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田

194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貌

（由周公館工作人員祝華拍攝）

在今上海市黃浦區云南中路福州路十字路口，熙熙攘攘的天蟾逸夫舞臺旁，佇立著一間小小的二層樓房，這里曾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辦公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1928—1931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市文物復查保護工作開始，許多紅色革命舊址急需梳理。工作人員幾經尋訪，抽絲剝繭，終于在一張拍攝于1946年的老照片上，將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所在地鎖定于今云南中路171-173號。

作為我黨金融事業隱蔽工作戰線的重要一環，這間樓房對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開會、辦公的場所，對外則是以經營湖南紗布為掩護的“福興商號”。而“福興商號”的籌建者，便是中共黨員、人稱“熊老板”的熊瑾玎。

01

“要從艱苦里，改造舊乾坤”

莫鈞濤

1886年，熊瑾玎出生于湖南長沙的一個醫學世家，20歲時到塾師徐特立開辦的師范速成班讀書。期間，熊瑾玎閱讀了許多介紹近代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書刊，激起了他內心對帝國主義和清王朝的無比憤慨。此后，熊瑾玎便投身教育事業，1914年受聘于長沙私立楚怡小學，并通過同為教師的何叔衡結識了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等一批思想進步的讀書人，1918年加入由毛澤東發起組織的新民學會。高唱著“鵬翅翩翩萬里飛，藩籬斥鸚豈能希”，熊瑾玎立志成為稀世之才，為國家和人民所用。

那時，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時政，交流讀書心得。在探討個人和國家的未來時，其他會員多側重于研究宣傳、辦學校、辦報紙、辦出版社、辦書社和聯絡同志等方面，大都恥于言利，而熊瑾玎則主張無論組建黨、辦學校、辦報紙都要“事先宜厚籌經濟”。他說：“我覺要做事，就要有錢，因此我就早有發財的念頭，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貨值傳’……看……我覺得私利可以不要，團體資本是該要的；增進我們的資本，方能發展我們的事業。茍可發財，不必擇術。”

1921年夏，熊瑾玎為毛澤東和何叔衡籌措了部分旅費，幫助二人到上海參加黨的一大成立會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讓熊瑾玎難以抑制自己的激動心情，他揮筆寫下《北斗星》（后改為《中國共產黨誕生》）一詩：“偉哉一九二一年，眾星拱向北辰前。從今有道爭先進，不怕陰霾黑暗天。”此后，熊瑾玎一直投身于金融工作，擔任長沙縣的財產保管處長，負責向工會和農會提供活動經費。國共合作時期，他接受共產黨指示參加國民黨，并被推舉為國民黨長沙市黨部常委。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熊瑾玎遭到通緝，值此危難時刻，他由中共中央委員、湖南省委代書記郭亮介紹，毅然決然地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他已經步入不惑之年。

02

“嚴霜摧嫩葉，急雨墮新芽”

熊瑾玎與朱端綬夫婦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決定將領導機關從武漢遷至有著特殊的政治環境的上海。1928年4月，熊瑾玎到上海找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向其匯報中共湖北省委遭破壞的情況。二人同是長沙人，又同是新民學會早期會員，李維漢熟知熊瑾玎富有理財頭腦，又善于交際，便留他擔任中央秘書處會計科科長，負責籌集和管理經費。另外，李維漢還交給熊瑾玎一個重要任務——建立供中央政治局開會的秘密機關。

熊瑾玎曾在《自傳初稿》中回憶道：“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現，去找適當的房子，在四馬路跑馬廳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看有一處房子，正在天蟾舞臺后面。”這是一棟坐西朝東的兩層沿街樓房，進出都要經過一條臟亂的小巷，一般無人經過。全部樓面共有三間，底樓是二房東周生賚開的一家“生黎醫院”，樓上面積較大，可容十來人活動，正好供中央政治局開會之用。進入二樓，還可以從天蟾舞臺西側云南路一座水泥樓梯直接上去，如遇緊急情況也可迅速撤離，混入來往市民之中。

“福興商號”正式掛牌開業后，根據周恩來提出的白區工作要堅持社會化和職業化的原則，熊瑾玎在房內掛起“福興字莊”的招牌，對外經營湖南紗布，化名熊佑吾，人稱“熊老板”。此后，中央政治局成員大都按照商人的打扮來此開會。每當開會時，熊瑾玎在桌上放置一些布匹、算盤，萬一有人進來，也可裝成在看貨議價的樣子。李維漢曾在《回憶與研究》中寫道：“那時，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云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時任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

對外作為福興商號的老板，熊瑾玎必須假戲真做，認真經營紗布生意，同時暗地里，作為中央會計和中央政治局秘密機關工作人員，又有許多繁瑣工作，一人實在難以應付。為此，周總理主動提出為他安排一個“老板娘”。于是，剛到上海不久的年輕女黨員朱端綬就被調到了店里。朱端綬也是長沙人，二人很快便相互熟悉起來。熊瑾玎負責應酬客戶和聯絡接頭，而“老板娘”朱端綬則在商號照顧生意，同時擔任放哨、抄寫和傳送中央秘密文件等工作。在朝夕相處中，熊瑾玎與朱端綬兩人也逐漸對彼此傾心，在李維漢、周恩來等人的見證下，這對“假夫妻”喜結良緣，成了真正的革命伉儷。

03

“波濤殊險惡，意志卻堅貞”

熊瑾玎（左）擔任《新華日報》總經理時與社長潘年（中）、總編輯吳克堅（右）合影

除了福興商號外，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熊瑾玎于1928年至1931年期間，先后又開設了集成印刷公司、天生祥酒店、鴨綠江路絲綢店等，作為中央收發信件、與外地來人接頭的秘密聯絡點，以及取款貨款、租賃房屋和保釋同志或黨外朋友出獄的鋪保。由于熊瑾玎具有非凡的理財知識和能力，這些店鋪在他的經營下往往都能盈利。熊瑾玎對人熱情誠懇，講究誠信，鄰居和商界朋友有難時，他也總是盡力傾囊相助。因此，在滬的商人談起熊老板來，無不伸起拇指稱贊他是一個大好人。

中共六大之后，中國革命得到了恢復和較大的發展，經費往來也愈加頻繁。當時，中央經費的來源主要有三個：共產國際的支助、紅軍和各根據地打土豪沒收的資財上繳和各地黨員所交的黨費。當時共產國際的支助大都是由蘇聯駐滬的領事館或商業機構劃付給一家專門銀行，熊瑾玎需要到那家銀行將款取出后，再以其他經營商店的名義分別存入另外幾家有地下黨員或可靠關系的銀行。取款途中風險重重，不僅要防備特務跟蹤，還要小心流氓盜匪攔路搶劫，而且如果取款數目過大，銀行人員可能要查問款項來源，所以每次取款前，熊瑾玎都要做好萬全的準備。由于他處處小心謹慎，其間沒有出過一次差錯。

在密探如麻的上海，熊瑾玎既要保護好黨中央這所秘密機關，又要管好用好黨的經費和經營好這么多酒店商店，可想而知要付出多少精力與心血。白天，他常外出查看那些酒店商店，與工商界的人士周旋，還要收取外地來信，接見各地聯絡人，在福興商號接待來開會辦公的中央領導人。晚上便要清理賬目，盤算中央經費和店鋪收支，有時還要幫助端綬洗抄外地寄送來的、用藥水密寫的文件，深更半夜還不得安眠。由于二人工作細心，防范周密，福興商號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的時間。周恩來曾高度評價：“在內戰時期，熊瑾玎、朱端綬同志擔任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

直到193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總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及時采取措施，命熊瑾玎、朱端綬迅速撤離、轉移。自此，這棟坐落于云南中路傳奇的紅色小樓，也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成為講述我黨金融隱秘戰線工作的生動物證。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