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抗戰時期我黨所領導的武裝抗日力量，八路軍往往是最先被提及的一支隊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八路軍便是我黨抗日武裝的代名詞。

其實在當時八路軍所抵抗日軍的范圍大致在華北一帶，而在我國南方則是由新四軍主要負責根據黨的領導和指示來對抗日偽軍，可以說這兩支隊伍分別在不同的地方為全國的抗日大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不過從后世來看，八路軍的名氣明顯要高于同為我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的新四軍，并且在1955年全軍正規化之后的第一次授銜的時候開國十大元帥抗戰時期絕大部分是八路軍出身，而來自新四軍部隊的僅有陳毅元帥一人。

那么新四軍究竟是一支怎樣的隊伍，這支隊伍和大名鼎鼎的八路軍又有著怎樣的區別呢？

1937年日軍借士兵失蹤從而挑起來了盧溝橋事變，隨之全面抗戰也宣告爆發。

日軍的全面侵略使得全國處在了最為危險的時刻，在這樣的緊急情況之下我黨以大局為重并倡導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和蔣介石方面暫時擱置恩怨而將槍口一致對外。

在情勢的逼迫之下蔣介石不得不去聽從我黨的建議而加入了統一的抗日戰線。

而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之后指揮便成為了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當時黨內有不少人想要讓紅軍變成一個超脫于原有國軍體系之外的獨立軍種，完全由我黨自己來發號施令。

但黨和軍隊領導人在經過深思熟慮和研究之后最終決定還是將軍隊統一指揮的最高領導權來交給蔣介石方面，尊奉他為中國方面的最高最高指揮官。

對于這一決定，一些原紅軍的軍官顯得十分不解。

從1927年蔣介石背叛中山先生而進行的“清黨”運動開始，他就已經是我黨的對立面，反動派的代名詞，十年內戰當中慘死在他手下的仁人志士更是不計其數，所以要我軍來聽命于這樣一個人不少同志還是難以接受的。

面對內部不解的聲音，周總理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則親自來到部隊向官兵們進行解釋。通過周總理等人的解釋大家明白了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形勢首先是外敵的壓境，由于日本人的來勢洶洶，所以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則可能是亡國滅種之禍。

在這樣的危機之下黨派之爭則必須要讓位于民族的利益。

蔣介石雖然是作惡多端的反動派，但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只有他尚能夠發起在形式上統一全國武裝力量的號召，為了國家的未來我黨自然也要在名義上 承認蔣介石領袖地位并聽從其指揮。

不過盡管如此我黨卻也知道蔣介石在抗戰大業的旗幟之下包藏著自己的私心。

自日本人表明了自身對于中國的野心以來，蔣介石便一直將“攘外必先安內”這一主張奉為自己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圭臬，這也就意味著在他的心中“反共大業”永遠要比國家和民族的存亡來得更為重要，所以多年以來他也是采取了讓人感到氣憤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主張。

然而西安事變的發生加之日本人開啟的全面戰爭卻將蔣介石逼到了一條非抗戰不可的路上，在這種情勢之下其也不得不進行戰爭動員并一改過去以圍剿紅軍為第一要務的嘴臉。

由于我黨方面已經對外宣稱奉蔣介石為中國方面抗戰的最高軍事長官，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當中我黨所擁有的抗日武裝自然也要聽從蔣介石方面的統一改編，而圍繞著這一改編工作，我們也和蔣介石反動派上演了一系列的“斗智斗勇”。

在紅軍三大主力結束長征順利會師之后，陜北一帶共有我軍八萬余人。

按照當時國軍內部的規定，這數萬之眾理應給一路軍的編制，而一路軍是可以下轄數個軍級規模的隊伍，所以說等到紅軍整編完成之后就是國軍序列當中的一路軍，下轄數個軍，從紅軍反圍剿時期方面軍以及軍團的規格來看，這樣的改編是較為合理的。

然而在得知紅軍決定以一路軍的身份出現在抗戰舞臺上的時候，蔣介石卻激烈地反對這一主張。

當時的國共兩黨雖然已經身處統一的抗戰大旗之下，但在骨子里他卻對紅軍存著提防乃至加害之心，在全民抗戰的大背景之下蔣介石固然無法做到明面上的軍事沖突，但他卻要盡可能地限制我黨軍隊的發展，而以一路軍的姿態出現顯然并不利于蔣介石對于我軍的限制。

雖然無論以什么樣級別的部隊出現，蔣介石都不會為我軍部隊提供糧食和裝備，但如果我軍一旦以一路軍的規格出現的話，按照條例便只能由一級的戰區司令對其進行管轄。

按照蔣介石的構想原有紅軍部隊無論有多少人他只給其一個整軍的編制，這樣一來能夠在名義上成為其上級的除了戰區司令之外還有一路軍司令和參謀長等人，蔣介石最為害怕的就是我軍借抗戰之機擴充自身的實力，所以能夠在其頭頂盡可能設置一些掣肘才能夠防止最終的“尾大不掉”。

面對蔣介石的居心叵測，我黨在與其進行談判的時候便一直持一種據理力爭的態度。一方面在編制的設定上我們堅持要求獲得一路軍的規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盡可能地少受到來自反動派方面的掣肘，全心全意投入到抗戰的大業當中。

而另一方面由于蔣介石想要盡可能插手我軍軍務，所以他并不同意我們的軍隊當中延續紅軍以來的軍政雙首長制，要知道黨指揮槍一直都是我軍的優良傳統，面對蔣介石方面的咄咄逼人。

我軍談判代表以一種不卑不亢的方式曉以大義陳明利害，就這樣蔣介石只得無奈做出讓步，以下轄師級部隊的方式同意陜北的紅軍改編成為地八路軍，而在政委設置的方面，蔣介石雖然仍舊沒有同意。

但我軍卻以一種較為變通的方式保留了這一制度，那就是一個部隊的政治主官以軍事首長副手的方式發揮其效用，就這樣八路軍部隊正式誕生。

在八路軍誕生的時候，其下轄部隊為三個整師，分別為115師，120師和129師，雖然從級別上來看這只是三個師級部隊。

但由于其直屬上級是陸軍部隊，所以其實際規格還是顯然要大于當時普通的一個師，例如抗戰開始不久蔣介石方面便授予120師師長賀龍中將軍銜，正常情況來說一個普通師的師長無法獲得這樣規格的軍銜，由此也可以看出八路軍這三個師規格和一個軍是一致的。

隨著抗戰的進行，八路軍隊伍在戰場上殺敵的同時也創立了不少的根據地，由于總體來說八路軍的裝備和人數都不占優勢，所以我們轉而采用密切聯系群眾的方式，以人民戰爭的作戰形式使得敵人陷入到這樣的汪洋大海當中，所以在短短幾年之后八路軍的人數便以擴充數倍，成為了華北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最初的時候八路軍以華北的山西省為主要作戰區域，三個師在山西不同地域進行作戰，但隨著部隊的擴充，八路軍總部也決定讓所轄部隊開辟新的戰場，所以從四十年代初期開始，八路軍下轄的三個師便 朝著不同方向進行根據地的擴大。

例如115師在代師長羅榮桓的率領下穿過太行山開辟山東抗日根據地，而120師則在賀龍的指揮之下西進陜甘寧，一來進行根據地開拓另一方面對于陜北的中樞機關進行拱衛。

但八路軍這樣的擴張卻又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按照蔣介石最初的規定，八路軍一來沒有隨意擴充部隊的權力，二來其部隊駐地也有嚴格的規范，這樣一來無異于在客觀上授蔣介石以把柄，給了其制造摩擦打壓八路軍的借口。

為了繞過蔣介石給我們所設置的條條框框，黨和軍隊領導人另辟蹊徑地想出來了一種新的方式，既能夠不給蔣介石方面留下把柄，又可以在實力上壯大我們自己，那就是在原有部隊的基礎之上成立各個軍區和軍分區。

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軍區和軍分區并屬于“國軍”的作戰的單位，所以蔣介石方面無權對這些組織實施干涉，所以這些隊伍也能夠繞開蔣介石的掣肘進行發展。

所以在隨后的歲月當中這些軍區和軍分區都拓展出來了大片的根據地，而一些民兵和群眾武裝便更加不計其數，而這也是八路軍最終取得抗戰輝煌成果的人員基礎。

等到抗戰勝利的時候，一些林林總總的軍區和軍分區部隊已經遍布北方，而這些軍區和軍分區的軍事主官毫無疑問都是由八路軍師旅一級的軍官所兼任。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八路軍一個師長或者旅長所能夠管轄的部隊已經遠超出同級別的隊伍，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八路軍在北方抗戰時期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也能夠解釋在1955年實行軍銜制的時候絕大部分元帥都出自八路軍系統。

而在當時和八路軍遙相呼應的則是新四軍。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主力紅軍不得已之下進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然而從當時形勢來考慮，并非所有的紅軍部隊都要進行長征，為了掩護主力部隊的轉移和保留我軍在南方的力量，黨和軍隊領導決定留下一支隊伍在南方和敵人進行周旋作戰，這也就是新四軍的前身南方游擊隊。

在進行了三年的浴血堅持之后，南方游擊隊于1937年被改編成為了新四軍，不過由于其人數相對較少，編制規格并不是路軍而是一個軍的建制，這樣一來和北方的八路軍相比新四軍則在級別之上要低一個規格。

和八路軍相比，新四軍被上級賦予的任務并不是大力進行擴充和開拓，而是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對敵人進行牽制作用，這樣的使命也就意味著新四軍在人數方面無法同八路軍一般進行快速的擴張。

除此之外1941年皖南事變的爆發也幾乎給新四軍帶來了滅頂之災，當時的軍長葉挺被蔣介石方面無理扣押，副軍長項英同志則是壯烈犧牲。

無奈之下新四軍只好在我黨的統一指揮之下進行重建，由陳毅同志作為新的軍事主官而少奇同志作為新四軍政委。

由于皖南事變而導致的一大批新四軍優秀將領的犧牲也使得新四軍部隊多年來處在一種“人才凋零”的窘迫當中。

1955年授銜時候陳毅同志本來已經不在軍隊系統當中擔任領導職務，但考慮到抗戰當中新四軍系統也要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所以經過討論研究最終還是授予陳毅同志元帥軍銜。

其實回顧那段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八路軍和新四軍都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貢獻了自己重要的力量，無論這些將領最終出于何種職務獲得何種軍銜，他們的功勞都會深深鐫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