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南征

時任國防部五院科技部部長耿青

筆者父親耿青（1921—1983），原名楊朝漢，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羊棗（楊朝）烈士的獨生子。16歲參加新四軍，歷任宣教科科長、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師政委，發明“合同立功”等戰時政治工作制度。

1941年，父親任新四軍2師4旅11團3營教導員，在大橋攻堅戰中率部用火攻殲敵一個營并生俘敵營長。1946年進入東北，任內蒙古人民自衛軍騎兵第2師11團政委，創建該團第一個黨支部。在國民黨進攻、民族武裝反水中穩定了部隊，該團成長為我黨民族武裝主力之一，于1950年國慶組成白馬方隊接受了毛主席檢閱。1953年任志愿軍第54軍130師副政委、政委，用“合同立功”法使部隊在金城反擊戰中全線率先突破美軍陣地。1959年至1981年，父親擔任錢學森的機關助手，是創建導彈、火箭、人造衛星研制條例和中國導彈航天體系的實際操盤手。

發明“合同立功”

1947年，國共雙方在東北發生優劣態勢轉換的關鍵是四平戰役。

當時解放軍沒有重火器，為了攻破蔣軍的美式堅固防御，三戰四平中發明了“四組一隊”戰術。所謂“四組一隊”，就是由火力組、梯子組、爆破組、突擊組，組成1個突擊隊，相當于1個排的兵力，下面有4個班。這個戰術在部隊推廣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戰士們對戰后評定功勛的做法有一些意見。原因是雖然東北民主聯軍公布了立功條例，但是戰后能立功的，不一定是那些在戰斗中表現非常英勇的人。尤其是犧牲的，沒有人替他們說話，挫傷了戰士的積極性。

父親時任55團政治處主任。他在一線部隊了解這些情況以后，就發明了“合同立功”法。所謂“合同立功”，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掛帥點將。在一個連隊里先確定三個突擊隊長預選對象，然后給全連每個戰士發一顆黃豆，讓大家往三個對象背后的土碗里扔豆子，最后數誰的豆子多誰當選。東北民主聯軍的部隊當時擴展得很快，吸收了大量解放戰士。所謂解放戰士就是俘虜兵，給他們在稱呼上以尊重，說你只是解放得晚了一點，所以叫解放戰士。這些解放戰士有的是在回家路上又被國民黨軍抓壯丁，被我軍二次俘虜的，叫“二進宮”。而“二進宮”的解放戰士往往在連隊里被大家看不起，被認為階級覺悟差。他們自認為得不到領導信任，政治上也不求進步。由于搞了這種掛帥點將的選舉，“二進宮”的解放戰士往往當選。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幾出幾進的經驗，對國共雙方軍隊都了解。戰士們認為他們戰術好，槍打得準，跟著他們能打勝仗。戰士們是拿命來投票的，所以他們往往能當選為突擊隊長。士為知己者死，“二進宮”的解放戰士自尊心大增，積極性高漲。連里舉行盛大的授旗儀式，一個大紅旗上面寫著“帥”字，由連長親自授給被選上的突擊隊長。然后這個“大帥”再選出他的“四大將”，就是4個組長，各組再選自己的組員，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互相充分信任的“夢之隊”。

第二階段，分組操練。掛帥點將階段結束，接下來是在一個與敵人陣地相似的地形上，修一個模擬陣地，讓這“四組一隊”反復在上面操練，一直練到有肌肉記憶為止。他們的配合達到了天衣無縫的程度，即使是在炮火連天、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也能做到跑不錯路，送不錯位置，炸得準、打得狠。這個階段叫“藝高人膽大”。

第三階段，簽訂“生死合同”。“生死合同”不是領導和戰士簽，而是戰士和戰士簽，火力組跟梯子組簽。合同上寫著：沖擊發起后，你只要用機槍壓制1號碉堡，讓它5分鐘內打不出槍來，我就有義務給你請功。你活著就是大功一件，你死了就是烈士。當時立功條例明文規定：如果是烈士，地方政府一次撥付5000斤高粱米。按當時的消費水平算，足夠這個家庭吃10年。老人可以送終，孩子可以養大，這樣就導致了所有的戰士在戰場上奮勇爭先。因為戰斗中第一個犧牲的往往是機槍射手，以往最缺的也是機槍射手，現在“合同立功”使所有人都想當這個機槍射手。這個合同是一環扣一環的。梯子組跟爆破組簽，爆破組跟突擊組簽，突擊組跟紅旗手簽，紅旗手跟連長簽，形成了一個遞進的鏈條，所有戰士的訴求都是鏈條中的一環。他們互相之間有監督作用，誰都不可能在里面打馬虎眼。

“合同立功”被運用到戰斗中

“合同立功”這個方法被運用在了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戰斗中。有個隊長是“二進宮”的解放戰士，希望通過這次戰斗能入黨。戰斗發起之前，他第一個沖上陣地去看地形。當時那座碉堡只能容下4個人，他嫌碉堡觀察孔太小看不清，就自己跑到外邊去看。連長說，你不要命了！他說，我擔負了一個突擊隊的責任，如果我看不清楚，那所有的戰士都完成不了任務，所以我必須看清楚。

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戰斗，上級提前發起了攻擊。由于頭一天晚上戰士們吃了大餐，鬧肚子。早晨攻擊之前，突擊隊長正在草叢里方便，一看信號彈騰空而起，提起褲子就往前面跑，夾起個炸藥包就上去了。跑了一半褲子掉了，他仰面朝天系褲帶。第二爆破手在后面看到，說：“壞了，‘大帥’掛了，我得上！”第二爆破手就爬到他的跟前。這個隊長說：“你為什么上來，我這不好好的嗎？”“你臉朝上，誰知道你好好的呀？臉朝上不就是掛花了嘛！”他說：“你等著，我給你炸。”他一個翻身就上去了，原本計劃走右邊，到前面一看，發現右邊是兩道鐵絲網，而左邊只有一道鐵絲網，于是臨時改變計劃。15分鐘突破，無一傷亡，順利地完成了任務。戰后戰評，大家說“大帥”臨機改變的攻擊路線是正確的，使得我們這個戰斗提前突破了，減少了傷亡，都同意給他立大功一次。但入黨還倉促了一點，希望再多幾次考驗，再考慮入黨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小缺點，褲帶一定要提前系好，否則來了緊急任務，你褲子系不上是會耽誤事兒的。

“合同立功”的方法被第7縱隊政治部主任袁升平報到了東北民主聯軍。東北民主聯軍批準推廣到所有縱隊，使得部隊戰斗力大增。其中，11縱攻打隆化的時候，就使用了這套方法。為首的就是6班班長董存瑞和副班長郅順義，他們之間簽訂了“生死合同”。當把所知碉堡炸完以后，最后那個橋頭堡是突然出現的一座暗堡。這時沖鋒號吹響了，沖擊已經發起，敵人幾挺機槍噴吐著火舌，我沖擊部隊大片倒下。董存瑞站在橋下拿著炸藥包，發現這個橋太高，支架太短，而兩邊的壁很光滑，沒有辦法把炸藥包貼住橋的底部。這個情況只有郅順義看得清楚。他舉起炸藥包的支架晃動，意思是他把支架送上去。但這時已經來不及了，多耽誤一分鐘就會有更多的人傷亡。董存瑞一邊揮手，示意叫郅順義趴下，同時拉響了炸藥包。一聲巨響，把郅順義炸暈過去了，等他醒過來的時候，戰斗已經結束。他的第一個意識就是履行自己與董存瑞簽訂的“生死合同”義務。郅順義用后半生把董存瑞的事跡宣傳到了全中國。

1947年四平戰役前夕，各部隊組織“合同立功”，進行掛帥點將，各步槍組爭先報名參加打開四平外圍突破口的突擊隊。圖中旗上可見半個“帥”字

“合同立功”運用于航天系統工程

筆者母親在1958年9月擔任中國科技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黨總支書記后，了解到一個細節：為了“兩彈一星”成立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從1956年建院到1959年三年期間，科研秩序比較混亂。原因是科研隊伍來自4個方面：英美回來的專家、留蘇的學生、自己培養的大學生和全軍調來的黨政干部。由于這四撥人都有自己的傳統和老師，所以碰到技術問題都會爭論不休。例如火箭的某部要裝一個螺絲，是裝平頭的還是裝圓頭的？英美回來的專家說應該裝平頭的，因為它不突出，空氣動力學性能好。留蘇學生說應該裝圓頭的，因為強度大，耐疲勞。我們自己的大學生沒有資歷，不敢發言。黨支部書記說我代表黨，聽老大哥的用圓頭。英美回來的專家不干了，說：既然聽老大哥的還要我們干什么？最后的結論是讓錢學森院長來拍板。當時，科研隊伍有2萬多人，每天產生的問題成千上萬，錢學森忙得不可開交。他說：我也不是材料學專家，我怎么能懂呢？由于解決不了問題，多次催促總干部部調人來當科技部部長。但是，當時全軍文化程度達到高小的就算知識分子，能跟錢學森對話的人上哪里找？因此，科技部部長空缺了三年。

這時，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推薦了筆者的父親。因為早在20世紀30年代，張勁夫在上海舉辦抗日民眾培訓班時，爺爺就把我父親送進了這個培訓班，學習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父親參加新四軍后一直跟著張勁夫，并成為他的宣教科科長，后來下去當營教導員，一直當到師政委，用得最好的就是唯物辯證法。另外，父親跟著爺爺學了所有的理工科，兩次跳級，15歲學完了高中所有課程，就準備考大學，由于抗戰全面爆發，參加新四軍而沒有實現。后來，他三次提出考大學申請。第一次，抗戰勝利后要求考大學，但這時內戰爆發，他被派到東北，失去了機會。第二次，新中國成立后又提出考大學，這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又沒有實現。第三次，從朝鮮撤軍回國，他又萌生了考大學的想法，但這時被張勁夫推薦到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擔任錢學森的參謀長。他用一年時間惡補了高等數學、導彈概論、工程控制論等學科，成為錢學森認可的懂技術、會管理的“兩棲人才”。

父親到五院時發現科技部是個空殼，沒有科研制度。他就沿用了“合同立功”的制度。首先，整個研發隊伍必須形成一條指揮線。只有一個系統總設計師不夠，其下要有子系統設計師，依次往下要有部件設計師、器件設計師、零件設計師，最底層是元件設計師。各級還要有負總責的技術指揮員，下級技術指揮員對上級技術指揮員負責，形成6級技術指揮線。從研究小組長開始，就要簽責任書。如果你認為平頭螺絲好，那就簽字。如果這個火箭因為你這個螺絲掉下來了，你要負法律責任。從此，沒有人敢胡說八道，不進行可靠的實驗，誰也不敢簽字。元件設計師簽了字，元件可以裝到零件上去。零件設計師簽了字，零件可以裝到器件上去。器件設計師簽了字，器件可以裝到部件上去。部件設計師簽了字，部件可以裝到子系統上去。子系統設計師簽了字，子系統才可以裝到總系統上去。從此，科研有了秩序，火箭研發工作建立了最嚴密的質量管理系統。這就是“合同立功”的思想，各環節利益的嵌套和互相的咬合，都捆綁在整體系統上，這個就叫系統工程。

為了落實這一套技術指揮線制度，父親創立了科技部的第一個機構，叫作戰研究處，由8個人組成。他親自在全軍挑選處長和成員，任務是到總參受領任務——這個導彈是打到哪里，你要告訴我需要什么型號的導彈，就是需求調查。第二個處是科技情報處。型號定了，那么這個技術從哪兒來？這個處的任務是到全球去找蘇聯和美國的技術資料。第三個處是組織計劃處。有了技術，那么研發要花多少錢？要定出發展規劃給國家計委，定經費計劃讓國務院批錢。第四個處是科學研究處。有了錢以后人從哪兒來？你要在全國找到專家——材料學專家、控制學專家、無線電專家、燃料學專家、空氣動力專家、機械專家等。第五個處是標準化處。設計的型號要形成標準。第六個處是檔案室。圖紙必須形成檔案，不能狗熊掰棒子，邊掰邊丟，設計完了以后就要資料歸檔，將來可以復現。第七個處是器材處。加工設備從哪兒來，要創造一套生產流水線。第八個處是調度中心。買車票，接送站，安排住宿等。從此，科技部有了一套工作程序。

星期天，錢學森在他的客廳里開“神仙會”，把他認為最核心的那些技術領頭人全部召到客廳里，用他的老師馮·卡門的那套方法搞頭腦風暴。由于是絕密，只有我父親一個人有資格列席，他就坐在一個角落里記筆記。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把8個處長叫來分配任務，落實這些目標。8個處長在星期六回來匯報工作。父親把落實的這些情況在第二個星期天的“神仙會”一開頭，就向各位專家報告進展。從此，中國航天走上了一個非常有秩序的研發軌道。這8個處組成的科技部，用當年五院政委劉有光的話說，“你們是天下第一部”，星星圍繞你們轉。擁有400人的科技部的8個處，就是如今航天科工、航天科技兩大集團的基本架構。

父親在1983年去世，母親也于2018年離開了這個世界。把“合同立功”和航天指揮線說清楚，是母親的夙愿。筆者今天把它寫出來，用以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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