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1年7月，中國與朝鮮正式簽下“血盟”，自此朝鮮成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軍事同盟國。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兩國友誼的最佳見證，也是朝鮮人民軍與中國志愿軍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勞動成果。

可短短幾年時光之后，兩國的關系不復往日那般親密。

1969年，昔日與中國同仇敵愾的朝鮮人民軍更是傳出了，想要跨過鴨綠江的信號。

好在毛主席只做了一件事，就化干戈為玉帛，那么毛主席究竟做了什么？中朝關系又是如何放緩的呢？

血肉鑄成的堅固友誼

中國與朝鮮之間的友誼，從來不是說說而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撤出中國與朝鮮半島。

之后朝鮮半島在蘇聯與美國的交涉下，以北緯38度為界一分為二，也就是大家所說的“三八線”。

彼時中國的政局要更為復雜一些，蔣介石政府假意與我黨談判。

然而這份表面和平并沒有維持多久，1946年6月，蔣介石單方面撕毀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華夏大地再次陷入戰火。

彼時，中國已然經歷了幾十年戰亂，就連輕工業、手工業也難以為繼，哪來的重工業與軍工產業呢？

國民政府可以從美國手里獲得槍炮支持，共產黨人手中的熱武器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蘇聯老大哥確實為我黨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幫助，但付出更多的則是朝鮮。

解放戰爭打到東北時，東北工業重鎮大多在國民黨占領之下，交通運輸線路也大多無法供共產黨通行。

前線戰士們需要的物資從哪兒來呢？在解放軍戰士們的血肉攻勢下，四條交通運輸線順利開辟，其中兩條陸路運輸線，都要路過丹東的家門。

之后光送糧、送槍、送布還不夠，4萬多名朝鮮族青年毅然決然的加入我國解放軍，他們與我國老百姓一起迎來了新中國的春天。

正因如此，我國才會在1950年毅然決然的加入到朝鮮戰爭之中。

即便對方是當時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我國志愿軍戰士也未曾退縮過。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一向秉持不結盟政策的中國，首次為朝鮮破例。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特別標注，當雙方中的其中一方遭受侵略時，另一方必須進行無償支援。

這也是我們長城中朝關系為“血盟”的重要原因。

逐漸降溫的中朝關系

當時中朝雙方絕對沒有想過，僅在短短幾年之后，這無比堅固的“血盟”就出現了裂痕。

1965年，朝鮮政府就本國外交政策作出調整，金日成在當年12月向時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勃列日涅夫致電，希望能與對方進行面談。

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想要與蘇聯見面，和中國又有什么關系呢？這就要說到當時中蘇相當尷尬的外交局面了。

建國之初，我國工業化體系之所以能夠在短短7年間初具雛形，蘇聯毫無保留的扶持與援助居功甚偉。

抗美援朝期間，蘇聯更是直接半價向我國援助了大量武器裝備，注意是半價，不是無償，這筆錢早晚是要還的。

可以說對于幫助過我們的蘇聯，中國一向相當慷慨。

然而我們的付出在蘇聯看來還遠遠不夠，他們所圖甚遠，比如一座永不封凍的港口，以及中國的軍事獨立權。

1958年，蘇聯向中國提出希望中蘇合作，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

中國出錢，蘇聯出技術，建立一支“聯合艦隊”，對于海軍實力相對薄弱的中國來說似乎還不錯。

可一旦“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搭建完畢，蘇聯艦團就可以在我國沿海地帶暢通無阻，這無疑是對我國獨立軍事權的挑釁。

國家主權問題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頭號紅線，蘇聯此舉無異于在中國在底線上狂歡。

中蘇關系因此極速降溫，彼時，蘇聯無疑是全球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哥。

很多國家為了維持與蘇聯的友誼，不得不下降了與中國的外交親密度。

朝鮮起初與中國關系極其親密，蘇聯索性搞起了牽連政策。

直到1964年10月，東亞大陸出現了兩件大事。

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走馬上任，10月16日，中國羅布泊綻放出了第一朵蘑菇云。

朝鮮政府先是對我國原子彈研制成功表達了由衷的祝賀，隨后就是向我國提出了技術共享請求。

朝鮮對于原子能的追求可以追溯到1955年，當時他們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了第一個核物理研究所。

1962年中蘇關系降溫，朝鮮趁此機會向赫魯曉夫提出，援助一個核能研究中心。

赫魯曉夫確實答應了，蘇聯專家送給了朝鮮一個輕水反應堆，可想從輕水反應堆中提取核彈必備材料，可沒那么容易。

中國的成功對于朝鮮來說，可謂是瞌睡來了送枕頭。

他們沒有想到中國會拒絕，他們也沒有想到一向對朝鮮態度冷淡的蘇聯，在此時送來了許多“糖衣炮彈”。

勃列日涅夫對朝態度與赫魯佐夫全然不同，他似乎更喜歡通過善待與中國交好的國家，達到孤立中國的最終效果。

1965年，朝鮮公然指責中國，破壞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在國際場合對中國大肆抹黑中朝關系自此正式降溫。

化干戈為玉帛

修正主義大行其道的蘇聯，真的可以滿足朝鮮的要求嗎？

1966年3月，我國自覺話不投機半居多，主動拒絕出席蘇共23大會議。

之后也曾向朝鮮致電，希望朝鮮同我國一道，拒絕出席該會議，但是最終金日成還是派出了代表團。

在此次會議中，蘇聯沖著朝鮮說了不少“體己話”，比如要求美軍從朝鮮半島撤軍，簡直就是說到了朝鮮政府心坎里。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蘇聯與朝鮮越走越近，兩國展開了一系列經濟、技術合作，政治立場上也高度綁定。

1967年，朝鮮甚至關閉了數所華僑學校，中國大使館在朝鮮政府要求下也要關閉櫥窗。

中朝雙方的意識形態分歧，已經逐漸走向白熱化。

1969年，中國與蘇聯爆發大規模邊境爭端，該年3月蘇聯官兵入侵我國珍寶島，在我國守軍抵抗之下，未能如愿登島。

中蘇關系正式陷入冰點，中朝關系也隨之進入劍拔弩張的狀態。

彼時，蘇聯數次叫囂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金日成也將大部隊聚集在鴨綠江一案，難道說和平真的不復存在了嗎？

好在最終中蘇核戰并未爆發，蘇聯同樣忌憚中國擁有的核力量。

駐守在鴨綠江沿岸的朝鮮士兵也因為“一件小事”，改變了方向。

金日成政府從未放棄統一朝鮮半島的野望，1969年他派出一支精銳部隊，悄悄潛入韓國，并成功占領總統府。

他甚至還將箭矢，指向了正在附近海域巡邏的美國“普韋布洛”號間諜船，此舉無異于直接向世界霸主發出挑戰。

眼見同樣的戲碼很可能上演第二次，朝鮮政府終于想到了曾經救他們于水火的盟友。

1969年國慶節前夕，毛主席再次向金日成發出邀請，希望朝鮮領導人能夠來朝訪問。

而考量許久后，金日成同意了毛主席的邀請，這也意味著中朝外交在停滯多年后，終于邁向正常化。

那些停駐在鴨綠江沿岸的朝鮮人民軍，終于也可以回家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