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23日，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會師，并成立紅一方面軍，之后，毛主席和朱老總共同發布命令，要求紅軍以“誘敵深入”為作戰方針，對長沙發動第二次攻勢。

此戰，得到了長沙郊區人民的大力支持，加上紅軍作戰勇猛，因此，在長沙城內的反動派惶惶不可終日。

而時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的譚延闿，在聽聞了毛主席率領的紅軍越戰越勇后，當時就拍著大腿極為懊悔的對身邊人說，“早知道這樣，還不如當初一槍斃了毛澤東”。

譚延闿這話，又是從何說起了？這得回到十年前，也就是1920年時。

曾經在1920年，譚延闿還是毛主席的“座上賓”。

當年，青年時代的毛主席，在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決定利用自己是湖南人的身份，在當地廣泛傳播馬克主義，同時開展新文化運動。

此舉，更是為在湖南建立黨組織做前期工作。

在此之前，毛主席已經與蔡和森等人組建了一個革命團體，也就是新民學會，但新民學會缺乏宣傳工具，因此經過他與蔡和森商議之后，決心在長沙成立文化書社，以解決宣傳陣地的問題。

而經過他與新民學會的幾個骨干多方奔走后，長沙文化書社成立了。

在長沙文化書社成立之初，毛主席親自撰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當時的湖南《大公報》上，文章中，毛主席提到，之所以要成立文化書社，目的就是鑒于，“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

短短一語，可謂是直擊要害，而歷史也證明，如果不解決腦子里的饑荒，那肚子里的饑荒便會一直存在。

不得不說，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毛主席，在思想上和認知上，確實看的極遠，特別是他提到的“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更說明了當時的他已經意識到，只有改造年輕一代的思想，中國才有希望。

那么，這個長沙文化書社具體是干什么的呢？

這一點，毛主席在文章里同樣也有提及，在經過他的深思熟慮之后，他為文化書社設計了這么一個愿景：

“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

這個愿景，理解起來也很簡單，那就是文化書社將提供更為豐富的書籍，以供人們充實自身，同時在充實了自身之后，期望能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出現。

看到沒有，毛主席當年開辦這個文化書社，可不是一個單純的書商，而是從一開始就帶有很高目標和追求的。

而在文化書社成功開辦后，也確實給當時的湖南青年帶去了更多的精神食糧。

那么，這文化書社與我們前文說的譚延闿又有什么關系呢？事實上還真有很大的關系，毫不夸張的說，沒有他的點頭同意，這個文化書社還真開不起來。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譚延闿在當時的湖南，影響相當之大。

譚延闿是湖南茶陵人，此人在湖南的歷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關于他的早期事跡，隨便挑出來幾件，都極為令人驚嘆。

首先，他是清朝最后一屆科舉湖南地區唯一的一名“會元（即會試第一名）”。

而他也因為考中了這個會元，從而填補了湖南在清朝兩百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沒有會元的空白。

而在考中會元之后，譚延闿又在殿試中考取了二等第三十五名，憑此成績得以被賜進士出身，最終編入翰林。

單是從這份履歷上，就知道此人是有真才實學的。

除此之外，在清朝滅亡后，譚延闿又被北洋政府任命為湖南省的都督，主政整個湖南，到了二次革命（即辛亥革命后的討袁之役）時，譚延闿更是宣布湖南獨立，不再承認袁世凱的地位。

當然，也因為此舉，譚延闿被袁世凱撤去了都督之職，但到了護國運動爆發之際，他再次出任了湖南省長兼督軍。

并且在此期間，他為了排斥外省的軍閥對湖南的滲透和控制，提出了著名的“湘事還之湘人”的口號。

總之就是，這個譚延闿在當時的湖南具有相當之大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他是當時湖南的一省之長兼督軍和湘軍總司令，手里握著軍政兩樣大權。

所以說，在長沙想干點什么事情，沒有這個譚延闿的同意還真是不行。

而毛主席不僅做到了讓這個譚延闿同意，并且在長沙文化書社開業當天，還把此人請來當了剪彩的嘉賓。

那么，毛主席在當時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這就要說說青年時期的毛主席在當時的湖南具備的人脈了。

首先，毛主席把他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教授他國文的老師易培基先生請來當了書社的股東之一。

易培基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在湖南第一師范教書時，因為他的授課方式極為生動，且經常講到一些新思想，因此就很受包括毛主席等一批青年學生的喜愛。

除了擔任過教員之外，易培基先生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譚延闿重要“幕僚”，當時的他擔任湖南省長公署秘書長兼教育廳長，這樣的身份，自然說話有分量。

而他之所以會幫助毛主席，正是因為對毛主席的賞識，所以，當毛主席找到他提出要建立問文化書社，并把自己的想法和愿景說了一遍后，易培基先生當即就表示要大力支持。

而支持的理由，則是因為毛主席當時的看法與他一致，易培基先生也認為，湖南必須補上新文化運動這一課，只有這樣，方才能讓各種進步思想在湖南的土地上生根發芽。

所以，易培基先生主動充當起了書社的發起人，由他親自出面，去邀請長沙各界的名望人士參與到此事之中。

而有了他的大力幫助，這才讓書社順利的建立，同時書社作為他的“產業”之一，譚延闿自然要給面子前來。

除了易培基先生先生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此人便是姜濟寰，時任湖南財政廳廳長，當初湖南著名的驅張運動，他便是組織者之一，并且他的思想也比較進步，同樣認為湖南有搞新文化運動的必要。

并且，他跟隨譚延闿多年，深得其信任。

再加上易培基先生的出面邀請，所以姜濟寰自然也出面參與了書社的建立，而有了姜濟寰的存在，譚延闿更有來的必要了。

當然，當時參與書社建立的并不止上述兩位，還有其他幾位湖南的名流人士，而這些人聚在一起，在當時的湖南也是一股很大的能量，因此譚延闿無論如何都得來。

更何況，當時為了體現譚延闿的特殊地位，書社的名字還是由他親筆所寫的，并在開業當天，他要作為貴賓為書社剪彩揭匾，因此怎么能有不來的道理呢？

1920年9月9日，在一幫社會名流的簇擁下，譚延闿來到了長沙文化書社，并在眾人的喝彩聲之中，為書社剪彩，至此，長沙文化書社正式成立。

但在10年后，也就是1930年，譚延闿回想起此事，卻無比懊悔的說，“早知如此，我當時剪么子鬼彩啊，還不如把毛澤東抓起來槍斃了。”

是什么事讓他由此感嘆呢？很簡單，在當年的8月末，毛主席正和朱老總指揮著紅軍全力攻打長沙。

這次攻打長沙，是紅軍第二次發動攻勢，在1930年的7月份，紅三軍團和赤衛軍就已經打過一次長沙，并且還成功將長沙攻克。

這便是1930年紅軍的一打長沙，但在此戰勝利之后不久，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鍵（正是此人下令殺害了楊開慧），對恨之入骨的紅軍展開了反撲，由于其攻勢極猛，因此紅軍在打退幾次進攻后，開始往瀏陽方向轉移。

也就是說，長沙暫時又回到了國民黨手里。

而到了當年的8月23日，朱老總率領紅一軍團在瀏陽與毛主席率領的紅一軍團匯合，并組成紅一方面軍，經過商議，做出了“再打長沙”的決定。

為了保證勝利，毛主席制定了具體的作戰策略，即“誘殲敵軍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勝攻入長沙”。

8月30日，紅一方面軍發起進攻，并且在當時得到了長沙近郊人民的大力支持，因此，戰斗進行得極為順利。

而當時已經升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譚延闿，在聽說了長沙“岌岌可危”后，又得知攻打長沙的正是毛主席，這才懊悔拍著大腿對身邊人說了上述那番“早知道還不如槍斃了毛澤東”的話。

只不過，他也只能是在南京幻想一下而已，紅軍當時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之下，已經如“燎原”之勢在不斷壯大，所以，譚延闿說這些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意義。

并且，在懊悔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也就是1930年的9月末，譚延闿病逝在了南京。

上述這件事，雖說只是毛主席人生中發生的一件小事，但從其中再次證明了毛主席的偉大之處。

要知道，當初從韶山沖走出來的毛主席，一無背景二無資歷，隨便一個社會名流都比他有影響力，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主席還是帶領人民創造了歷史，并被后人所銘記，而那些曾經的社會名流，早已消失在了歷史長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