%，都大幅高于中國的0.22%。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反差更明顯，全世界為0.93%，美國為1.61%，歐洲為1.05%，日本為0.95%，而中國為-0.10%(安格斯·麥迪森，2008)。面對舊中國在經濟增長上與世界的分化，新中國從走出極其嚴重的積貧積弱境地實現快速發展出發，在現代化進程中促進戰略性先導產業發展、重大科技攻關、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以此為支點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1952~202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679億元增加到114.37萬億元。其中，1953~1978年中國也實現了較高速度增長。麥迪森的數據顯示，1952~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39%，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59%低0.2個百分點，高于美國的3.61%和歐洲的4.37%(安格斯·麥迪森，2008)，高于高收入國家的4.3%。1979~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9.4%，比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2.9%高出6.5個百分點。

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難題、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戰略支點，支撐和促進由跟跑追趕向并跑并在一些領域領跑的跨越。近代中國逐步認識到要學習西方國家工業之“長”以制夷。新中國在受西方國家集團式封鎖禁運等打壓的情況下，除了自立自強，別無選擇。鑒于此，中國發揮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解決“一盤散沙”做不到或至少做得不快的問題，組織重大科技攻關，為戰略性先導產業發展和綜合國力快速提升提供了支撐。中國在和平發展的世界主題下推進改革開放，與西方國家為解決滯脹問題尋求與中國合作相遇，抓住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工業化先發國家制造業向工業化后發國家轉移的機遇，先是通過“三來一補”，再到全方位引進外資，在引進外資時融合引進技術，在學習中創新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堅持把創新作為發展的第一動力，激發創新創業創造活力，加快創新發展。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2021年是2012年的2.7倍。2012~2021年高技術產業研發投入強度由1.68%提升到2.67%(陸婭楠，2022)。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創新能力綜合排名由2012年的居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居第11位。中國高速鐵路、5G網絡等建設在世界領先，第三代核電、載人航天、北斗導航等重器成為國家新名片，數字經濟規模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信、智能駕駛等新技術開發應用走在世界前列。中國實現由追趕跟跑向并跑并在一些領域領跑，在這一進程中推動由數量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跨越，不僅更好地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給世界經濟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戰略支點，支撐和促進現代化建設由遭受西方國家集團式封鎖禁運向構建國際合作發展平臺轉變的跨越，支撐和促進由工業化先發國家輻射帶動向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轉變的跨越，成為世界現代化演進的重要推動力量。新中國自成立起的很長時期內，因為屬于社會主義陣營，也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中，不僅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還遭受西方國家集團式封鎖禁運，而同期拉美國家、亞洲新興經濟體則沒有遭此扼制。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又面臨來自蘇聯威脅的干擾。即便在由冷戰向和平發展轉變后，西方國家對中國仍以諸多無理借口實施多種方式的打壓。新中國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摒棄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思維，以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戰略支點自立自強為基礎，推動世界走和平發展道路，并通過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構建起國際合作發展新平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促進共同發展。自2006年起，中國躍升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居第一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還表現在由于形成了快、活、穩的統一經濟發展機制，在發揮“動力源”作用的同時，還助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病毒疫情等造成的世界經濟困難的解決，發揮了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綜上所述，從長時段和國際視域分析，新中國突破舊中國長久陷入徘徊的歷史發展趨勢、發展起點低的現實困境、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國際上受弱勢窘境困擾而使發展空間被鎖定等約束，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性突破和跨越，實現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個奇跡的相互促進，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關鍵緣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從國情和世情出發，圍繞兩大主題和基于戰略支點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兩大主題包括：一是，新中國在工業發展落后于世界的情況下，以發展實業為基礎，促進三次產業全面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答好了世界發展潮流的工業化這一命題，探索走出了中國式工業化之路和拓展了工業發展空間，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工業化歷程，建成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實現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的結構轉換。在這一進程中，形成了中國如何推進和拓展中國式工業化的方案，成功實施了國家工業化戰略，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成功走出城鄉“兩條腿”工業化之路，進入新時代以新發展理念引領走新型工業化和“四化同步”發展之路。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把階段性重點突破和長遠的全面發展統籌起來，推進經濟建設，處理好工業化推進與民生改善的關系，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在致力于促進全面發展中補短板和強弱項，促進人的現代化和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新主題是對世界現代化作出的重大貢獻。換言之，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和拓展不僅有在工業革命下促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這一世界現代化共性的結構轉換主題，更是拓展形成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主題。新中國把做好發展戰略性先導產業、攻克重大科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等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戰略支點，支撐和促進綜合國力快速提升，支撐和促進由歷史上的發展長期停滯向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的跨越，支撐和促進由工業化先發國家輻射帶動向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轉變的跨越，支撐和促進由跟跑追趕向并跑并在一些領域領跑的跨越，支撐和促進現代化建設由遭受西方國家集團式封鎖禁運向構建國際合作發展平臺的跨越。促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演進、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做好戰略支點有機統一和相互促進，是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和拓展的顯著特征。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基于兩大主題和戰略支點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是對世界現代化作出的重大貢獻，彰顯了其光耀的歷史地位。中國對現代化主題的拓展及形成獨特的實現路徑，蘊含了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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