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一生煎包店的房租由40萬漲到120萬登上熱搜，面對鏡頭，店老板一臉無奈地說，最早的時候，房租是40萬，后來漲到60萬，再后來就漲到120萬。如今這個租金實在吃不消了，只能搬走。

無獨有偶，日前有媒體報道，廣州一些餐飲商戶因房租過高從CBD搬到社區，一位曾在珠江新城開高端輕食餐廳的商戶表示，月房租從7萬漲到15萬，她把店搬到附近社區做純外賣，只需要原房租的六分一。

與房租節節上漲相對應的是，近年以來，中式快餐可謂漲聲四起，一份麻辣燙四五十元、老鄉雞一葷一素一湯50多元、麥當勞一杯牛奶23元……曾經平價的快餐不再親民，以至于白領有了“月薪2萬，吃不起一頓麻辣燙”的自嘲，網民也發出了“老鄉吃不起老鄉雞”的感嘆。

“便宜好吃”的中式快餐，變得讓工薪階層越來越高攀不起，背后是成本的推動。餐飲行業的主要成本無非有三項：房租、原材料和人工，有研究稱，這三項成本分別占到餐飲經營成本的30%、40%和30%，《2023中國餐飲業年度報告》顯示，去年這三項成本的增速，分別達到了3.6%，2.4%，4.8%。

三項成本中，后兩者的成本構成相對合理些，而且相對可控——比如，原材料價格往往有漲有跌，漲的時候餐飲業主固然有損失，但在跌的時候，又能賺回來。一些餐飲店或采取夫妻店等家庭經營模式，或在忙時聘用一些兼職人員，從而避免過高的人工成本。

只有房租這一項，屬于難以克服的”硬成本“。畢竟，后兩者的成本，根據生意好壞可上下浮動，但房租這一塊，不管店鋪生意好不好，都是雷打不動，不折不扣要交的。

更不用說，餐飲這種實體生意，講得是”地段為王“，店鋪選址得好壞直接關系人流量，決定了餐飲店的命運。然而，無論哪個城市，好地段的鋪面租金都是高高在上的，往往是差地段幾倍甚至十幾倍。

因此基本上，好一點的鋪面在出租時，房東都會比較強勢，出價不僅較高，而且都有相應的續租漲價條款。而那些餐飲業主，往往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尤其是那些小微餐飲商家，既無品牌優勢，也無規模優勢，為了生存，只能硬著頭皮簽下高房租協議。

一旦背負高房租，餐飲企業也就背負著極高的經營壓力和風險。經營順風順水時，可能好一些，一旦生意不太景氣，那影響將是致命的。

記得此前，一條視頻曾在各大平臺上“刷屏”，視頻里，一個小龍蝦店老板深夜崩潰，正在大力摔砸門店內的桌椅、碗筷等。

經媒體采訪得知，視頻中的一幕發生在江蘇鎮江丹陽市。老板因為龍蝦店的生意一直很差，營業收入連房租都難以支付，深夜情緒失控，沖動之下才砸店。

不少網友直言，今年餐飲生意難做，很多門店入不敷出，房租便成為最大的“殺手”，壓倒了一批門店。

辛苦經營一整年，結果只是為房東打工，甚至收入還不夠付第二年的房租，這是許多餐飲老板的無奈感嘆。一些城市的平民美食消失或邊緣化，高房租也被認為是最重要原因，比方說，”杭州缺少好吃的燒烤是因為房租貴？“的話題，就一度引發熱議。

在房租、原材料和人工三項成本的助推下，快餐的價格上漲也就不可避免，也才會有大家直呼吃不起的四五十元的麻辣燙，23元一杯的牛奶。成本的倒逼之下，越來越多的餐飲店，不得不放棄服務百姓的平價餐飲，而轉向利潤更高的中高價餐飲，已成為難以阻擋得趨勢。

那么，這種趨勢，有沒有遏止的可能呢？

人工成本這塊，是很難降下來了，經濟增長和老齡化的趨勢下，中國的人工成本只會越來越貴。原材料這塊，也不容易”降本“，如果硬要降本，搞不好可能會出現科技與狠活兒，讓餐桌安全失守。商家自身的精細控本空間確實是有，但總體不太大。

那房租這塊呢？現在對于餐飲高房租，民憤可謂極大，許多網友在留言中干脆把房東稱作”吸血鬼“，要求參照疫情期間經驗，對餐飲高房租進行干預和限制的大有人在。

高房租作為市場問題，顯然不可能靠道德綁架和行政手段解決，與其人為限價限漲，不如尊重市場規律，保障和擴大供給，從源頭把房租降下來。

當看到，高房租背后暴露出一些城市規劃和更新的弊病，比方說，許多城市在大拆大建中，盲目拆除舊街區、舊建筑、老菜場，這些老舊物業，由于租金低廉，其實往往是養活”平民餐飲“的沃土。老舊物業大面積消失后，許多小微餐飲才不得不去租金昂貴的大商場、CBD，去尋找容身之地。

所以，快餐要降下身段，回歸平民化，讓工薪階層吃得好、吃得起，考驗著商家的經營能力和良心。而讓我們的城市容下更多平民美食，留下更多煙火氣，也考驗著公共政策的擔當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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