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毛主席，中國革命就無法取得成功，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已經(jīng)普遍達成的共識。但你想過沒有？假如沒有周總理，毛主席幾乎就沒有機會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中國革命也就如鏡中之月水中之花，早就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了。

縱觀中國近代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人們在談及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時，往往會談到兩個人。比如太平天國的洪、楊；辛亥革命的孫、黃、共產(chǎn)黨早期的南陳北李；紅軍時期的朱、毛。在兩人之間，一人主導，一人不可或缺，兩人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但如果說新中國從創(chuàng)建到發(fā)展也有這么兩個人的話，那肯定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了。而且，周總理相較于以上起輔助作用的其它人物，更顯得尤為重要！

1925年，周總理旅法歸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毛主席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兩人相識于廣州。可能因為彼此的性格迥異，雖然也有頗多的接觸，但相互之間并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中央的“九月來信”

周總理第一次支持毛主席是在1929年。當時周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成為當時中央的實際負責人。這一年，遠在蘇區(qū)的紅四軍于福建龍巖召開七大，毛主席落選前委書記，離開紅四軍。當陳毅到上海匯報工作后，周總理敏銳地發(fā)覺毛主席是正確的，在由陳毅執(zhí)筆起草的《九月來信》中明確指出：“黨的一切權利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來削弱黨的指揮權力?！彪S后又贊同陳毅的建議，恢復了毛主席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

沒有周總理的“九月來信”，毛主席就回不了紅四軍，紅軍在劉安恭錯誤指揮下的爛攤子就沒人能夠收拾，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也就成了空談，蘇區(qū)也就不可能成為中央蘇區(qū)。所以“九月來信”非常重要！

力爭毛主席隨軍長征

周總理第二次旗幟鮮明地支持毛主席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實行戰(zhàn)略轉移時，周當時據(jù)理力爭，強烈反對博古、李德欲將毛主席留在蘇區(qū)的決定。由于周的堅持，毛主席順利隨大軍轉移，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周總理性格溫和，很少與人爭執(zhí)，為什么這次會為了毛主席不顧一切地同博古爭執(zhí)呢？難道是因為私人感情嗎？

當然不是！實話實說，在此之前，周總理和毛主席并沒有太多的交情。周是當時“三人團”的成員之一，負責軍事工作的執(zhí)行事宜。應該說，第五次反圍剿所運用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周是同意了的，至少，沒有強烈反對，否則，李德的錯誤指揮就無法實施。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毛主席在蘇區(qū)運用的運動戰(zhàn)戰(zhàn)術，在當時是鮮有人支持的。由于受蘇聯(lián)革命經(jīng)驗的影響，當時中央領導層幾乎一致認為整天鉆山溝東躲西藏沒有出路，他們要攻打大城市，要打陣地戰(zhàn)、正規(guī)戰(zhàn)拒敵人于國門之外。

問題是當時不止中央領導層對毛主席的運動戰(zhàn)術有意見，就連基層官兵也大多持反對意見。因為一二三四次反圍剿雖然取得了勝利，可是也累壞了紅軍戰(zhàn)士，他們有時要連續(xù)急行軍十幾天，有時一天要奔跑上百里的路程，很多人腳上都起了血皰，甚至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所以隊伍里就有了“情愿戰(zhàn)死，也不愿累死”的不滿情緒。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上海臨時中央全部轉移到蘇區(qū)。形成了以博古負總責，李德負軍事，周總理負軍事執(zhí)行的三人最高指揮團。這是當時中央政治局集體選舉的結果，包括朱老總，周總理并沒有持反對意見。

但教訓總是來的很快，第五次反圍剿在三人團的錯誤指揮下，紅軍傷亡過半，蘇區(qū)面積急劇縮小，很多下層官兵和紅軍高級將領包括彭德懷在內開始反思，認為還是毛主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管用，對三人團的瞎指揮越來越抵觸。

事實求是地說，周總理也不是完人，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上是負有軍事指揮責任的。但周好就好在這里，他是一個極為謹慎的人；一個最善于總結和反思自己的人；更是一個勇于承認錯誤的人。紅軍在決定戰(zhàn)略大轉移時，周總理此時已隱隱覺得毛主席對于黨、對于紅軍的重要性，所以他不惜與搏古翻臉，也要堅決支持毛主席隨軍轉移。

支持毛主席“通道轉兵”的正確戰(zhàn)略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在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特別是血戰(zhàn)湘江后，紅軍由8萬多人銳減到3萬余人，但在明知前方仍有25萬敵人的情況下，博古、李德仍然堅持要率部前往湘西同賀龍肖克領導的紅二、六軍團會合，創(chuàng)建湘西革命根據(jù)地。

值此情況萬分危急之時，毛主席上下呼吁，四方奔走，做了很多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的工作，闡明了前往湘西的危險性。好在經(jīng)過湘江戰(zhàn)役以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贊同毛主席對戰(zhàn)略局勢的判斷。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王稼祥旗幟鮮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意見，反對紅軍前往湘西，要求召開會議，重新討論紅軍的去向問題。

1934年12月，紅軍艱難打下湖南通道后，中央負責人在大部分人的主張下，不得不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zhàn)略行軍方針問題。在會上，毛主席極力反對中央紅軍前往湘西自投羅網(wǎng)，建議向西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毛主席的主張在會上得到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仍然極力反對。

當時中央的最高權力集中在三人團手中，如果三人團意見一致，那么既定的戰(zhàn)略方針就很難改變。這一次，周總理把自己手中最關鍵的一票投給了毛主席，完全贊同了毛主席的建議，從內部攻破了三人團的堡壘，支持紅軍西進。

如果說遵義會議是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那么通道轉兵無疑是這個轉折點的先決條件。周總理以他敏銳的政治覺悟和高尚的人格堅持了真理，雖然此時他所承受的壓力大過了任何人，但他沒有像博古李德一樣固執(zhí)己見，而是及時糾正了錯誤，為毛主席的復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遵義會議主動承認錯誤，從內部瓦解了“三人團”。將毛主席推進了黨和紅軍的決策層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問題的會議。

周總理在會上作了副報告，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請求撤銷自己紅軍總政委職務。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完全贊同毛主席出來指揮軍隊，會議取消了三人團，增選毛主席為中央常委，成立新的車事三人領導小組。毛主席雖然是協(xié)助周總理的工作，但從遵義會議后，實際成為黨和紅軍的核心。

毛主席后來多次對人說過：“恩來同志當時是受黨內委托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由此可見周總理支持毛主席的對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性。

遵義會議之后到1976年，周總理一直都是毛主席最堅定的支持者，兩人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戰(zhàn)友情誼。

周總理為人謙和樸誠，聰明睿智，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沒有周總理，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就難以施展。所以，我們應該永遠銘記他老人家的豐功偉績！

周總理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