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政府機關、文體科教場館等公共機構的公眾開放性，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相關主事方自信開明的重要體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漸形成了鄧小平總攬全局，胡耀邦主持一線工作的權力秩序。新的領導集體不僅僅是實現了撥亂反正，做出了改革開放一系列具有高瞻遠矚歷史眼光的部署，更從細節上吸取歷史教訓，避免脫離群眾，推動政治文明化、親民化、公開化。

比如，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堅決不住中南海，而是分別選擇住在景山后街和北長街胡同里面，與民一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長街會計司胡同住著很多民戶，胡宅只是窄巷的其中一家；米糧庫胡同現在還有很多民戶，倒垃圾的大媽、遛鳥的大爺不時在鄧小平故宅門口經過，甚至還有快遞三輪車經常停在門口，顯得平和接地氣。

再一個為人稱道和懷念的就是，在胡耀邦直接領導推動下，陸續開放了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等之前普通群眾沒有機會進入的“禁地”，主動打破圍欄和禁令，讓社會大眾也能近距離感受這些向往已久的建筑的魅力。

人民大會堂建于1959年，當時有很多名稱備選方案，比如“國家大會堂”、“大大禮堂”等稱呼，中央領導人親自為之命名為“人民大會堂”，暗含屬于人民之意。但是建成后20年里，只有進入大會堂開會的人才能近距離感受這座建筑的雄偉，普通群眾只能在廣場上遠距離觀望。

1978年12月19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分組討論中，胡耀邦擔任召集人的西北組聯名向中央建議部分開放中南海、開放人民大會堂，中央機構不能搞特殊化，要多接觸群眾。這個建議獲得了很多老同志的贊同，鄧穎超說人民大會堂不應該是人民的禁區，而應該回歸人民懷抱。

十一屆三中全會，胡耀邦被選舉為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中央秘書長，他開始落實這個提議。3月開始，人民大會堂周邊的警戒圍欄被拆除，7月15日正式向公眾開放。1984年人民大會堂還對游客開放了食堂，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群眾有機會嘗嘗“中央首長”吃的菜，雖然都是普通菜譜，但是依然滿足了群眾的好奇心和自豪感。

更敏感的是開放中南海這個黨中央國務院辦公地，兼領導人住宅區的問題。1950年代，周恩來曾經對在中南海施工的工人們說：“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卻沒有享受到它的美麗。這次修成后，我們要請人民代表來這里做客觀光，今后還要逐步成為人民游樂的場所”，但是這一樸素偉大的想法，一直因種種原因沒有被落實。

1980年2月，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后，頻頻邀請剛剛獲得平反的老干部、民主黨派人士、著名學者、科學家等來中南海看看，這些人被打倒一二十年，好久不沒有來過中南海，胡耀邦很誠懇希望他們得到更多溫暖關懷，也感受一下中央的新氣象、新變化。這時候胡耀邦萌生一個想法，那就是周末和節假日，能不能把部分區域對公眾開放？（中辦老工作人員、楊尚昆秘書蘇維民的回憶）。

1980年5月，中南海開始通過給部委、高校及北京市屬各機構發送請柬的形式，準許在京干部和職工進海參觀。1981年4月11日，中央書記處率先做出表率，將懷仁堂在五一、六一等重要節日，對在京學校、工會開放，四千多位普通群眾手持中央辦公廳的請柬，興高采烈地在中南海觀看了演出，召開了慶祝聯合會，《北京日報》曾經以《黨中央帶了個好頭——記懷仁堂開放的第一天》為題，報道了此事，引來群眾一片好評。繼而中南海里的國務院、中央警衛局等也紛紛響應，把自己部分辦公區開放。

在這個基礎上，1982年起中南海開始向全國群眾開放。在周末和節假日，來北京旅游的群眾，均可以從南長街81號小門進入，參觀瀛臺、靜谷、頤年堂、菊香書屋、豐澤園等核心建筑。中辦還用心地給游客印發了中南海導游圖，游客可以有充分時間在開放區域逗留，并且可以從中南海門市部購買煙酒特產等帶回老家，送給親屬。胡耀邦本來有在南海邊每天走1萬步的習慣，為了不影響群眾參觀，主動在開放日到內側的區域散步（原中辦工作人員徐中遠的回憶）。

（中南海參觀券，以及進“海”參觀的游客）

不僅僅是對黨中央駐地的開放，1982年2月，胡耀邦主持第155次中央書記處會議做出決定，將西二環內平安里大街原屬于中央機關駐地的端郡王府舊址園林，還給人民，作為新建設的中國兒童中心的用地。這片地方占地達近十萬平方米，交通便利、環境典雅，是京城核心區內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但是胡耀邦只把一小部分留給了新成立的中紀委，作為辦公用地。

隨著各個具有象征性的地方都向群眾打開大門，只剩下天安門城樓因為修繕和缺乏旅游配套設施等原因遲遲沒有開放。1984年9月，一位署名“華興”的上海老知識分子致信胡耀邦，要求開放天安門城樓給群眾參觀，華興在信中說，我自從1954年以來，多次來北京，但是從沒有機會登上天安門城樓參觀，希望我的這個“幻想”和“白日夢”能夠實現。華興還提到所謂安全顧慮問題，他說，要開放天安門城樓必須確保安全，但只要有現代化的設備和必要的措施，安全是能保障的。萬一有壞人想破壞，也并不可怕，可以教育人民。

胡耀邦看信后，即指示中辦主任王兆國與北京市政府溝通落實此事。北京市政府經過三個月的研判，拿出了詳細的開放方案，首先是增加了旅游服務部和廁所（即城樓兩側的廁所，相信來過天安門城樓的朋友都到過這里，或者在門口空地集合等人），繼而1986年開始試運營，向部分人開放參觀。1988年元旦，天安門城樓正式對公眾開放，從此，上天安門不再是領袖的專利，普羅大眾也能風光一把。

（向公眾敞開大門的天安門城樓）

在胡耀邦等領導人的推動下，首都核心最具有象征意義的三個地方，終于全都打開大門，成為公民可以享用的資源。在中央率先示范下，北京的很多部委禮堂、食堂，外地很多省市政府禮堂、食堂，都在這一時候對外開放。

這種開放，既是人民應該享受的權利，也是有利于高效合理利用公共資源，更是官方開明、自信的表現，只會給執政者們加分，不會丟分。正像當時中央一個總結報告中寫的“過去一些機關的設施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確的成為高高在上‘閑人免進’的‘衙門’，要密切政群關系，要改善政府形象就要從小事上做起，人民大會堂等的開放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等黨政機關放下架子，走向群眾的一個具體行動”；也正如當時全國人大代表莊慶漢呼吁地那樣，天安門等地的開放，是我國社會文明化、開放化的重大標志。

筆者不禁想起最近討論很多的大學開放問題，其實這種本來不應該存在的問題，卻成了社會口誅筆伐一年多仍舊無法解決的“難題”，任憑群眾的呼喊，中央媒體的催促，大學依然紋絲不動，向公眾開放的大門緊閉，這本身反映了我們很多領域 治理思維的倒退：我有權就任性，群眾能奈我何？

其實我國的多數大學本來并不存在圍墻。根據筆者閱及的資料，在民國時期，最起碼南開大學、北洋大學、輔仁大學、華西大學、交通大學、齊魯大學、山東大學等名校都是沒有圍墻的。清華、北大和燕京大學即使有圍墻，也是象征性意義的，而不是今天這種警備森嚴式高大圍墻。比如燕京大學的東墻和南墻都是透明柵欄，僅有個小門與今天的中關村大街隔離開來，只是在西墻上，改建了原來王府的大門，建造了巍峨的正校門（也就是今天北大西門）。

（民國時期燕京大學全貌，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學主校區所在地，那時候燕園與周圍渾然一體，沒有明顯的物理分割）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時候，更提出北大要破除圍墻，不要辦成衙門。他還出去破除教學制度的圍墻，工友和社會上的人都可以旁聽，以至于青年毛澤東這樣的“北漂”，才能在最高學府學習，得到思想啟蒙的機會。

奈何院系調整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社會在發展，大學圍墻卻越來越高，進出管理制度越來越復雜的悖論。以筆者曾經就讀的五道口某大學為例，在21世紀初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外面的人也可以在食堂辦卡吃飯，后來開始查驗身份證，再到后來必須預約，到疫情后社會人員從此喪失了進校機會，只有本校師生、教職工才可以憑嚴格預約制度進出。甚至連進出經管學院的大樓也要看有關證件，可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無數游客在戒備森嚴的清華西門外，望門興嘆）

有人說，外地人都來名校參觀，會擾亂教學秩序，大學應該關閉大門。以筆者在該校讀書經驗看，雖然暑期人員來參觀打卡的多，但是平時根本絲毫不會影響教學秩序。筆者以前亦曾經在哈佛大學訪學，該校更是全球各膚色人種打卡膜拜的地方，但是這里連個圍墻都沒有，任憑各地的人進來參觀，哈佛坐像前的草皮都被絡繹不絕合影人員踩光了，也不見有保安來阻攔，甚至部分圖書館，普通游客也可以進入參觀閱讀。

(沒有圍墻的哈佛校園）

還有人說，大學又不是公園，是私域場所，不是老百姓想來就可以來的。我國名牌大學，無一例外都是公立學校，本來就是人民用納稅金建造和養活的。現在清華、北大一年辦學經費都在三四百億，雖然中央政府直接撥款不過50億左右，但是其他事業收入很大部分也來自各種財政渠道和國企。這兩個學校每年各自接受的人民稅金性質資金不下一兩百億，幾十年下來，按照購買力水平，人們估計得花了至少上萬億資金養活這兩個學校，難道這些錢還買不來入門參觀門票？

其次，大學不是國防科工系統的保密研究院，本身兼具公共社會教育的使命職責，你光拿錢，而又拒絕承擔社會責任，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無論哪一門子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不能成為大學將公眾拒之門外的借口，拒絕開放都是懶政、傲慢、目中沒有人民的表現，只會讓大學更墮落，而不會讓它變得更文明、更強大。

大學要開放，其他公共機構也要有序逐步開放，這才是落實“人民性”的實實在在舉措，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過去我們的領導人連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的大門都敢打開（并且后兩者一直延續下來），為什么現在打開一個大學校園都這么步履艱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