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凝視著你。

——尼采

人們沒有對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起源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一部分學者（主要是非德國學者）認為，它根植于德國歷史，可以追溯到條頓騎士團及其反抗斯拉夫人的斗爭時期，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德意志部落成功抗擊羅馬統治時期。另一部分學者則把納粹主義看作當代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源頭在歐洲，而不局限于德國。

當時歐洲大陸各地都在反對工業化和生產線的枯燥。 世界大戰、通貨膨脹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遍及整個歐洲。 納粹主義正好可以滿足人們由此產生的心理需求，它賦予個人以身份認同和在等級制社會中的地位，可以使人在遭受失敗之后重新樹立起信心，還可以為經濟復興和貨幣穩定帶來希望。

受1929—1933年大蕭條影響，魏瑪德國的失業率一度逼近30%。

它為歐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德國方案，而且這個方案對于德國以外的許多人來說也很有吸引力。事實上，納粹主義似乎兼具革命性和傳統性這一雙重特點。

它有兩個新理念：一個是“民族社會主義”，該理念訴諸民族團結和統一的本能要求，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另一個是“革命的活力論”。這兩個新理念又與德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種族優越感和尚武傳統融合在了一起。這種融合雖然并不完全成功，但比起那些僅基于傳統而產生的理念來說，發展得則更為強勁。

希特勒的演講經常與德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種族優越感和尚武傳統相結合。

希特勒和納粹黨是通過革命派與保守派結盟才得以在德國掌握政權的。1923年慕尼黑的啤酒館暴動失敗后，希特勒悟出一個道理：他必須以合法的方式獲得政權，也就是要爭取到現有權力部門特別是軍隊的支持。這一點他確實做到了。

在1932年7月的國會選舉中，納粹黨贏得了1374萬張選票和230個議席——雖然未能成為全國或國會中的多數黨，但足以成為單一最大政黨。在同年11月的選舉中，納粹黨失利，少了約200萬張選票，僅獲得196個議席，但在總議席減少后的國會仍占據著單一最大政黨的位置。

納粹上臺離不開保守派的鼎力相助

在兩次選舉中接連獲勝之后，希特勒通過與保守派人士弗朗茲·馮·巴本（Franz von Papen）和民族主義者代表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進行談判，于1933年1月30日就任德國總理。當時希特勒是內閣中僅有的三位來自納粹黨的成員之一，因此保守派人士堅信他們能把他控制住。正如巴本的一位朋友所說：“我們已經把他給框住了。”這句話，按照戈登·克雷（Gordon Craig）頗有見地的說法，“應該被收錄到任何一本著名的臨終遺言集里”。

保守派以為他們利用了希特勒；事實上，是希特勒利用了他們。但無論如何，希特勒仍然需要保守派，這一點他于1933年3月21日在波茨坦駐軍教堂（Potsdam Garrison Church） 舉行的盛大儀式上已經感覺到了。 當時，前德意志帝國政府的高級軍官（包括前皇儲在內）集聚一堂，慶祝新一屆國會的誕生，總統興登堡元帥在舊政權絲毫未改的氣氛中向他這位新總理發表賀辭。 前德意志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和納粹的“卐”字旗并排懸掛，德國軍隊與納粹沖鋒隊共同組成儀仗隊接受檢閱。 新精英正式就位，與舊權貴分享權力。

希特勒頻繁閱兵的原因之一是向世界展示德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宣告德國任人宰割時代已經過去。

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新舊兩種勢力并存；但沒過幾年，新精英開始驅逐舊勢力，而且有時采取極端的方式。波茨坦慶典過后僅15個月，德國前總理馮·施萊謝爾將軍（General von Schleich-er）就在自己家中被一名納粹槍手殺害。 1934年8月2日，德國國防軍的官兵舉行宣誓儀式，表示無條件效忠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此宣誓儀式是由布隆貝格和賴謝瑙兩位將軍共同策劃的，他們原以為這樣做可以使希特勒受到軍隊的制約； 但事實恰恰相反，軍隊自此開始受到希特勒的制約。 ”

到了1938年，原屬舊貴族和統治集團專有勢力范圍的德軍最高統帥機關和外交部被置于納粹黨的控制之下。其他有較大社會影響的部門或機構——高等學府、司法行業以及工業組織——都沒有發出反對聲音。

納粹掌權后便開始驅逐舊勢力

在新精英當中，最接近舊權貴階層的人是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 此人的父親是一位普魯士軍官，曾任德屬西南非洲的總督，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空軍軍官。 其他新精英都是舊權貴圈以外的人，而希特勒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希特勒曾一度在軍隊中服役，并被晉升為下士。 在進入21世紀后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期，面對一個新的、動蕩不安的德國，希特勒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并成為政府總理， 盡管在保守派看來，他“既不是紳士，也不是德意志人”。 他的支持者大多是不安分守已的年輕人。 1934年，納粹黨員的平均年齡比全國人口的平均年齡小七歲，納粹領導層的平均年齡比非納粹精英團體的平均年齡小八歲。

在納粹黨內擔任領導職務的人中，幾乎很少有人在本黨以外擁有固定職業；曾經上過大學的，也很少有人修完學業。這部分人沒有接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且行為怪異，與社會格格不入，但掌握著權力，除了在權力爭斗和街頭斗毆中學到一些本領之外，全然無視傳統，不懂規矩。 他們因為能出人頭地而對納粹黨及其領袖感恩戴德。 種種跡象表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信奉納粹黨的事業，但即使不信奉，倘若離開了納粹黨，也不會有前途。

1919—1933年納粹國會議員中僅有35.4%受過大學教育，10%擁有博士學位。

這些新精英在運用權力時完全不受制度的約束，現有的憲法程序雖未被廢除，但被束之高閣，而且也沒有制定出任何一部新憲法來取代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憲法。 1933年3月23日提起審議的所謂《授權法》，是在納粹黨的高壓之下，以441票贊成、94票反對而在國會獲得通過的。 該法賦予了政府不經國會同意就可以強制實施法律的權力，此外還包括采取與憲法不相一致的行動的權力（嚴格按照法律來說，這些特許權為期四年）。

除納粹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受到壓制。 所有工會都被吸納進“納粹黨勞工陣線”（Nazi Labour Front）。 其他的反對派則被以極端的手段一一摧毀。

狂熱一旦決堤，良知必然稀釋

在1934年6月30日發動的“長刀之夜”行動中，納粹沖鋒隊頭目同時身兼納粹黨內激進派領導人的恩斯特·羅姆（ErnstRoehm），連同多位與他有牽連的人以及一些與他沒有牽連的人在內，一道被處死。凡是納粹政權的敵人，都會被遣送至專門修建的營地。

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寫道，權威建立在聲望、武力和傳統之上，只要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就會變得堅不可摧。 希特勒以及他所發起的運動缺乏“傳統”這一基礎（雖然他曾試圖借助波茨坦就職儀式來加以彌補，還訴諸德意志民族的歷史，但仍無濟于事），但是在很長時間里，他的聲望很高，武力也很強。

希特勒當權后開始有意疏遠《我的奮斗》，并稱：“如果我在 1924 年曾想過自己會成為德國總理，那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

這并不是說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統治下的整個國家就是鐵板一塊、結構森嚴。國內的各個實體——納粹黨衛軍、沖鋒隊、軍官團，以及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等行業——還是保留了部分凝聚力和自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和庇護圈。

里賓特洛甫先是在外交部門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關系網絡，后來當他升任外交部長時，又試圖恢復這個先前被他削弱過的正式機構的地位。戈林像是一位身兼多職的工作狂，為自己聚攬了不少頭銜——普魯士的統治者、納粹德國空軍的總司令（1935年）、“四年計劃”的負責人（1936年）、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他曾在1938年試圖控制陸軍，但被希特勒加以制止——權力如此集中，未免過分。

戈林曾于一戰中擊墜22架敵機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歐洲戰場》

作者: 〔英〕P.M.H.貝爾

譯者: 楊光海 丁山

出版年: 2024-9

定價: 89.00

叢書：戰爭與戰略名著譯叢

不同團體和個人之間都陷入無休無止、但又心照不宣的內訌之中——空軍與陸軍不和，化工行業與鋼鐵行業產生矛盾，希姆萊與軍隊最高統帥部明爭暗斗。這一局勢正中希特勒的下懷，因為作為掌握最高權力的唯一統治者，只有他才能夠解決他們之間的糾紛。這種局面雖然有利于維持希特勒的個人獨裁，但從長遠看造成了效率低下。

納粹體制在某些領域表現得極為出色——促進了經濟恢復、制造了大量飛機和汽車、修建了多條道路、創造出巨大的動力。但現代國家的政府，乃至一國為準備戰爭而做出的努力，都需要高效的行政管理以及對資源配置的輕重緩急做出合理的安排。盡管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成就，并以不講人情、只顧效益著稱，但德國未能設計出一套有助于合理安排資源配置的制度化體系，并且也無法擺脫行政部門之間爭權奪利的破壞性后果。/

作者簡介：P.M.H. 貝爾（P.M.H.Bell），英國歐洲近現代史專家，利物浦大學榮譽高級教席享有者，長于歐洲國際關系史研究。著有《法國與英國（1900—1940）：協約與疏離》、《法國與英國（1940—1994）：長分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歐洲戰場》。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自1986年首版后多次再版，是其重要代表作。

譯者簡介：楊光海，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略系教授，國家安全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國際安全制度及其在東亞的實踐》，參與翻譯《二十世紀世界史》。

丁山，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