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 瑤

1949年12月5日，蔣介石在成都北校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操場閱兵

西南實力派劉文輝等人脫離蔣介石的控制

1949年11月30日，蔣介石飛到成都，住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準備據守成都，并選擇下一步的退路。為此，他主要依仗胡宗南集團。

早在11月18日，蔣介石就致電胡宗南：“彭水昨已失陷，形勢較急，務望弟部主力于十日內轉進于成都平原為要。如重慶危急，則掩護弟部之轉進更難為慮爾。”胡宗南立即部署南撤。解放軍第十八兵團跟蹤南下，與南面的二野主力對國民黨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至12月上旬，麇集于成都地區的國民黨軍有胡宗南集團的第八、第七、第十八兵團，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孫震所部第十六兵團，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直屬的第十五兵團和原屬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二十兵團殘部，加上憲兵和后方部隊，約32萬人。

要守住川西和西康、云南，還必須得到西南地方實力派云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潘文華的配合。為此，蔣介石剛到成都就接見了鄧錫侯、劉文輝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王瓚緒等官員，就成都防衛交換意見。隨后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群同鄧錫侯、劉文輝談話。張群希望鄧、劉和胡宗南合署辦公，并建議他們把眷屬送往臺灣。

然而，早在11月21日，劉伯承、鄧小平即向川、黔、康、滇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公告，第一項是針對國民黨軍隊的，指出：“國民黨軍隊應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壞，聽候改編。凡停止抵抗，聽候改編者，無論其屬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視同仁，指定駐地，暫維現狀，爾后即依照人民解放軍的方式實行改編，所有官兵，按級錄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則，或分別錄用，或資遣回籍。凡迅速脫離反革命陣營并協同人民解放軍作戰者，當論功行賞。如果你們愿意這樣做，你們隨時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軍接洽。”第二至第四項是分別針對國民黨政府機關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工作人員，國民黨特務人員和鄉保人員的。

此時，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已經同中共聯系，正在醞釀起義。他們同中共交往有很深的歷史淵源。

早在1938年夏，出席國民參政會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王明）路過成都時，就分別到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的寓所同他們會晤。

1942年2月，周恩來首次會見了劉文輝。4月，訂立了八路軍和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的十二條協議，內容包括：兩軍合作，抗戰到底；設立電臺；不在劉文輝部隊發展中共組織；聯合對付蔣介石，相互支援。

潘文華是劉湘的繼承人，接受了劉湘聯共、反蔣、抗日的道路。1939年4月，周恩來到成都，同潘談了國內外形勢和任務，希望潘團結西南的民主力量，共同反對蔣介石消極抗日、壓制民主、排斥異己的政策。6月，周恩來先后派唐午園、甘樹人到潘部工作。

1942年6月，為爭取地方實力派團結抗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周恩來向龍云、劉文輝和潘文華部派出了工作人員，負責聯絡。他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婦帶著小女兒和報務員楊作愛（楊不久因病回重慶，由石勵接替）到西康省會雅安設置供雙方聯絡的電臺，這部電臺一直使用到1949年12月劉文輝起義。周恩來還派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電臺臺長錢松甫、江洪夫婦到四川閬中潘部架設聯絡電臺。這部電臺一直使用到抗戰勝利。

中共對鄧錫侯的影響也是比較早的。1937年七七事變后，鄧錫侯率第二十二集團軍到山西同日軍作戰。第二十二集團軍駐洪洞縣時，駐地與八路軍總部相鄰。而鄧錫侯和朱德早在民國初年朱德隨蔡鍔的護國軍入川時就相識。因此，鄧錫侯多次請朱德給軍官講抗日形勢和八路軍的戰略戰術。1940年，鄧錫侯聘請著名法學家潘大逵為川康綏靖公署顧問。1943年，潘大逵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9年3月任民盟西南總支部籌委會主任委員）。其間，不斷給鄧錫侯做工作，策動鄧起義。1948年6月，蔣介石為分化成都地區的地方實力派，任命鄧為川陜綏靖公署主任，要調他的部隊第九十五軍到漢中，協助胡宗南防守川北。鄧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隊留在成都地區。二野進軍四川后派人給鄧錫侯送去電臺呼號和密碼。鄧錫侯即架設電臺同二野聯系。

1949年九十月間，在解放軍即將進行西南戰役時，中共中央電示王少春，要王勸說劉文輝聯合西南實力派一道起義。劉文輝通過王少春的電臺致電周恩來，略謂：年來受蔣壓迫，積怨難言，處境困難，只能暗中準備。今已與鄧錫侯等約好，決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動，請予指示。周恩來復電：大軍行將西指，希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但不宜過早行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隨后，中共代表和劉文輝商定：在解放軍逼近成都時發動起義，然后配合解放軍堵塞胡宗南逃往西康的道路。

蔣介石到成都后，命張群不斷逼迫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配合胡宗南，參加川西決戰，劉、鄧、潘則虛與委蛇。蔣介石派侍從室主任陳希曾給潘送去到海南島的飛機票。潘向中共留蓉工作部副支書呂振修問計。呂要潘離開成都。潘又與鄧錫侯聯系，得知灌縣有鄧錫侯的部隊。5日，潘文華以養病為名到達灌縣。

12月4日，解放軍解放瀘縣。5日，解放內江、自流井，正步步向樂山、成都推進。同日，周恩來致電王少春：“望即轉告劉自乾（即劉文輝）先生，時機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蔣匪一切偽命，不僅要堅決拒絕，且應聯合鄧（錫侯）、孫（震）及賀國光諸先生有所行動，響應劉、鄧兩將軍11月24日的‘四項號召’。行動關鍵在勿戀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讓胡宗南匪軍侵入。萬一侵入，應步步阻擋，爭取時日，以利劉鄧解放軍趕到后協同殲敵。”

蔣介石知道，成都可能保不住，準備退往昆明。此時，他想把“政府”遷至臺灣，在昆明設一個由他坐鎮的大本營。12月6日，他要張群第二天飛到昆明同盧漢商量“行政院”或大本營遷昆明的問題。當晚，張群到劉文輝官邸向劉辭行，說他要去昆明，一兩天就回來。張對劉說：“形勢是嚴重的。我們多年共事，希望你和晉康（即鄧錫侯）貫徹始終，共支危局。國家有辦法，個人亦有辦法。萬一不成，要走，將來我們一起走。”

張群走后，劉文輝認為這是不祥之兆。他回憶說：“因為蔣對他的政敵，一向是用兩套戲法，用一種人來籠絡，一種人來攻擊。現在，這以柔術取人的張群走了，可能下一場就要叫他那兇神惡煞的胡（宗南）王（陵基）二將出臺演‘黑旋風’了。”

12月7日，蔣介石要召見劉文輝、鄧錫侯。劉、鄧深知，此乃請君入甕。于是，兩人秘密離開成都，到達鄧錫侯部隊控制的彭縣（今彭州市）。劉文輝還給蔣介石留了一封信，說王陵基與其為難。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劉文輝、鄧錫侯避而不敢應召，觀其來函更可證明其內心所在。彼借口以怕王主席與其為難，而實則另有作為。彼等已受匪威脅，決作投暗棄明之叛離，似已成竹在胸矣。”

蔣介石寄希望于云南的盧漢

中共和盧漢的交往也有很深的歷史淵源，源頭要從龍云說起。抗戰初期，云南地方和國民黨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銳。1939年中共南方局成立時，周恩來指示：“要充分利用龍云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發展統一戰線工作。”決定由原中共云南工委書記李群杰專門做云南上層的統戰工作。

1938年六七月間，龍云到武漢去見蔣介石，路過成都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同龍云會面。為增強抵制蔣介石的力量，四方簽訂了一個協定，內容大致如下：一、一致擁護抗戰國策。二、如有違反抗戰國策者，即為川、滇、康三省之公敵，共同反對之。三、為確保抗戰國策之實現，三省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須實現合作，關于合作具體辦法另行派員商定。

1940年11月，龍云接受《新華日報》記者采訪，表示：“敵人圖謀加緊挑撥離間，全國應該加緊團結，抗戰到底。”他支持云南的民主力量。1940年，何應欽到昆明督促龍云建立黨政軍聯席匯報會，加強對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鎮壓。云南工委通過統戰對象向龍云指出：成立這個機構會讓國民黨特務乘機插足云南，對抗戰不利，也對地方不利。龍云借故拖延。

1943年秋，周恩來應龍云的要求，派時任云南大學教授的華崗與其直接聯系。此后，龍云進一步執行開明政策，對頑固派幾次策動反共都予以抵制。云南愛國民主運動迅速發展，被稱為大后方的民主堡壘。龍云的作為遭到蔣介石的忌恨。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命令盧漢率領滇軍兩個軍開赴越南受降，隨后下令駐昆明的第五集團軍司令官杜聿明發動突然襲擊，將龍云押往重慶，給以軍事參議院院長的名義，加以軟禁。1948年12月9日，龍云經美國空軍飛虎隊陳納德的幫助，逃往香港。

龍云被軟禁后，蔣介石命令龍云的表弟盧漢接替他的職務。

蔣介石軟禁龍云，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同云南地方實力派的矛盾。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從由起義的滇軍改編的解放軍第五十軍中選派一些干部到云南做盧漢的策反工作。東北軍區選定由第五十軍代參謀長張秉昌前往。張秉昌早在1929年即在盧漢手下當兵，一直當到團長，同盧漢關系密切。

東北軍區領導要求張秉昌向盧漢轉達中共中央軍委的三點意見：一、解放軍過江后，要盧漢立即表明愿否起義。二、希望對蔣敷衍，給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支援一些武器。三、可以使用朱家璧（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副司令員）的電臺。如果盧漢愿意起義，請派人到北平找周恩來和朱德。

張秉昌帶了曾任盧漢警衛營營長的第五十軍第一四九師師長龍耀給盧漢的一封信出發，于5月5日到達昆明，隨后向盧漢轉達了中共中央軍委的三點意見。

5月底，盧漢派他的內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長龍澤匯到尋甸磨盤寺同朱家璧會晤。雙方商定，云南保安部隊不得進攻邊縱。如云南保安部隊被迫配合國民黨中央軍進攻邊縱，則應向邊縱通報保安部隊行軍路線，并及時向邊縱提供國民黨中央軍的有關情報。雙方確定了聯絡方式。會后，盧漢派汽車向邊縱運送武器和彈藥。

6月，朱德請隨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的原北平警備總司令兼國民黨軍第四兵團副司令官周體仁到昆明動員盧漢起義。與此同時，盧漢為準備起義，派1926年加入共產黨（1927年失去組織關系）的宋一痕，經過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秘密到北平，受到周恩來、朱德、李維漢、李克農的接見。周恩來針對盧漢準備起義指示：一、歡迎。二、既往不咎。三、現在還不到時候。雙方聯系通過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此后，盧漢一面對蔣介石敷衍，一面加緊做起義的準備。12月，逃竄的國民黨軍政機關紛至沓來。蔣介石要求盧漢讓出昆明，將云南省政府遷移到滇西。盧漢先是拖延，繼而宣布戒鴉片煙，病休。3日，派周體仁和自己的私人代表林南園去香港找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駐港負責人張鐵生接洽起義事宜，隨后還打算到廣州晉見葉劍英。張鐵生認為，形勢緊迫，應爭取時間，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和西南行政公署遷到昆明之前起義。周、林商量，決定由周體仁到廣州，林南園回昆明轉達華南分局的指示。

12月8日，蔣介石打電話給在昆明的張群，要他偕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和第九十三軍軍長龍澤匯立即飛到成都。張群向蔣介石報告盧漢近況后，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正在戒煙，故其心身皆變態反常，只想退避要錢，至于公義私情皆不顧矣。”蔣介石讓張群等當天再去昆明，并召見余、李、龍三位軍長動員盧漢保衛云南，“不能作撤退迤西之想”。要求三人轉達盧漢堅定執行，軍費問題中央可以擔任。

12月9日中午，張群等飛往昆明。下午2時，蔣介石獲悉昆明機場已禁止飛機起飛，知道形勢有變，同張群通話，知道張群還沒有見到盧漢。到晚上，電報、電話皆不通。

就在這一天，盧漢通電，響應劉文輝等的通電，立即起義。

蔣介石看了盧漢的通電，在日記中寫道：“聞之并無所感，只覺自身之魯鈍愚拙一再受欺，一再養亂。以致黨國與軍民遭受此空前侮辱與莫大之災殃耳。小子粗疏，太不警覺，儆醒矣。近月以來，逆盧言行，早露叛跡，如及時防范，或趁早解決，猶易為力，奈何一誤再誤，冥頑不靈如此也。”

蔣介石反思來反思去，就是不反思他為什么落得眾叛親離。

在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盧漢是否曾經想扣留蔣介石。有兩則史料支持這一說法。

一則出自李宗仁回憶錄。11月3日，李宗仁由重慶飛抵昆明。李宗仁回憶：盧漢曾“鄭重其事地向我建議說：‘總統，蔣介石是要復職了，可否由我二人發電報給他，建議把國民政府遷到昆明來。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來，一片一片割掉他，以泄心頭之憤’”。

另一則出自蔣經國12月10日日記：“今晨，渝昆電訊復通，而第一封電報卻是盧漢拍致劉文輝的，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父親。”

這兩則史料因為筆者未見到旁證，姑且錄以備考。

蔣介石為什么要逗留成都

蔣經國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父親近數日來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須逗留成都，以掩護其達成任務，故屢次準備起行而又屢次終止。”

對此，蔣介石一度十分得意。在離開大陸的第三天，他在《西南戰局演變之經過》的講話中說：

在我留駐西南的二十六天當中，由于我苦心的調度，軍政干部晝夜不停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極端艱巨而且極有歷史意義的工作，就是掩護胡主任宗南四十萬大軍的轉移。這一次胡主任所部大軍在共匪的對峙之下，由秦嶺山脈一千四百公里的正面，脫離戰場，轉進到距離最前方將近二千公里的川西地區，而沒有遭受任何的損失，可以說歷史上所未有的奇跡，也是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一件事。

蔣經國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還寫道：“今日以昆明又告陷于共軍手中，乃詢各方意見，決回臺北處理政府遷移各種要務。臨行復與胡宗南長官單獨面談三次，始覺放心。”

下午2時，蔣介石將要出發到機場。這時又出了一個小插曲。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公將啟行，時劉文輝所部叛軍已布滿成都陸軍軍官學校分校大門附近，侍從人員請公從后門出，公當即嚴詞拒絕，謂：‘我從哪個門進來，也要從哪個門出去。’”

事實上，此時劉文輝的主力第二十四軍部署在成（都）雅（安）公路和樂（山）西（昌）公路，準備阻擊胡宗南部隊撤往西康。為掩護電臺和民主人士，劉文輝在成都只保留了一支小部隊，已經撤到城外武侯祠一帶。在成都充斥著的是胡宗南部隊，因此，蔣介石就不需要走后門了。

12月10日下午，蔣介石父子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18時30分到達臺北。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衣復恩回憶：“我們從此離開大陸，飛向臺北。千山萬水，不勝依依，這一飛，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后一別！”

蔣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竟然沒有提離開大陸，直到16日寫“上星期反省錄”時才“接十日記事”：“午餐后起行到鳳凰山上機，十四時起飛，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二十半（？）到臺北與辭（修）同車入草盧回寓，空氣輕清，環境清靜，與成都晦塞陰沉相較，則判若天淵矣。”

蔣介石寄予厚望的胡宗南部隊后來戰況如何？至12月21日，胡宗南部在成都已被解放軍團團圍住。為響應劉伯承、鄧小平的四項公告，效法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義舉，12月11日，國民黨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部在宜賓起義。21日，國民黨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團副司令曹甦元率第十六兵團4萬余人在廣漢起義。24日，國民黨軍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和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分別率部在彭縣（今彭州市）起義。25日，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率部在德陽起義。27日，國民黨軍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率部在簡陽以西起義。28日，國民黨軍第三兵團司令朱鼎卿率部在金堂起義。

在這解放軍重重圍困、國民黨軍紛紛起義的形勢下，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開軍長會議，確定向雅安、西昌方向奪路突圍。事實上他對此毫無信心，23日就丟下行將被殲的部隊，逃往海南島。

蔣介石離開大陸后，在沒有李宗仁“代總統”的交代下，于1950年3月1日自行宣布“復行視事”，以下野的前“總統”身份復任“總統”。按國民黨政府的“憲法”規定，“總統”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到臺灣后就由逃往臺灣的“國大代表”選舉。但是，按“憲法”“國大代表”每六年需換屆。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難題。因為逃到臺灣的“國大代表”大體上各省都有，一換屆，選出的“國大代表”都是臺灣人，如果把金門、馬祖算作福建省，也只有兩個省，“國大代表”就沒有了代表性，于是就不換屆。盡管“國大代表”都垂垂老矣，還是讓蔣介石連選連任，直到蔣1975年4月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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