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蘇交惡，蘇聯撤走了援中專家，同時開始向中方催逼償還折合人民幣52億的巨額債務。與此同時，蘇美兩國又在國際上多次“密謀”，威脅將對中國進行核打擊。

為了盡快償還債務，同時滿足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需求，國家財政壓力陡增。1958年開始，國家糧食產量連續數年嚴重下降，最快的時候，兩年時間下降了三分之一。

陳云同志當時是中財委負責人，統一主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五十年代在中央工作時，陳云曾經多次就經濟問題向毛主席提出諫言，其中不乏“大膽”的建議。

比如最早的“統購統銷”政策、以及通過法國向美國進口糧食、降低“大躍進”中鋼產指標等，都是由陳云向毛主席建議，并得到采納的。

以上這些問題在當年都是十分敏感的，處理不當就可能會被說成“修正主義”。但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陳云還是大膽提出，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1962年，為提高糧食產量，陳云又向毛主席諫言“分田到戶”，但這一提議未被接受。那么，陳云提出的建議在當時為何未能得到支持呢？這涉及到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復雜的社會經濟狀況。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過去因為戰爭，中方曾向蘇方借了一大筆錢。后來兩國關系惡化后，蘇方催債。

中國無法全額償還，只能拿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去抵債。大量的豬肉、雞蛋和糧食被送去還債，國內老百姓的口糧供應就十分緊張。

毛主席等中央高層打算通過公社化集中力量干大事，把糧食產量提升上去。但是沒想到總路線剛實行了幾個月，就出現了很多問題，其中兩個比較典型的問題就是“浮夸風”與“瞞產”。

一九五八年十月份，毛主席乘坐專列到地方上考察，發現有一些地區虛報了糧食的產量，結果地方上還是“缺糧”。

為什么會“缺糧”呢？一調查，發現有的生產隊成員聯合起來，隱瞞了糧食的實際產量。他們擔心說了真話，所有的糧食都歸國家了。

針對這個情況，毛主席說：“瞞產，除了不老實，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但糧食還在。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的害處。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

后來的事實證明，毛主席的擔憂是正確的。很多地方上的人為了邀功，故意夸大糧食的產量，導致上面拿到了虛假的數據，在決策時作出了錯誤的判斷，給中國的農業經濟帶來了重大損失。

一九六二年，陳云上書毛主席的時候，國內有六億多人口，比剛解放時多出一億。那時耕地面積的增長速度雖然超過人口增長，較剛解放時大約多了2.12億畝。

但是按理來說，農田增多，糧食應該是夠吃的。然而，由于遭遇了罕見的自然災害，糧食產量連續下降，到了一九六〇年，糧產量已經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530億斤。

為什么糧食產量下降這么多呢？原來農民們對于生產的積極性降低了，他們覺得田地、生產工具及生產出的糧食都歸國家所有。無論做多做少，都只能吃“大鍋飯”，因此他們不愿積極參與勞動。

這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陳云到自己的家鄉進行了一番考察，發現讓農民們給生產隊養豬，不如讓他們把豬仔帶回家養得好。于是，他萌生了“分田到戶”的設想。

為了搞好國家的經濟建設，陳云沒少給毛主席提建議，且每一次的建議都十分大膽。當時毛主席在第八屆七中全會上稱贊陳云說：“他這個人很勇敢，犯錯也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

對于陳云提出的關于鋼產指標的建議，毛主席表示了認可。但是毛主席同時也表示，對于總路線的正確性，他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陳云相信毛主席是一位實事求是的人，在國家大事上一向保持著謹慎的態度，會多方聽取意見后再作決策，因此他判斷這一次毛主席也會聽取他的意見。

不過，當時也有很多人勸說陳云暫時不要提“分田到戶”，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有人提出了“包產到戶”，這二者的區別在于田產的產權問題。

“分田到戶”涉及土地的再分配，而“包產到戶”則是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的情況下，將責任細分到戶，由集體統一負責農田的水利興修和勞動力的調配等問題。

事實證明，“包產到戶”的辦法更加合理，不過這都是后話了。陳云最初的設想是，先通過“分田到戶”調動農民勞動的積極性，等糧食生產搞上去了，再實現集體化。

作為一位二十年代就參加革命的老同志，陳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及對黨的忠誠都是毋庸置疑的。他之所以提出這樣的看法，主要是因為當時他作為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一把手，壓力巨大。

當時中國償還了蘇聯的債務后，國家又在大力搞工業建設，財政壓力特別大。與此同時，國民黨一直在叫囂要反攻大陸。

一九六二年六月，《人民日報》還專門就此事進行了專題報道。“分田到戶”顯然更加有利于動員農民保衛土地，這也是陳云向毛主席提出這個建議的原因之一。

但是，毛主席一直都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堅持讓中國農民走集體主義路線的想法從未動搖過。

所以毛主席認為“分田到戶”的做法會讓中國底層社會迅速分化，重回資本主義的老路，因此對陳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分田到戶”事件之后的四年，陳云對外的身份仍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他確實經歷了一段賦閑在家的時光，不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

從那之后，陳云平時都是閉門謝客，在家里學習拉二胡、彈琵琶，反倒“因禍得福”地度過了那段最敏感的時間。

一九七二年，陳云又被調回中央，協助周總理負責外貿工作，當時他又大膽地提出：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要在游泳中學會游泳；要研究期貨等經濟問題，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縛。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主政，陳云繼續負責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家經濟調整。當時國家財政出現赤字，貨幣發行過多，導致物價上漲。

于是，陳云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在基建問題上公開表態說：

有人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我就再‘機會主義’一次。我的方案比這還要‘壞’，壞到什么都不搞，三年不搞，一毛不拔。但這樣，我們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不起就是推遲三年發展。

陳云在主持國家經濟工作時，始終從大局出發，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榮辱。他以一個共產黨人無私的信仰與高度的責任感，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陳云曾經說：“一個愿意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不僅應該為黨在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而奮斗，而且應該確定自己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觀。”

陳云的一生，正是為其信仰的實現而奮斗到底的寫照。

• 參考資料：

1. 《陳云與初心使命》——《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07.18；
2. 《正確認識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成就——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作者：李慎明，2023.12.31；
3. 《陳云1962年提出分田到戶探因》——《晉陽學刊》，作者：張金才，2021.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