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真實寫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北方農牧交錯帶是中國遼闊疆域中特殊且重要的組成部分，自仰韶文化溫暖期（即新石器時代）結束后開始形成并穩定存在下來，成為中原農耕民族與諸草原民族交流交融的核心區。這些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推動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影響深遠。

呼和浩特清將軍衙署舊址 資料圖片

各民族交流互動重要舞臺

新石器時代，北方農牧交錯帶內廣布著原始農業，畜牧業尚未出現或是依附于原始農業而存在。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整個蒙古高原的自然條件發生了劇烈變化，尤其是氣候向著干旱寒冷轉變。這一趨勢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達到高峰，導致河湟地區—鄂爾多斯—西遼河流域沿線由農耕轉向游牧，并且出現了以此為界的農耕與游牧的南北分野。在農牧業中間地帶形成了農牧交錯帶，根據地理方位，可將其分為“北方”與“西南”兩大區域。

北方農牧交錯帶約占農牧交錯帶總面積的80％。在它形成后的數千年里，帶域范圍及內部結構受氣候與人為因素的影響時有變動，在時間上表現為時農時牧，空間上表現為半農半牧，并經歷過多次農牧業興替。尤其是秦漢以來，伴隨著大一統中原王朝的出現，人為因素對北方農牧交錯帶波動影響的加劇并成為主要因素。自此至明朝期間，中原王朝與北方諸草原民族在該區域進行了近兩千年“為了爭奪生存空間和人口、物資而發生”的拉鋸戰。這在帶來疆域波動的同時，客觀上還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農業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漢武帝時期開始，絕大部分中原王朝都將發展農業（以“屯田”為主要形式）作為邊疆治理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積極效果。清人盧纮指出：“朝廷專立兵制，或驅農以為兵，經數十年之役而不得罷，或斂農以養兵，竭千萬眾之力而不能供，于是漢唐以來，善為持久之計者，始有屯田之議。”農業的重要性也體現在其與游牧經濟的互補性與互需性上，這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物質基礎。費孝通認為：“導致民族融合的具體條件是復雜的。看來主要是出于社會和經濟的需要，雖則政治的原因也不應當忽視……政治的優勢并不就是民族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優勢。”由此可見，發生在北方農牧交錯帶內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動因。

總之，伴隨著各中原王朝興衰及與北方草原民族之間勢力的強弱變化，北方農牧交錯帶亦隨之發生波動。但是，不管帶域范圍如何變化，它都是中原農耕民族與草原游牧民族交流互動的舞臺，是生活在北部邊疆各民族進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理空間。

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歷史時期的北部邊疆遠離內地，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需要依靠內地的廣闊市場獲得發展，在經濟上與內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關系。自秦漢以來，以北方農牧交錯帶為舞臺的經濟往來就已被記錄于史冊。比如，賈誼在《新書》中記述道：“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于長城下矣。”

農牧經濟的互補性也進一步促進了雙方之間的相互依存。如西漢時，農產品傳入匈奴社會之后深受歡迎，老上單于喜愛農耕區食物，甚至被親信中行說勸誡：“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隨著匈奴南遷及與農耕區的深度交流融合，漢朝的農產品成為邊地貿易市場上深受匈奴喜愛的物品。這種以物品為媒介的經濟交往活動，不僅吸引了大量匈奴民眾和貴族主動前來貿易，而且增進了他們對農業文明和中原王朝的了解。而北方農牧交錯帶是雙方交流融合的核心過渡地帶。

此外，文化上的相互吸引更是進一步加強了雙方之間的密切聯系，如趙武靈王時期的“胡服騎射”就是直接體現。“胡服騎射”改革推動了各民族在文化及思想上的交流互動與互鑒融通，展現了中華文明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它既增強了生活在北部邊疆的“胡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又加強了各民族間的交流融合，使中華民族共同體得到進一步發展。

到了清代，中國北部邊疆有了不同以往的新變化。清前期統治者注重開發邊疆，大大改變了“重中原，輕邊疆”的傳統治國理念，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在西北地區軍事行動的勝利，使中國疆域成功跨越北方農牧交錯帶并持續向北及西北地區拓展。這一時期，北方農牧交錯帶范圍出現了大幅度拓展，堪稱歷史時期最廣闊階段。清朝將整個蒙古草原視為北部邊疆，通過人為塑造的帶狀邊疆取代了線性的邊界線或對立的草原部落，這是清朝與以往中原王朝治理北方邊疆的最大不同。此外，清朝治邊策略取得的實際效果也較為明顯。由于長城內外和平穩定局面的長期存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向蒙地大規模移民及土地開墾的現象。這也促進了北方農牧交錯帶范圍的拓展，帶內普遍出現了漢蒙等民族之間的深度交流融合。

推動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

中國多樣的地理環境與眾多民族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基礎。各民族分布地域的不同自然條件，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加之各民族文明發展程度不盡相同，使其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發揮作用的方式與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北方農牧交錯帶是中國遼闊疆域與邊疆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條重要的生態過渡地帶，它是多種生態類型的交匯地，且都處于相變的臨界狀態，導致其對外界的干擾相當敏感。當外界干擾超出一定閾值時，環境變遷就會迅速擴大并難以逆轉。這種復雜多樣且敏感易變的自然條件使該地區出現了多種形態的人類社會與文明并存的景象，也使其成為多民族交錯分布的核心區域。

北方農牧交錯帶在中國遼闊疆域與邊疆中最具有典型性，不僅表現為這一區域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巨大，而且不同民族、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在這一區域的交流互動頻次也特別高。在史前時代，目前已知北方農牧交錯帶內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大窯遺址，證實中國現代人本土起源的薩拉烏蘇遺址，展現中西方人類文明交流互動的水洞溝遺址與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以及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響的紅山文化等，都表明北方農牧交錯帶在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秦漢以來，北方農牧交錯帶就成為各中原王朝與草原民族碰撞與交融的核心區，多種文明形態在這里交流、互動、融合。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各民族在商業往來、文化互動中逐漸走向融合統一，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獨特又重要的存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北部邊疆安全建設機制研究”（22VMZ01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徐鑫

新媒體編輯：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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