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復出后的每一個春節，不是在日夜操勞，解決國家發展緊迫的難題，就是不顧天寒路艱，行走在慰問邊疆貧困地區各族群眾的路上。

從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恢復工作，至1989年4月去世，此為他六十年政治生涯的最后階段，也是他人生最燦爛、最光輝的階段。在這十多年時間里，胡耀邦同志為糾正歷史錯誤，撥正國家發展方向，推進改革開放事業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最終付出了政治意義上的生命和生物意義上的生命。本文特選擇胡耀邦同志在其中十個春節的經歷，讓我們了解這位始終堅持人民第一的政治家，忘卻小我、全力為國民謀福利的生命狀態，這些片段也都是他最后生涯的全景反映。

（在中南海日夜伏案工作的胡耀邦，用女兒李恒的話說：”在總書記的任上，父親只屬于人民、屬于工作、屬于勤政殿“。）

1978年春節：夙夜匪懈、平反冤假錯案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走馬上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前任中組部部長郭峰長期惟康生等人之命是從，先是制造冤假錯案，繼而阻撓平反冤案。而胡耀邦在這年夏季，就在中央黨校組織人員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組織路線糾正過來》，這篇文章最終發表在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出了平反冤家錯案的第一聲呼號。所以，胡耀邦擔任此職，可謂是眾望所歸，中組部干部自發點燃鞭炮迎接他的到來。

雖說平時中組部長是最炙手可熱的職務之一，而此時胡耀邦面臨的是問題“堆積如山、步履艱難”情況：“文革”前制造了約188萬冤假錯案， “文革”中又制造了約 230萬件，僅黨內就有300多萬干部被打倒，113萬人被抄家，85萬人被下放，可謂冤案遍地，家家戶戶多少都有點坎坷。

胡耀邦上任之時，雖然臨近年關，但是馬不停蹄、立即著手開展工作，包括成立上訪人員接待小組、干部平反領導小組、知識分子平反領導小組、創辦《組工通訊》，果斷先處理了5000多被下放的中央機關分配干部等問題，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數篇討論干部路線的文章。平反冤家錯案的工作轟轟烈烈展開，億萬受冤已久的干部群眾終于看到希望。

1978年2月6日是除夕，胡耀邦終于可以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這天家里還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王金銳，他原來是北京市公安系統的一名普通干部，“文革”中先是被投入監獄，繼而下放農村，“九一三事件”后終于獲準回城，在東城區街道工廠做一些糊口的工作。他偶然得知胡耀邦就住附近，就貿然敲開胡耀邦家門，訴說苦悶，沒想到胡耀邦耐心聽了他的遭遇，不斷寬慰他，并且在他最困難的時候，給予經濟援助。

1977年底，王金銳重新恢復工作，新年除夕，他為了表示感謝，特用補發的工資，在王府井買了一盒巧克力和烤鴨來到富強胡同耀邦家中。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堅決不接受禮品，并挽留王金銳一起吃年夜飯。胡耀邦叮囑王金銳：“對過去整過你的人，要會理解、寬容，不要記嫌記仇，要爭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無辜的，教訓各自吸取。”王金銳談起這些年下放農村時，目睹農民的困苦。胡耀邦聽后非常有感慨地說：“我們黨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的，現在的建設得先從農村抓起，讓農民擺脫困苦，先富起來。”

這時王金銳向胡耀邦敬了一杯酒，胡耀邦一飲而盡，為他能夠恢復工作表示慶祝。喝完胡耀邦心頭一沉，痛心地說：“你們單位的平反工作，是落實得比較快的。但是全國還有多少萬冤案有待平反?今夜除夕，你我在這里歡聚，那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他們能歡樂得起來嗎?”

晚飯吃完已過九點鐘，王金銳起身告辭，回頭戀戀不舍地說：“耀邦同志，外面盛傳您職務還要升遷，家也可能搬進中南海，以后再見您就難了，機會也不多了。”胡耀邦上前兩步，握緊著王金銳的手說：“金銳啊，外問的傳聞，我無法給你證實。不過，你若有事，照樣可以來找。找不到我，就請李昭同志轉告。不管我擔任什么職務，不管我搬去哪里，我總歸還是我。”

第二天是春節，胡耀邦沒有絲毫休息，繼續投入在解決冤假錯案的工作中，春節后幾天時間里，他審閱了孔祥禎寄來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件材料，組織人員重新審查此案；審閱中組部撰寫的，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社論《老干部的光榮責任》（正月十三發表）；籌劃召開“疑難案件座談會”（第一次于正月十六召開）。據胡耀邦同志的機要秘書張耀光回憶，1978年春節前后，胡耀邦平均每天收到申訴信500多封，一個月的來信多達６麻袋，累計接待申訴干部數百人，每個月僅親筆批示的申訴資料就多達三四百件。

（1978年2月8日，即農歷大年初二，胡耀邦批示的文化部冤假錯案情況匯報）

1979年春節：為1億多“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摘帽

建國后，在農村劃分了大量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他們被統稱為“四類分子”。據很多學者估算，農村“四類分子”約2000萬至3000萬，連帶家屬子女共有1億多人。這些“四類分子”是54憲法和78憲法“法定”的“賤民”，在群眾專政之下，接受管制和監督改造，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居住和遷徙自由被剝奪，在集體勞動中，被迫付出大量無償勞動，而分配的勞動成果低于普通社員，本人和子女的入黨、入團、參軍、升學等權利也基本被剝奪。尤其是文革中，很多地方發生了針對“四類分子”的殘酷肉體迫害事件，在北京郊區、湖南道縣等地，大量四類分子被非法處決，或遭到酷刑。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陜西時，他就努力消除對“四類分子”的歧視政策，對他們一視同仁。在打倒“四人幫”后不久，胡耀邦對身邊的人說：“地富反壞作為一個階級早已被推翻了，但作為這個階級的每一個具體的人，經過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嗎老是給人家壓著沉重的鐵帽子？他們每個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親屬、朋友，加在一起少說也有兩億人，也都成了難以信任的人。這樣，普天之下簡直就沒有多少好人了！”

據中央黨校沈寶祥教授的回憶，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創辦《理論動態》后就開始組織理論人員討論繼續劃分階級成分和政治歧視合理性問題，并在1978年3月初，指示《理論動態》要好好做研究，寫出幾篇重磅文章，給這個問題“揭蓋子”。在5月6日召開的共青團省、市、自治區委負責人會議并講話，胡耀邦再次提出要消除對四類分子、資本家和華僑等所謂“剝削階級”子女的種種歧視、迫害的問題。

當年7月4日，華國鋒約胡耀邦進行長談，二人從下午3點多一直談到凌晨1時，據事后胡耀邦的回憶，二人談話異常投入，連吃飯的時候也是一直在討論。當時全國人心思變，暗流涌動，華國鋒顯然是向胡耀邦征求治國之策，胡耀邦也并不做任何隱晦，直言現在冤案之多、聳人聽聞。胡耀邦特意提到，有的大隊地富反壞到了30—40%，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程度令人驚心，地富摘帽問題迫在眉睫。

華國鋒如何表態，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胡耀邦在此之后，立即著手行動，拉開了為“四類分子”摘帽序幕。首先胡耀邦利用主管中央組織部之便，從農村基層干部政策入手開始消除對四類分子的歧視，10月中央組織部發出《關于落實農村基層干部政策的幾點意見》，提出對“四清”和”文革”中錯劃為地主、富農成份的，要糾正過來，家屬子女無辜受株連而遭到錯誤處理的，要妥善加以解決。

1978月12月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胡耀邦當選為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央日常事務。當時權力更替、中央劃分一線二線的趨勢已經開始顯現，胡耀邦無疑是新的一線的核心人物。胡耀邦認為當時黨內干部和右派都已經基本平反摘帽，而受打擊面最大的“四類分子”問題卻依然沒有進展，上任后把處理這個問題作為首要任務。此外，胡耀邦重視“四類分子”摘帽還與農村改革有關，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農村改革已經啟動，必須調動農村全部勞動力的積極性，改變農村社會長期被階級斗爭內耗的局面，農村經濟局面才能有扭轉，而這里面的最大問題就是對“四類分子”的平反問題。

胡耀邦深刻體察到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急切求變的心情，他于1月7日（臘月初八）這一天對起草組人員說：“春節快要來了，執政黨、執政者不能怕麻煩，要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要想到廣大人民群眾，冤假錯案越早解決越好，不能解決的問題也要及時向政治局反映，我們一起解決”。

經過胡耀邦及起草組人員的日夜奮戰，《中共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終于在春節前夕完稿，《決定》指出， 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四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社員及子女后代，今后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一律與他人平等對待，不得有任何歧視。在1月28日，也就是春節這一天，新華社全文播發了《決定》，將喜訊傳播到千家萬戶，給1億多飽受近30年壓抑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送上一份溫暖的禮物。

（福建省閩侯縣為四類分子摘帽的通知書）

1980年春節：為知識分子鼓與呼

1979年是進入新時期的第一年，但是與之而來產生了很多新的沖突，在思想領域的反映就是，剛剛興起的思想解放、現代性啟蒙被壓制，被認為是異端、離經叛道，甚至很多有著創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這給剛剛復出的知識分子帶來很大壓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節前夕，胡耀邦連續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藝界的三個座談會，給知識分子打氣，鼓勵他們繼續大膽創造、大膽表達、大膽關心社會和國家建設。

2月9日（農歷小年）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談會，他特意給大家講了韓愈的《子產不毀鄉校頌》，他說，春秋鄭國子產推行新政，那時候鄉校是讀書人的公議場所，大家的批評很多，于是有人向子產關閉鄉校，而子產卻回答說，他們說得對，我就聽從，說的不對，我們也應該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論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國家就要衰敗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胡耀邦特意把這幾句古文背誦出來，既是對知識分子的鼓勵，也是對執政黨的提醒。

2月12日（臘月二十六），胡耀邦受邀除夕民盟中央舉辦的春節茶話會。民盟既是最有威望的民主黨派，也是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傷害最嚴重的民主黨派，僅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三分之一以上中央委員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各級組織更是停止活動。

胡耀邦在茶話會上，首先代表黨中央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我們黨內過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驕傲自滿，不會同黨外人士合作，以后我們要努力改正，要與黨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撥亂發正幾年來，民盟成員參政時，只敢表達 “對！對！對！”，不敢隨便發表意見的現象。胡耀邦向他們保證說，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懇請大家敢于反映情況，敢于提意見，敢于幫助我們共產黨糾正缺點。

（胡耀邦與民主黨派人士交心座談）

2月12日、13日（臘月二十六、二十七）連續兩天，胡耀邦又蒞臨文藝界組織的劇本創作座談會。這次會議的背景是，剛剛閉幕的文聯“四大”雖然在文藝界歷史遺留問題上實現了撥亂反正，但是在有關文藝現實的敏感意識形態問題上，大家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文藝界又召開了“劇本創作座談會”，是為文聯四大的延續，夏衍、巴金、丁玲、陸文夫、劉心武、沙葉新、馮驥才等老中青作家們都出席了這次座談會，胡耀邦應邀出席做了近兩萬字的講話，這些講話顯然都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

胡耀邦說先講到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他指出，過去講文藝從屬政治、為政治服務是不對的，文藝是獨立的，不過也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對于作家的創作自由，胡耀邦說，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實保證人民群眾有進行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自由。

胡耀邦特別強調，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點錯誤，可以討論、可以幫助，但決不能因為創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講至此，聯想到“文革”中文聯、作協上百名成員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動地說，我們的黨就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對于，當時的“歌德”與“缺德”爭論，即文藝作品是否能暴露社會陰暗面的爭論。胡耀邦說，我們的社會落后的東西還很多，我們對落后的東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敵對的東西。胡耀邦關注到最近沙葉新、蔣子龍等年輕作家暴露政府機關官僚主義的問題，他說，馬雅可夫斯基的《開會迷》很好，我們的相聲《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諷刺了一下，黨也非常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同我們一道采取正確的方針，運用文藝創作的手段來揭露，克服官僚主義、特殊化。

胡耀邦的這三次講話，無疑進一步解放了知識界的思想，為文藝的相關核心問題指明了方向，意義堪比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讓中國迎來出版的春天，創作的春天。在他的推動下， “走向未來叢書”（74種）、“二十世紀文庫”（96種）、“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80年代約260種）、“走向世界叢書”（35種）、“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叢書”（64種）紛紛出版，發行量上億策，成為一個時代思想啟蒙的主要源泉。王蒙、叢維熙、張賢亮、白樺、劉紹棠、流沙河、邵燕祥、劉心武、張潔、張承志、馮驥才、蔣子龍、陸文夫、王安憶、韓少功、謝晉、靳尚誼等文學、電影、音樂、美術名家群星燦爛，中華文學藝術達到近代以來從沒有的繁榮。

（80年代無疑是文學藝術百年巔峰）

1981年春節：邀請200多名教師走進中南海，與中央書記處成員共迎新年

1980年底，根據政治局會議的安排，胡耀邦已經事實接替華國鋒，履行中央主席的職責。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職務角色時，特別注意到一條：打破過去黨中央和領袖高高在上，與群眾保持距離的情況，讓群眾也有接近他們的機會。由此，他做出了向社會開放部分中南海辦公區的舉措，另一個就是在1981年春節這一天，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邀請首都200多名中小學教師和幼兒園教師走進中南海，與中央領導人一起聯歡，共度新年。

胡耀邦還認真聽取了教師們關于教育經費、教師待遇、教育觀念等各個方面的問題。春節后，這些都很快被落實解決，1981年全國迎來建國后首次教師工資普調，每位教師工資至少晉升一級，平均增加額20%左右；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地方財政的至少的教育經費比例不得低于5%—10%，全面普及小學教育，同時，九年義務教育的構想也日漸納入中央辦事議程。

1982年春節：出臺第一關于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

經過中央高層長達近兩年的爭論，1980年9月中央出臺關于農村問題的75號文件，聯產承包終于獲得“準生證”，逐步深入展開，到1981年初，大約有20%的生產隊實現了包產到戶。但是，75號文件只是一個妥協方案，只允許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貧困社隊包產到戶，而獲得土地可以說是每個農民的迫切愿望。

為了解決這個現實沖突，1981年春天，受當時國務院總理委托，杜潤生起草了關于聯產承包的“切三刀方案”，提出困難地區實?包產到戶、包?到戶, 這部分人約占農民的15%，中間60%地區實?統?經營、聯產到勞，最發達的25%社隊實?專業承包、聯產計酬。

這樣的話，絕大多數農民依然不能獲得土地經營自由，對此，胡耀邦和萬里都指出，確定責任制形式要從實際出發, 因地制宜, 適合哪種形式更能促進生產就采?哪種形式；要相信群眾的智慧，尊重群眾的?主權, 不能由政府搞包辦代替, 更不應當瞎指揮。

對于很多人認為包產到戶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擔心，胡耀邦一針見血反問道：不要把包產到戶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也不能說集體勞動就有優越性, 奴?社會就是集體勞動，它就比其他生產方式優越嗎？

1981年底，胡耀邦指示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萬里出臺一個文件，徹底解決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問題，并建議把它作為1982年的“一號文件”下發。胡耀邦還提出，以后每年都要搞一個關于農業的“一號文件”，根本提高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

1982年1月1日，中央正式出臺關于本年度的“一號文件”，即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提出對于農村生產責任制，“不論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真正做到因隊制宜。切不可憑主觀好惡硬推、硬扭，重復一刀切的錯誤”。

（80年代連續出臺的關于農村改革的5個"一號文件”）

1982年的“一號文件”，建國后第一次以中央名義確定了農民土地經營權的合法性，終于讓農民吃上定心丸，這個文件于春節前夕陸續傳達到基層各級組織，給8億農民送來了一個最隆重的新年大禮。在這一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晚會上，青年女歌唱家表演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表達了億萬農民獲得土地后的愉悅心聲，描繪了農村欣欣向榮的景象，此曲當晚首唱后立刻傳遍大江南北，正是1982年“一號文件”受到全體農民熱烈歡迎情況的體現。

（農村改革后，農民生活水平立即大幅提高，社會洋溢喜悅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