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進行小組討論時，梁漱溟的一番話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11日，在談及農村問題時，梁漱溟認為新中國的建設運動忽略了農民群體，希望這一問題能夠得到政府的重視：

“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后，工作重點轉移于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干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近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針對梁漱溟的言論，第二天，毛主席便在會議上做了回應：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對于毛主席針對性的講話，梁漱溟震驚不已，骨子里的剛烈和不甘蒙屈的性格讓他很不服氣，13日，他將自己在會議上寫的一封信交給了毛主席，當晚，毛主席專門找到梁漱溟同他展開交談，但由于時間倉促，誤會并未解除。16日，梁漱溟在會議上強調自己對制定的總路線并不反對，17日，周總理、何香凝也對其發言進行了批評，18日的會議上，倔強的梁漱溟再次請求發言，但他剛開口發言，便被眾人怒斥“滾下來”，最后，有人提出舉手表決是否讓他繼續發言，盡管毛主席帶頭舉手同意其講話，但大多數與會者紛紛反對，最終，梁漱溟無奈走下了演講臺。

隨后，毛主席對梁漱溟的問題做了定性：“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與毛主席當眾結束“舌戰”后，梁漱溟主動提出了不再參加各類會議，開始待在家中讀書學習，閉門思過。而在反思期間，他深覺自己闖下大禍，誤把“倔強”當作了“文人風骨”，不顧很多人尊敬、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心情，當眾與其激烈爭辯，必然會引起人民的公憤，因此，受到批判也在情理之中。

此后幾十年里，梁漱溟和毛主席再沒有了單獨交談的機會，兩人幾十年來的交往戛然而止，不過，梁漱溟也沒有等來政協方面下達的處分，他的工資待遇依舊照常，也一直沒有受到過任何組織的處分，而這些自然都是毛主席的意思。

30年后，已經90歲高齡的梁漱溟回憶起此事，深感后悔：

“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br/>

毛主席去世后，梁漱溟“感到深深的寂寞”，并始終難以忘記毛主席身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

梁漱溟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大儒家”，在他的身上，有著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為國事四處奔走，無論面對的是誰，他都能做到不彎腰，表里如一。晚年的梁漱溟，能對當年發生的事情有如此反思，無疑難能可貴，但不得不認識到的一點是，也正是他“寧折不彎”的文人風骨，遮住了他的眼界和思想，沒能在當時理解毛主席的智慧和良苦用心。

當時，新中國剛剛穩定，經濟建設乃是頭等大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主要生產資料，況且，當時新中國面臨著復雜的國際環境，只有盡快崛起才能為國家發展提供和平的空間。

不可否認，農村問題是關乎民生的頭等大事，但在當時，梁漱溟提出通過教育提升農村的道德水平，進而以道德推動整個農村的發展，最后，以此為基礎撬動鄉村乃至整個國家的工業化，且不談這一路線天方夜譚，充滿理想主義，單論當時新中國的處境，是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梁漱溟深入底層為民請命，作為一代大儒憂國憂民，關心國事，其精神令人欽佩，但問題在于，方向不對，即使付出再多努力仍然是白費。

另外，梁漱溟和毛主席在對農村問題的認知上，有著天差地別的想法，這與他們各自的經歷有關。

梁漱溟與毛主席同歲，但自幼家境不同，梁漱溟從小衣食無憂，家境殷實，學習天賦過人，是人們眼中的神童。20歲時便寫出了《社會主義粹言》，名聲大噪，盡管只有初中學歷，但學富五車成為他在社會上的底氣。

1915年，蔡元培先生聘請他到北大任教，期間，他與同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結識，成為忘年交，經常去楊家做客，1918年，青年時期的毛主席作為楊昌濟的學生正暫時居住在楊家，在北大圖書館勤工儉學，擔任管理員，正是在這期間，兩人初次相識。

此后，毛主席回了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而梁漱溟則在1923年從北大辭職，開始了自己的村治實驗，他的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但在動蕩的時局下，他的實驗屢屢失敗。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梁漱溟曾千里迢迢到達延安，與毛主席見面，兩人就抗日戰爭和國家未來命運進行了交談，多年來搞村治實驗的梁漱溟，更傾向于社會改良，與我黨的主張相違背，但這絲毫沒有影響毛主席的傾聽，也正因這次的談話，給梁漱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與蔣介石有著本質上不同，其胸懷天下的眼界和胸襟是國民黨比不上的，這也為日后梁漱溟反對國民黨埋下了重要的基礎。

1946年，在政局敏感的關鍵時刻，梁漱溟再次來到延安，與毛主席展開深入交談，盡管分歧不小，但并未有過爭吵，而梁漱溟在政治上的遲鈍性也從側面看出了他雖有愛國的大無畏之勇，卻沒有救國救民之能。

再看看這一時期的毛主席，深深根植于農村，同千千萬萬的農民群體生活在一起，他對農村問題有著深刻而廣泛的認識，同時，他也對反對派的窮兇極惡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親身經歷了階級矛盾的劇烈斗爭，明白斗爭的殘酷性。幾十年來的經歷，最終讓毛主席找到了拯救中國的正確道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梁漱溟心中對曾經村治實驗的經歷念念不忘，但他的村治思想的問題在于，一個沒有經濟基礎的教育相當于無根之木，最終只會讓內部難以自洽。儒家仁政興國的理想主義沒有錯，錯的是他對農村認識的偏差，他的理想主義本質上來說便成了幼稚，所以，盡管他四處奔走，看似不斷前進，但實際上，靈魂卻始終停滯不前。

梁漱溟在“道路”認識上的執拗，與其說引發了1953年他和毛主席的爭論，倒不如說是他和共產黨之間的正面交鋒。

1953年，毛主席在大會上批評梁漱溟并不存私心，他針對的是同樣抱有梁漱溟這樣思想的人，他們忽略了正處于內憂外患的新中國要首先振興工業的必要性，只有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才有可能加快趕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伐。因此，全國上下必須團結一心，朝著一個方向努力，所以，當梁漱溟的言論給剛剛準備起步的國家總路線潑冷水，動搖軍心時，只能進行嚴厲的批評。而毛主席在批評這些知識分子的同時，又對他們給予了不少諒解和寬容，希望他們能夠加緊改造。

1960年9月，梁漱溟的嫡孫出生，他親自為其取名“欽東”，表示“欽佩毛主席”之意。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溘然長逝，享年95歲，他給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話：“我累了，我要休息了！”從此，這位中國最后的大儒永遠閉上了雙眼，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1953年的那樁歷史公案，梁漱溟被列為“反面教材”，并受到當眾批評，對此，他覺得委屈，但人們從他日后寫的文章中，也能窺探到他的反思和后悔之意。當年這事雖然引起軒然大波，但最終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并沒有受到更大規模的批評，按照梁漱溟的話來說，就是“體現了毛澤東思想”，這是一國領袖的偉大格局和廣闊胸襟。

其實，梁漱溟和毛主席的目的是一致的，但道路有別，一個是為了民生，而一個則著眼于更長遠的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