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現有公開的材料，最早稱粟裕為戰略家的是劉伯承元帥，他在1949年9月《人民日報》上就撰文稱：“粟裕同志智勇深沉，非常優秀，百戰百勝，有名將之風，是我軍最優秀的將領，是中國的戰略家。”

向有軍神之稱的劉伯承元帥是我軍公認的軍事理論大家，是我軍公認的為數不多的最能打仗的高級將領，他何以這么早、這么高地評價粟裕，特別是稱他為“中國的戰略家”呢？

是基于他與粟裕在戰略戰役上的密切配合協作

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在南線作戰的主要是兩大野戰軍，即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由于地緣關系及戰略和形勢任務需要，這兩大野戰軍經常進行戰略甚至戰役上的配合協作。特別是劉鄧率中原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后，我南線行動便緊緊圍繞這一戰略重心而展開。

1947年8月18日，粟裕針對劉鄧大軍越過隴海路后，受到大批敵人的前堵后追，處境非常緊迫，當即向中央軍委建議：

“依近日情況判斷，敵有大部隨劉鄧南去可能。果如是，則劉鄧很吃力，我們應盡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敵人。因此，西兵團目前應位魯西南及隴海線上行動，必要時應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襲津浦，威脅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敵人，并尋機殲滅薄弱之敵。”

毛澤東對粟裕能夠從戰略全局利益出發，為本戰區任務主動加碼的做法極為贊賞，復電指出：“粟裕同志巧酉電意見極為正確”。劉鄧對粟裕這一高度配合協作舉動當然更是贊成與歡迎。

9月7日，陳粟外線出擊后第一仗沙土集戰役打響。戰役只用不到3天時間，就干凈利落地殲滅了整編第57師9500多人，迫使蔣介石從大別山和山東內線戰場抽調4個師馳援魯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劉鄧大軍和山東內線我軍的行動。

之后兩個野戰軍一起打的平漢路戰役、洛陽戰役等，完全是統一指揮、統一部署、統一行動。豫東戰役與淮海戰役，兩大野戰軍也是進行了戰略戰役上的密切配合協作，確保了這兩場戰役大勝。

配合協作需要戰略思維和戰略意識，需要勇于擔當與無私奉獻。粟裕在配合劉鄧時，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這給劉伯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為劉伯承稱“粟裕為中國的戰略家”加了一個生動的注解和詮釋。

是基于他對粟裕“斗膽直呈”中央諸多重大戰略建議的由衷贊許

解放戰爭爆發后，中央最初確定的是外線殲敵的戰略方針。經過蘇中戰役和定陶戰役兩個實踐，促使毛澤東一改戰爭初期的外線殲敵為內線殲敵的作戰方針。而這兩個戰爭初期的戰略試戰，一個是粟裕打的，一個是劉伯承打的。當時，粟裕蘇中七戰七捷的經驗被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轉發全軍推廣。

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后，粟裕上報的除前面提到的主動給自己加碼的“巧酉電”外，還于1948年1月22日、4月18日分別向中央“斗膽直呈”了“子養電”和“卯巧電”。“子養電”提出了“三軍忽集忽分在中原打大仗”的設想，而“卯巧電”更是提出了“三個縱隊暫不過江在江北打大仗”的戰略建議。這兩封電報上報軍委的同時，都同時上報了劉鄧。特別是“卯巧電”還提前征求了劉鄧的意見。

粟裕在9月24日提出舉行淮海戰役的建議，也是得到了劉伯承首先的認可，他在第二天的復電中指出：“濟南攻克后，我們同意乘勝舉行淮海戰役”。

最終的實踐表明，粟裕這些重大的戰略建議，都被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采納，并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每一個重大戰略建議，劉伯承往往是提前或至少同步和中央了解粟裕的這些戰略建議內容。因此，完全可以說，除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外，劉伯承也是最早了解粟裕這些戰略思維和戰略思想之人。

是基于他對粟裕敢打大仗硬仗惡仗的惺惺相惜

粟裕說過：正確的戰略決心要靠戰役的勝利來實現。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指令華野“戰役指揮交粟負責”后，粟裕不負期望使命，用陳毅的話說“愈出愈奇，愈打愈妙”，一個接一個大勝仗打。中央軍委贊譽說，“我華東軍在第一年作戰中，已表現自己為全國各區戰績最大的軍隊”。

對于粟裕指揮打仗的素質能力，劉伯承也是深知的。而粟裕對劉伯承也是敬重有加。他們兩人可以說是都屬于用兵如神之人，都屬于能打之人。孟良崮戰役“猛虎掏心”的鐵血，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氣魄，都是非常人所為和敢為。俗話說惺惺相惜，英雄惜英雄。由于劉伯承與粟裕經常進行戰略戰役配合協作，使得劉伯承能夠深入了解粟裕所打的每一個大仗硬仗惡仗，這無疑給這種惺惺相惜更是平添了一份率誠與推崇。

舉一個例子，豫東戰役第二階段的睢杞之戰，劉伯承等曾一度認為“我北面分割邱（清泉）黃（百韜）只能作戰術分割，無法避免與敵十一個旅以上接觸，似嫌殲擊企圖太多太大”。他還曾這樣說過：“象這樣的仗，我是不敢下決心打的”。劉伯承說這樣的話，一方面表明他很謙虛，另一方面，也是對粟裕敢打大仗硬仗惡仗和連續作戰的一個高度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