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的一天，周恩來突然收到來自重慶的一封加急密電。

加急密電就已經能體現到這個電報的重要性，更別說發電報的人是中共元老董必武。于是周恩來急忙查閱電報。在看到“梓木私自出走，一夜未歸”的消息后，周恩來的心就開始忐忑起來了。

焦急的周恩來立刻回電：“要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促其回來！”

不惜一切代價、務必，這兩個字眼讓人體會到事態的嚴重程度，更是忍不住讓人好奇這個“梓木”到底是何許人也，為什么他私自出走會引起周恩來這么大的反應？

先別急，且聽我娓娓道來。

1895年，王梓木出生于木蘭縣吉興鄉劉家粉坊屯。早年期間，父母雙亡，年幼的王梓木只能由兄長撫養。說國破家亡有點過了，但是生活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且只有一個兄長依靠，這種日子儼然屬于地獄開局。

王梓木經歷過悲慘生活后，決心要救民于水火中，所以發奮努力，并且先后考入了黑龍江省立第一中學、沈陽高級師范學校、北京燕京大學、西北陸軍學校。

在那個幾乎遍地白丁的時代，王梓木這樣的學歷還是非常吃香的，所以就受到了馮玉祥的栽培。但是王梓木并不認為馮玉祥這樣的軍閥能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反倒是非常看好中國共產黨。

西北的土地或許培育不出玫瑰，但是西北的土地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比如謝子長、劉志丹等人，濃厚的共產思想氛圍很快就影響到了王梓木。于是，在1925年的時候，王梓木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國共合作期間，加入共產黨并沒有什么，但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國民黨就開始大肆打擊中國共產黨，王梓木本想公開身份，但是組織考慮到王梓木受馮玉祥信任，并且在西北軍中有一定影響（王梓木任13路軍參謀處長），所以決定讓王梓木潛伏下來，在西北軍中做黨的秘密工作。

就這樣，王梓木就開啟了地下工作生涯，不斷的為黨中央提供軍事情報，做組織在西北軍中的一雙眼睛。

隱姓埋名的地下黨成員他們的名字或許無人知曉，但是他們的功績不應該埋沒，新中國能成功建立，前線廝殺的解放軍戰士固然英勇，但是這些在暗處與國民黨特務做斗爭的地下黨成員也是至關重要的。

他們要不斷的面對特務們的搜捕和敵人的猜疑，就比如王梓木為了取得馮玉祥的信任，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如果只是來自敵人的壓力，那么也就罷了，有的時候他們潛伏生涯還會受到部分同志的不滿，王梓木就是因為這個私自出走的。

1939年，中共中央在重慶成立了南方局。考慮到王梓木曾經在西北軍潛伏過一段時間，與西北軍以及一些國民黨將領有各種關系，有利于做國民黨高層人物的統戰工作，所以黨中央特意把王梓木安排到南方局工作，并且對外宣稱王梓木是八路軍高級軍事參議。

雖然王梓木的職務是八路軍高級軍事參議，但實際上王梓木是中共在重慶設立的高級軍政情報網的負責人，負責軍事統戰、收集情報等工作，并且還掌握許多機密的軍政情報和幾十個中共地下黨成員的聯系方式。

抗戰時期，重慶市國民政府的陪都，這里云集了大量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這里的一舉一動都可能會影響到前線戰局，搜集情報的工作非常重要，地下黨成員們身負重任。

國民黨也知道中共會在重慶安排地下黨成員，所以在重慶也安排了大量特務。在這里潛伏，難度十分之高，但是為了革命需要，這些地下黨成員義無反顧投入潛伏工作中。

為了這些地下黨成員的安全考慮，很多地下黨成員都是單線聯系，王梓木是情報網的負責人，許多地下黨成員搜集的情報都會轉到他這里，所以王梓木至關重要，但是在1943年的一天，王梓木私自離開了。

當時南方局正在進行整風學習計劃，南方局高級領導干部們開了一個會，主題就是同志們間互相批評和自我批評。南方局的氛圍比其他局要和風細雨一些，但是有的時候也會因為一些話題爭的面紅耳赤，尤其是對于王梓木這樣脾氣急躁的人來說，經常吵起來。

在批評的時候，有一個剛入組織不久的年輕干部，指責王梓木平時的工作作風和性格脾氣不好。這其實也屬實，王梓木的性格比較急躁，而且脾氣特別倔，有的時候倔起來像頭驢一樣。熟悉王梓木性格的人都知道，但是這位同志剛入組織不久，所以并不了解王梓木，批評起來也就沒有留情面。

脾氣有些不好的王梓木當場就反駁這位年輕的同志，兩個人慢慢的開始吵吵起來，聲音越來越大，語氣也越來越差。但是一直保持沒有出圈，直到這位年輕的同志罵王梓木是“西北軍的封建軍閥余孽”，這一下子就把王梓木惹火了。

王梓木在西北軍潛伏的時候，要面臨無數風險，還要忍受一些非議，他們這些地下黨成員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為了黨的事業，為了更好的在西北軍潛伏，王梓木甚至都付出了一條腿的代價，但是現在有人指責他是“軍閥余孽”，這讓他如何忍受。

于是這場爭執不歡而散。在會議結束后，董必武能體會到王梓木的心情，但是那位同志畢竟是剛入組織不久，對這些東西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就勸王梓木要考慮這些情況，要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意見，收收自己的脾氣。

脾氣急躁的王梓木并沒有聽董老的勸說，反而是與董老發生了口角，一氣之下私自離開了周公館。離開周公館之后，怒氣沖沖的王梓木并沒有搭理與他打招呼的同志們，黑著一張臉就乘坐黃包車去找馮玉祥了。

見到王梓木這樣，同志們趕緊去向董必武匯報，董必武也開始向周恩來發報告。所以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因為王梓木的工作十分重要，而且王梓木也是一個老革命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困難時期都沒有離開組織，這樣的人不應該會犯這種錯誤，此次私自離開必有緣由，所以周恩來就下令要南方局“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促其回來”。

其實王梓木并不是一個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他在1925年就加入了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也沒有離開共產黨。1931年，13路軍被擊潰后，王梓木與組織失去了聯系，也沒有投奔馮玉祥，而是積極尋找組織。

1932年，王梓木還開了一個遠東書局，利用書局做掩護為地下黨組織印刷宣傳材料，并且平時還做一些生意，為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在被叛徒出賣后，馮玉祥有意留下王梓木，所以開出了月俸400大洋的條件招攬他。

這400大洋是什么概念？大名鼎鼎的魯迅月俸300多大洋，毛澤東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時月俸8塊大洋。月俸400大洋，完全能讓王梓木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王梓木為了革命工作，毅然選擇拒絕馮玉祥。

困難不能擊垮他，利益不能收買他，所以周恩來對王梓木十分信任，不僅讓他負責南方局的情報工作，甚至還讓他擔任了一段時期的秘書工作。

但是因為這次批評工作，氣不過的王梓木私自離開，并且找到了馮玉祥。馮玉祥是軍閥，但是馮玉祥最忌諱別人說他軍閥，所以十分護著王梓木，并且開始見縫插針，拉攏王梓木。他勸王梓木公開發報脫離共產黨，留在他那里工作。

上面我們就說過了，王梓木在南方局負責情報、統戰工作，掌握大量機密情報和地下黨成員的聯系方式，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特務們的關注，此番特務們看到他離開周公館投奔馮玉祥，于是就開始爭取王梓木。

王梓木關乎到南方局的工作，也關系到中共在重慶的情報系統，他的倒向至關重要。意識到重要程度，董必武也開始反思當時的批評是不是過分了，但是此時顯然是不是反思的時候，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王梓木回來，避免王梓木被國民黨特務策反。

在馮玉祥身邊潛伏的中共黨員王冶秋、梁靄然就開始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并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王梓木最開始還氣不過，于是就對他們的勸說置之不理。到后來，王梓木的老婆鄭德芳也開始勸他，讓他回來。

王梓木有些動搖，于是王冶秋就趁熱打鐵：：“老王，你這樣做，既對不起黨，也對不起我和孩子啊。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該回去呀。”

王梓木沒有直接回答王冶秋，在睡了一覺，心頭的氣也開始消了，經過一番思想斗爭之后決定回組織。于是，在王冶秋的幫助下，王梓木成功回到組織。而就在王梓木離開不久，戴笠派來策反王梓木的特務也來了，看到人去樓空后的局面就開始向戴笠匯報，氣得戴笠大罵這些人貽誤黨國大事。

因為當時王冶秋幫助過王梓木，所以王冶秋一度被懷疑是中共地下黨，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暗殺名單之中。中共中央知道后，特意派人給王冶秋求情，向戴笠保證他不是共產黨，王冶秋這才逃過一劫，身份并沒有暴露。

王梓木在得知同志險些被自己連累之后，感覺有些愧疚，而且就自己私自出走這件事向董必武做了深刻檢討。考慮到王梓木的性格、脾氣，董必武覺得王梓木不適合在重慶工作，畢竟在這里很容易有風險，而且國民黨特務們肯定會死死盯著王梓木。

1944年12月，交接完工作的王梓木離開了國統區，跟著周恩來回到了延安。在回到延安后，王梓木覺得自己十分愧疚，不應該因為一點脾氣就私自出走，所以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書面檢討。

毛主席在看到王梓木的檢討會，回復他：“梓木同志：來信看到了，歡迎你回來。你過去做了許多有益于黨與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繼續做下去，一時的錯誤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過去了，不要時時記在心里。也許你經過這個挫折會要大進一步的，那末，錯誤也就轉變為有益了。”

誰都會犯錯，沒有人是完美的，王梓木對黨的忠誠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王梓木革命意志不堅定，那么早就被馮玉祥策反了。此番私自出走，主要是因為脾氣才犯了錯誤，所幸并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所以應該給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毛主席并沒有因此就否定王梓木所做的工作，并且還安慰他要進步。

這讓王梓木感到十分寬慰，并且把毛主席的回信留在身邊，每次發脾氣的時候都會打開看看，看看毛主席寫的信，反思自己的錯誤，并且及時改正。這封回信就好比是勾踐的苦膽，王梓木時常用這封信激勵自己。

在之后，王梓木擔任了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謀，繼續投入工作之中，為革命事業努力。組織也看到了王梓木的努力，所以多次提拔他，在建國之后還任命他為黑龍江副省長、遼寧省副省長等職。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這句古話應在王梓木身上了。王梓木因為脾氣確實犯了錯誤，但是在日后也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直面自身的不足。我們也要從中吸取教訓，要正確認識自己，不應該隨意發脾氣，畢竟人生沒有重來，有的時候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