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王涓婷??

編輯/楊寶璐

越來越多的幼兒園開展托育服務

在當全職媽媽的那段時間里，小敏的一天通常從女兒醒來開始：起床后，上午陪女兒玩耍、中午準備輔食和午飯、下午帶她外出活動。直到丈夫下班接過洗澡和陪玩的任務，她才能稍微松口氣。

彼時，女兒還不到一歲，睡不了整覺，常在半夜或凌晨醒來。等給她喂完奶或換好尿布再哄睡后，小敏自己就沒什么睡意了，只能閉眼等天亮。由于缺乏睡眠，她覺得自己開始變得急躁。而每天幾乎固定的生活也讓她充滿疑慮，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時間過得這么快嗎？”“好像什么都沒做。”

找工作的想法時不時蹦出來，她覺得自己得去上個班，于是在女兒入睡后，一頭扎進投簡歷的海洋中。她對工作的要求聽上去有點天方夜譚——離家近、出差和加班少、上下班時間相對靈活。最后她不得不承認，想要兼顧工作和家庭生活，只有一個選項——把女兒送進托班。

這是不少有幼兒的雙職工家庭所共同面對的難題。據2024年國家衛健委信息，我國有近3000萬名三歲以下嬰幼兒，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嬰幼兒家庭有入托需求。

2024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2024年11月4日，學前教育法草案三次審議稿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此前草案二審稿規定，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二周歲以上三周歲以下的兒童，提供托育服務。為解決托育難的問題，擴大幼兒園托班招收兒童的范圍，草案三審稿作出相應修改，刪去“二周歲以上”。

數據來源：國家衛健委托育機構信息公示平臺、《2023年中國幼兒園辦托育研究報告》

送托

小敏和丈夫下定決心送女兒入托，是在2020年8月中旬。彼時，她的女兒還不到兩歲半，此前一直在家里由父母和奶奶照顧。

第一天去幼兒園，出門前，兩人給孩子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設”。他們告訴女兒，“去幼兒園”就是“玩一會兒”——先玩玩具，接著會有老師來給她上課，然后吃飯……鋪墊了一長串后，小敏小心翼翼地提到最核心的問題——“爸爸媽媽是不在（你身邊）的，但下午就會去接你。”

那一整天，小敏的心一直被“栓”在孩子那頭，既憂心孩子能不能適應集體環境，又糾結老師在照顧不到三歲孩子時有沒有足夠耐心。好在，在他們的心理建設下，女兒入園時沒哭鬧，甚至沒讓她送進去，自己就走進了幼兒園大門。這讓她懸著的心稍微放下了些。

但中午時，老師給她發消息說，女兒午睡一直睡不著，有些焦躁不安，老師陪了大概半小時才有緩和。小敏馬上又緊張起來，因為女兒之前在家午睡就不太規律，必須拉著她的手才能睡著。

這件小事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下午。整個下午，她時不時瞄一眼手機，留意老師有沒有再給自己發信息。后來，老師只發了些常規照片，沒再反映其他問題，她才逐漸把注意力調回工作頻道。

第一天還算比較平穩地度過。但到了第二天，女兒就明白了“去幼兒園”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門口開始哭鬧，老師和家長合伙安撫很久，用各種承諾哄著她，才把她“拎”進幼兒園。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大概一周，回憶這段經歷，小敏覺得自己當時有些“過于自信”，沒考慮太多就直接把孩子送托了。但現實情況是，把女兒送進托班，是她能重歸職場的前提。找到現在這份工作并不容易。當初她休完產假后，只復工了不到一個月便選擇了辭職，全職照顧孩子。雖然中間也曾短暫重歸職場，但由于各種原因沒能干下去，現在入職的這家外企是她的最優解——離家不太遠、不用出差和加班，并且上下班時間比較靈活，雖然薪資和發展空間打了折扣，但在小敏看來，能讓她兼顧工作和家庭，就已經很好了。

雖然婆婆可以留在廈門幫他們照顧小孩，但老家一有事，老人就不得不兩頭跑，小敏自己的母親則身體不太好，沒法幫忙照料小孩。因此，婆婆一回老家，她就很崩潰，她跟丈夫誰請假帶孩子就成了個大問題。

想找個托班的念頭往往在這時格外強烈。“當時我還在試用期，沒有年假，每次只能請事假，工作又剛剛上手，還不熟練，特別怕別人這時候找我問工作的事，回答不上。”小敏說，等工作轉正后，她和丈夫取得共識：送托！只有這樣，這對雙職工夫婦才能勉強維持家庭正常運轉。

小琪所供職的幼兒園的食譜

社會化

“沒人帶”“希望培養孩子的語言和社交能力”“想讓孩子提前去接觸集體生活”“婆媳矛盾”……多位受訪者 表示，一千個家庭有著一千個不同的理由，但他們都有著需要把不滿三歲的孩子送進托班的現實需求。

家住北京的肖肖在兒子兩歲半時選擇了“入托”。她發現孩子的語言發育比較緩慢，兩歲半只會說“爸爸”“媽媽”等詞語，難以表達三個字以上的內容。她猜測，可能是孩子對家庭的依賴太深。“他不說，是因為老人太懂他了。”肖肖說。她擔心孩子會在語言和社交方面落后，于是提出要送兒子去托班。

肖肖告訴深一度，在選擇托班時，她最關注的是老師的耐心，其次是園區的衛生和飲食方面。送托前，她去幼兒園進行了實地考察，了解到三餐兩點的制作環境，還跟老師詳細溝通了孩子的性格等基本情況。老師也給到相應回復，提前交流了孩子的心理情況，這讓肖肖覺得老師對待孩子是比較專業和耐心的。最終，她選擇了小區附近的這家普惠幼兒園。

師生配比、離家距離、老師的教育理念、學費價格和幼兒園環境……這些因素或多或少影響著家長們“入托”的意愿。《2023年中國幼兒園辦托育研究報告》顯示，有意向入園的家長在選擇托班時最關注的是服務質量，其次是師資質量、價格和距離。報告提到，托育和幼兒教育有很大不同，“托育是保育和照護為主，幼兒教育是保教結合、側重教育”，在圍繞孩子在園的養育照護工作中，“家長最關注的項目首先是生活照護與衛生習慣養成，其次是喂養、語言發展、情感與社會性發展。這些是孩子在0-3歲階段身心成長的重要基礎。”

小琪是重慶一家私立幼兒園的托班老師，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小班老師。本學期她首次擔任托班老師，和另一位老師搭班，共同帶10個孩子，最小的那個才剛滿兩歲。

她告訴深一度，她現在的工作內容和帶小班時有些相似——要帶著孩子們上課，鍛煉孩子的手部肌肉或者動作，練習抓、拿、取等一些基本技能；進行戶外活動；帶著上廁所、吃飯休息等，跟帶小班最大的不同在于，低齡孩子們所需的關照和投入程度更多，“對生活方面會更精細一點。”

然而對于家長來說，即便孩子在托班能受到老師的精細照顧，父母也很難完全放松下來。在小敏看來，雙職工家庭獨立育兒需滿足許多基礎條件，比如孩子身體要好，一旦生病，學校出于防止傳染給其他小朋友的考慮，會要求孩子請假，至少三五天后才能返校，這意味著家長同樣需要請假。因此，家庭中至少有一方的工作需要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應對比如孩子生病等突發情況。家里老人的健康狀況可能也會影響育兒安排，尤其當老人生病或住院時，同樣需要人照顧，這時人手協調會變得更加困難。此外，家長還得考慮接送時間、寒暑假安排等。

家長的“分離焦慮”

送托后，不少家庭都會面臨 “分離焦慮”。這種感受不僅出現在孩子身上，也發生在家長身上。

小琪告訴深一度，一般情況下，新生入園后的前三天，園方會要求老師每天和家長通電話，反饋孩子在幼兒園的情況。比如孩子在班上沒怎么吃飯，或者不愛吃菜，老師在向家長反饋時，要進一步詢問孩子在家的飯量或者飲食習慣，以分辨孩子是平時就吃的不多，還是由于到了陌生環境而導致的沒胃口。

交流時，小琪發現一些家長的焦慮情緒遠超孩子。有些家長會反復強調自家小孩生活技能不足，不會自己吃飯、穿衣服，擔心孩子的適應情況，希望老師可以多關注。但實際上，孩子在園里是可以基本自理的。本學期她接觸到一位“半托”的家長，明明孩子在園里獨立吃完了午飯，但飯后家長來接走時，表情卻很焦灼，還跟老師說：“他在家里都不會（自己）吃飯的。”

小琪猜測，可能有些孩子在家里被照顧得太精細，比如沒有獨立上過廁所，或者沒有自己拿勺子吃飯，送托后家長就會比較擔心。另外，由于年齡太小的孩子難以表達自己的感受，有的孩子回家后會哭鬧、發脾氣，家長就會覺得孩子在幼兒園里受到了委屈。

小敏也經歷了這樣的階段。送托的最初半年里，她覺得女兒有時并不開心，但當她問到原因時，女兒又不太能說明白。“可能這個年齡段的孩子還很難用語言表達自己的經歷和心情。”小敏猜測。

有一次，女兒放學后，小敏帶她在樓下玩，女兒突然說了句“鞋子不舒服”，緊接著就開始耍賴皮，哭了起來。一開始，小敏覺得孩子只是有些小脾氣，但這樣的次數多了，她猜測女兒是不是在幼兒園里遇到不開心的事情，“她可能覺得我比較有安全感，又不知道怎么表達，于是就借著別的事情把情緒發泄出來。”

關于女兒在幼兒園里是否不開心的問題，她跟老師溝通了幾次，老師說，自己沒有觀察到這種情況，以后會多加注意。在小敏看來，這樣的回復未免太“官方”，也很難解決什么實際問題。

小敏告訴記者，除非孩子在幼兒園里摔倒或者受傷，通常情況下，老師不會主動跟家長聊孩子在幼兒園的具體活動。平時她只能通過老師發的照片來關注孩子的狀態。“老師一般就是簡單地跟你說孩子今天在干嘛，可能比較少關注到小朋友的內心。”但她也承認，“老師們要顧及班上全部孩子，難以要求學校做什么改變。”她覺得，孩子進入幼兒園，就是一個逐漸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有可能遇到挫折，有可能和同班小朋友發生爭執，也有可能僅僅就是心情不好，并不一定就是老師或學校的問題。

肖肖比較關注孩子入托后的心理變化。從“四個大人寵著他”到“沒人慣著”，她擔心孩子心里有落差。而她的兒子在剛入托時，也的確總是獨來獨往，抗拒和別的小朋友接觸。她懸著心觀察了一個多月，后來，一家人去廣州旅游，等再回幼兒園時，兒子主動去找老師分享自己在廣州的動物園里看到的動物。肖肖這才放下心來，她覺得，兒子終于適應了。

小琪所供職的幼兒園托班

更低的桌椅，更高的要求

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為了維系經營，也 為滿足 2至3歲幼兒家庭的托育需求 ，幼兒園開設托班 逐漸 成為趨勢。 2019年 ，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 2至3歲的幼兒，旨在優化生育支持政策，促進學前教育普及 。

但托班的平均費用，要比小班的費用高出一截。在選定這家托班前，小敏和丈夫還考察過幾家私立幼兒園，有的操場很小，并且有電動車在其中穿行；有的則收費很高，大概每月八九千元。

最后他們選擇的這家幼兒園托班，每月收費6500元，包含500元的伙食費。這個價格在當地的幼兒園里并不低，占到他們家庭支出的近一半，但小敏還是覺得，只要能負擔得起，她就會堅持讓女兒在托班待下去，直到正常入小班。

居住在上海的一位家長則告訴深一度，她發現附近公立園開設的托班基本已經滿員，私立園價格從3000元到8000元不等，“3000元其實也不便宜，然而在上海這是普惠性托班的價格。”

一家北京私立幼兒園的園長告訴深一度，低齡兒童的托育對老師的要求也更高，由于幼兒園托班的孩子年齡更小，對保育需求較高，需要更多的專業人才和更細致的管理措施，還得讓老師們接受包括兒童護理、性格發展特征，以及適齡教學策略在內的專業培訓。此外，照顧低齡孩子還需要托班老師具備極高耐心，能夠妥善處理幼兒的日常突發狀況，并且及時應對幼兒的情緒波動。因此，托班的收費要比正常幼兒園收費更高些。目前園里最小的孩子剛滿19個月，為此幼兒園專門為他提供了一對一照顧，相應的，收取費用也更高。

《2023年中國幼兒園辦托育研究報告》指出，幼兒園已有現成的場地和規范的環境，可以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來開展托育服務；此外，托班的開設有助于幼兒園擴大招生范圍，穩固生源，并且可以為未來3-6歲兒童的入園做好準備。

而在實際過程中，開設托班需要解決多重挑戰。有文獻提到，“托幼一體化”并非是簡單將托兒所和幼兒園合二為一，統一成為一體的過程。由于托班與幼兒園小班在年齡、身心發展特點、養育和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要求幼兒園在硬件設施和課程設置上都得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幼教行業從業4年的兮兮，目前在南京的一家公立幼兒園工作。她告訴深一度，周圍開設有托班的幼兒園里，多數為私立園。她所任教的公立園中，其中一家分園正在進行托班試點。該分園在設立時，便為托班做了教學設施等硬件準備：在設備上，相較于小中大班，桌椅會更矮一些，廁所會有更適合低齡孩子的馬桶，以及相關物品的高度對于幼兒園的要求是一米二以下，托班可能考慮在一米以下等。

硬件的問題解決了，可還有的問題并不是降低幾套桌椅的高度就能解決。一些幼兒教師提到，幼教面臨著薪資少、工作壓力大、職業認同感低以及專業發展受限等多重限制。據教育部數據，2023年全國幼兒園總數進一步減少至27.44萬所，比2022年減少了1.48萬所。部分幼兒園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裁員或降低教師待遇，進一步加劇了幼師隊伍的不穩定性。

兮兮所在的幼兒園暫未出現裁員情況。工作四年后，她在帶班經驗和實踐流程方面更為熟悉，個人的發展也提上了日程，公開課、課題研究、論文發表等都是評職稱和晉升的重要依據，相比之下，照顧孩子反而是“最輕松的事情”。

相較而言，小琪的“天花板”可能會更低一點。雖然她所在的私立幼兒園會包教師食宿，但托班老師的月薪只有兩三千。具體薪資主要受孩子們延時興趣課參與度的影響。在幼兒園里，中班和大班的孩子報名延時課程的人數比較多，因此老師的收入一般也會更高。

小琪大學專業是學前教育，在校期間她曾在幼兒園里進行實習，畢業后進入到幼兒園工作。現在每天5點多放學后，如果需要負責延時課，老師要到將近6點才能下班，如果再碰到準備教案、和家長溝通等情況，下班時間更難確定。在她看來，照顧孩子談不上難，但充滿了瑣碎，并且有時會面對和家長溝通上的誤解，這讓她時常感到疲憊。

她覺得從小班轉到托班當配班老師，工作內容方面沒有新挑戰，但付出的心力更多，“你前一秒剛說，后一秒孩子就忘了。需要多次重復，每天會更費心一點。”工作讓她覺得更加細碎和費神，但每月到手的薪資相比之前并沒有變化。

盤點自己的工作，小琪覺得，從班上新來的孩子最開始不想吃飯、上課，甚至不愿意上廁所，到逐漸熟悉，在排隊時愿意主動牽起她的手，這種變化令她欣慰，但當談及職業成就感時，她卻很難想起具體的瞬間。她不確定，是這份工作本身很難有什么職業成就感，還是在日復一日的重復與瑣碎中，自己慢慢變得沒那么敏感，難以捕捉到內心某個瞬間的震顫與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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