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宣布周恩來擔任政務院總理，當時在挑選副總理這件事上，周總理深思很久。

當時已經確定了6位副主席，其中有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三位民主人士，這也可以看出在選擇副主席時會考慮很多因素，比如影響力，在黨內的威望等等。

最后在周總理深思熟慮后，確定了4位同志擔任副總理，協助周總理處理日常事務，那么這四位都是誰？他們有何過人之處？

第一位是董必武，這位生于1886年的先輩，曾是清朝秀才。因其深厚的學識與德高望重的風范，毛主席尊稱其為“董老”。

早在1903年，年僅17歲的董必武便展現出了非凡的正義感。他因不滿當官者對考生的欺壓，毅然參加了包圍貢院的斗爭。1911年，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董必武毫不猶豫地投身于革命的洶涌洪流之中，自此將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偉大的革命事業。

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活躍于全國的運動浪潮之中，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董必武作為湖北代表參與了黨的一大，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

論資歷，他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革命歷程中的諸多關鍵節點，論人品，他剛正不阿、堅守正義，論貢獻，他在革命的各個階段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稱“延安五老”之一，實至名歸。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漫長歲月里，董必武老先生一直在幕后默默耕耘，與周恩來并肩作戰，共同領導地下工作。盡管年事已高，但他依然為了革命事業與國家建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自從擔任副總理一職后，他在工作中表現得極為出色。

在剛上任的那幾年，他秉持著鐵面無私的原則，堅決維護國家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公正執行。60年代在三年困難時期，董必武家中由于人口眾多而糧食供應不足，生活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即便如此，他依然堅守原則，嚴厲告誡妻子和孩子，任何人都不準利用他的名字去謀取私利。

第二位是陳云，他是擔任副總理時間最長的一位，從政務院到國務院，連任5屆副總理。李先念同志曾對陳云給予了極高的贊譽：“我一生有兩個老師，徐向前教我如何打仗，陳云教我怎么管經濟。”

無論是周恩來總理在領導國家全面建設過程中，還是鄧小平同志在推動改革開放等偉大事業時，都離不開陳云先生在背后的精心運籌與深謀遠慮。他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建樹堪稱令人驚嘆。

尤其是在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期間，在上海進行調查時，他與上海市長陳毅經過多次深入商討，果斷決策停止銀元的發行與流通。這一舉措迅速穩定了上海的金融市場，不久之后，人民幣便順利占領了上海市場，充分彰顯了政府的威信與決策的英明。

作為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核心成員，陳云的革命功績與思想風范有目共睹。1995年4月10日，陳云因病逝世。

第三位，郭沫若。在大眾的認知中，一聽這個名字就想到他是一名作家。然而，在他豐富而多元的一生中，其頭銜遠不止于此。他是集文學家、詩人、考古學家、戲劇家、書法家以及思想家、革命家等眾多身份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

從個人來說，郭沫若和毛主席之間有深厚的情誼，1945年重慶談判時，郭沫若曾贈予毛主席一塊手表，這塊產自瑞士的手表，圓形表盤，表盤“12”數字下有“Ω”符號字樣。據毛主席警衛員回憶，毛主席直至去世一直佩戴著這塊表。

60年代，毛主席和郭沫若的詩作唱和成為了文化界的一段佳話。例如1961年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觀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后，當即揮筆寫下了一首七律，他們之間還是“詩友”。

最后一位是黃炎培，早在抗戰即將勝利之時，黃炎培便受邀前往延安。在延安的窯洞里，發生了著名的“窯洞對”。

當時，黃炎培與毛主席的談話持續了十幾個小時之久，黃炎培提出的“興亡周期率”這一問題引起了毛主席的濃厚興趣。黃炎培的觀點是，新中國成立后將會面臨諸多復雜問題，如何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將成為重中之重。

黃炎培學富五車，德高望重，他的學識與見解為新中國的建設提供了獨特的思考維度。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向黃炎培請教各類問題，甚至有時在大半夜將黃炎培請到中南海進行深入的交流。

在長期的交談過程中，兩人之間的情誼日益深厚，并且他們還保持著頻繁的書信往來。在書信中，黃炎培對治國理念和一些方針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建議。對于那些有益的建議，毛主席總是虛心采納，而對于一些不太適宜的建議，毛主席也會坦誠直言批評，這種真誠的交流方式彰顯了他們之間純粹而真摯的友情。

這四位副總理，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背景、才能與貢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艱難歲月里，他們與周總理攜手共進，共同為新中國的穩定、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