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長青

1968年10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與華國鋒在天安門城樓上親切交談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任湖南省副省長、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也迎來了他一生中極為艱難和重要的一段人生旅程。

遭到批斗和關押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湖南，大中學校陸續宣布停課開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學校學生率先起來造所謂“修正主義”的反。校園里大字報鋪天蓋地，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斗學校領導和教師。湖南人民廣播電臺等宣傳單位，展開了對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湖南師范學院歷史系副主任林增平等人的批判。

隨后，運動迅速向全社會擴展，各單位掀起揪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的狂潮，一大批有才學、有成就、有影響的科學家、教授、作家、藝術家、編輯、記者等受到批斗。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目的是所謂“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開二屆十三次會議，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書記處書記華國鋒傳達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聽了傳達后，特別是聽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后，與會者憂心忡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是不是也要被“炮打”。

此后，局勢更加混亂，運動矛頭的重點轉到“炮轟”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街游行、沖擊黨政機關、召開批斗大會等現象不斷發生。9月9日至12日，長沙部分高校和廠礦的造反派在東風廣場連續舉行群眾大會，王延春被抓去作檢討。

中央決定把湖南省委原第一書記、時任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張平化，重新調回湖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回到長沙后的第二天，到湖南大學出席一個群眾大會，他主動作了自我批評，但一講完話，就遭到批斗，他的脖子上被掛上一塊黑牌子，站在主席臺上，低頭彎腰。

對于這種混亂局面，華國鋒很憂慮。他氣憤地說：“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誣蔑！”他心里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們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此后，湖南省更多的領導受到批斗，各級黨政機關陷入癱瘓狀態。

11月中旬，華國鋒憂勞交加，得了心臟病，住進了一所部隊醫院。當時，中央規定，部隊不準介入地方的運動，所以，部隊醫院還算平靜。可是，在醫院住了二十來天，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就發表講話，說不準地方領導干部躲到軍隊里去，要他們去見群眾。誰都知道，見群眾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愿牽連別人，就從醫院出來，去了湘潭韶山灌區管理局。

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來游斗。華國鋒只好重新回到長沙來。

華國鋒回到長沙后，便過上了挨批挨斗的生活。他每天提個書包，里面裝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斗，作檢查。

1967年1月以后，群眾組織逐步分裂為對立的兩派，斗爭十分激烈，許多廠礦因此停產，嚴重影響了生產和人民生活。

5月，一派群眾組織逼迫華國鋒“亮相”表態，站在他們一邊。華國鋒表示不“亮相”。5月9日，他與湖南省委農工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呼吁兩派群眾要團結不要相斗。

這下惹火了“工聯”“永向東”一派群眾組織，他們認為，這是華國鋒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罪名強加在他們革命造反派頭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的革命干部頭上。所以，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工聯”就把華國鋒和萬達抓了起來，并在湖南省體育館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判。還讓他倆穿著單褲子，跪在地板上。批判會后，又把他倆秘密押送到長沙電器制造廠，關押起來。造反派怕軍區知道，之后在四五十天時間里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其間，在他們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又幾次批斗華國鋒。

一次，華國鋒被關進一座鍋爐房里，看鍋爐的老師傅說：“華書記，看你頭發長，批斗時容易被抓頭發，給你理個發吧。”華國鋒很感激。這位老師傅便給華國鋒理了個小平頭，第二天接受批斗時，造反派就無法抓他的頭發了，華國鋒便少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周恩來電話要人

1967年夏，許多地市發生大規模武斗事件，三湘大地一片刀光劍影，陷入“全面內戰”之中。

為了制止武斗，實現安定團結局面，6月，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兩派群眾組織的領導、革命干部代表召到北京開會，籌備成立“三結合”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周恩來給湖南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作為革命干部代表去北京開會。周恩來先后打了兩次電話，但省軍區沒有找到華國鋒。6月14日凌晨3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廣州軍區終于找到華國鋒，把他解救了出來。

周恩來并不認識華國鋒。新中國成立后，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時聽過周恩來的報告，并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6月21日，華國鋒從長沙乘機赴京。臨上飛機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支持“工聯”。華國鋒說，我被關押幾十天，對外界情況不清楚，“不能表態”。一個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聲明，意思是支持“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7月，中央解決湖南問題的會議召開。湖南省軍區領導、地方干部代表和兩派群眾組織的領導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中共中央以正式文件通知湖南在京開會的兩派代表，要他們就“不游行，不打架，不抓人，不阻礙交通，不奪槍開炮，不動員農民進城搞武斗”等事項達成協議，簽字后用電話通知各自的群眾組織，保證切實執行。

鑒于湖南省軍區已介入派性斗爭，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解放軍第四十七軍進駐長沙，并開始領導湖南全省的“文化大革命”運動。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正式宣布由第四十七軍主持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決定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任命第四十七軍軍長黎原為組長，華國鋒和中共湖南省委候補書記章伯森為副組長，強調要“堅決制止武斗，反對挑動農民進城和工人、學生下鄉搞打、砸、搶、抄、抓等活動”，“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奪取解放軍的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資”。

8月19日，湖南赴京開會的代表大部分返回長沙。

進入湖南省革委會，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在赴京代表回到長沙前后，湖南的武斗事件仍在不時發生。從1967年7月至8月下旬，邵陽軍分區、武裝部等單位的武器先后被搶，包括各種槍支818支，迫擊炮27門，手榴彈1.2萬多枚，子彈約2500萬發。赴京開會的代表回到長沙的第二天，長沙城內便發生了持續三天的大規模武斗事件，死亡24人，傷多人，湘繡大樓被燒毀。9月4日，邵陽發生武斗，傷亡數人。

在武斗的槍炮聲中，9月5日，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宣布成立，組長黎原，副組長華國鋒、章伯森。在籌備小組成立后所發《公告》中宣告：自即日起，湖南省黨、政、財、文一切權力，統歸省革籌。作為臨時權力機構，它將領導全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

湖南省革籌成立之后，積極收繳武器，制止武斗，穩定社會秩序，全省武斗逐漸平息。

10月14日，湖南省革籌成立生產指揮部，領導全省的工農業生產，努力扭轉連年下滑的經濟形勢。華國鋒因為熟悉經濟工作，被任命為指揮部領導小組組長。

1968年4月8日，經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準，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黎原任主任，龍書金任第一副主任，華國鋒、楊大易、章伯森、劉順文、胡勇、葉衛東任副主任。

1970年4月5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湖南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相當于省委）成立，黎原任組長，華國鋒、卜占亞、楊大易任副組長。

在這前后，毛澤東幾次接見華國鋒等人。

1967年9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到華北、華東、華中等地視察。9月18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湖南省會長沙，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了湖南省革籌的情況匯報。翌日上午10時，毛澤東接見了湖南省革籌的負責人黎原、華國鋒、章伯森等人，并發表重要談話。他指出：各地革命群眾組織要實現大聯合。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各派要相互少講別人的缺點，別人的缺點、錯誤讓自己講，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

毛澤東還說：絕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是極少數；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要武斗、打人、傷人，要擴大教育面，解放干部。

毛澤東還向華國鋒等人回憶了自己1917年步行千里到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農村進行社會調查的情況，并感慨地說：那時的山路很難走呀！毛澤東的記憶力很好，對當時的許多人和事都記得很清楚。

1969年6月，毛澤東再次回湖南視察。6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黎原、華國鋒，聽取了湖南工作的匯報，并發表談話，指出：一個單位分成兩派已經三年了，要聯合起來，要教育團結多數，大多數人是好的，干部解放后，可以調換一個地方工作；即使對敵人也要區別對待，抓人多了不好處理。

毛澤東還提出湖南應10年建成工業省。當他了解到湖南煤炭生產有較快發展后，興奮地說：要扭轉北煤南運局面，發展湖南的煤炭工業。

當聽說湖南澧水一帶發現大鹽礦，湖南省委已決定建設湘澧鹽礦后，毛澤東十分高興，連聲稱贊說：好！好！好！

這年的11月，毛澤東再次來湖南視察。11月12日，毛澤東聽取了黎原和華國鋒的匯報。毛澤東對湖南形勢的發展表示滿意，指出：前年來時還是急風暴雨，現在看來形勢很好，以后可能還會出點什么事，但大局不會有變化了。他說：黨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產，“湖廣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農業生產和糧食生產，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1970年5月，華國鋒和湖南省有關負責人一起，專程去土家族聚居的洛塔公社進行調查研究時，在天坑堵水工程的工地上與當地干部合影

推動湖南“農業學大寨”運動

華國鋒在被任命為湖南省革委會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組長后，利用武斗逐漸平息的有利形勢，按照毛澤東幾次談話的精神，致力于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首先是農業生產。

1968年2月29日，春耕在即，在華國鋒的積極推動下，省革籌、第四十七軍、省軍區聯合發出《關于掀起春耕生產高潮的緊急動員令》，要求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級生產領導班子，并規定農村生產隊一般不許奪權，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到生產第一線去領導生產，組織生產。這一文件下發后，對穩定農村形勢和及時組織春耕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常德縣蔡家崗公社黨委書記劉春樵，在舊社會要過5年飯，做過18年長工，是個苦大仇深的人。解放后，他當上了干部，總想多給群眾辦點事，于是，他總是向上級領導強調他們這個地方有多么困難，條件多么差，向上級要錢、要糧、要干部，大家稱他是“三要”干部。后來，他到大寨參觀，看到大寨人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大干苦干，使大寨的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在遭受特大自然災害時都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深受教育。回來后，他就帶領全公社的干部、社員大干起來，僅用兩三年時間，就使這個公社的山山水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糧食產量、集體經濟收入成倍增長，由年年吃國家返銷糧變為年年賣給國家大量余糧。武斗期間，他從不參加武斗。一次，一個所謂“文攻武衛”指揮部打來電話，要他帶領500民兵參加武斗，他斬釘截鐵地說：“要我解放臺灣可以，馬上就去；要我參加武斗，死也不干！”后來，他“靠邊站”了，便帶著背包，下到水利條件很差的芭蕉堰大隊，帶領該大隊干部群眾苦干了一個冬春，修了一座水庫，使1000多畝農田擺脫了干旱的威脅。

華國鋒聽說這個先進典型后，于1968年4月親自來視察。后來，又在湖南全省各種會議上廣泛宣傳，號召全省干部向劉春樵學習。在一次全省“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華國鋒說，在農村，我們要培養一大批劉春樵式的干部，成千上萬，甚至幾萬。有了一大批這樣的干部，又團結一大批搞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我們的事業很快就會興旺起來。

當時，一些地方不認真貫徹執行黨在農村的政策，超越階段搞“土政策”，沒收黨的政策許可的社員的自留地，不看客觀條件盲目地合并社隊，把政策規定的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也當作資本主義批判。針對這種情況，華國鋒主持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稿），于1969年9月17日以湖南省革委會名義下發，糾正了這一傾向。

為了把農業搞上去，華國鋒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領導開展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從1968年冬到1969年初，先后組織全省各地4萬多名農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

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華國鋒發現并樹立了兩個先進典型，即湘南丘陵地區的新田縣、湘北洞庭湖區的安鄉縣。新田縣自然條件差，安鄉縣的自然條件較好，這兩個縣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大干苦干，糧食產量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華國鋒認為，這兩個典型很有代表性，很有說服力，便向全省發出“學新田，學安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極大地推動了全省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和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毛澤東在一次聽取匯報后高興地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路子走對了，各地要搞自己的大寨。毛澤東還說：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參觀，人去多了成災，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繼新田、安鄉兩個縣級先進典型之后，華國鋒還發現和樹立了龍山縣洛塔公社和邵東縣野雞坪大隊兩個基層典型。他主持起草了全省學洛塔、學野雞坪的決定，并召開湖南全省“農業學大寨”現場會，推廣洛塔和野雞坪的經驗。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湖南省革委會農村辦公室撰寫的一篇文章曾指出：

當年全省有120多萬人去洛塔、野雞坪參觀學習。大家看了洛塔、野雞坪的自然條件，再看那里的干部、群眾改天換地的英雄事跡，都深受鼓舞和教育。過去一些怕困難的同志都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他們說：“社會主義等不來，靠不來，要用自己的雙手創出來。”“要想山河變，就得流大汗。”全省一個學洛塔、學野雞坪的群眾運動迅速掀起，洛塔、野雞坪式的社隊越來越多。

野雞坪大隊所在的邵東縣，是一個石頭多、水源缺、土質差、產量低的地方。1970年以來，認真推廣野雞坪大隊的經驗，向荒山亂石進軍，新開田土五萬二千多畝，改坡土和開荒建園九萬五千多畝，同時，大搞水利建設，使旱澇保收的土地面積達80%以上，糧食產量持續上升，1973年畝產過千斤。桃源縣原來是個“山多和尚頭，田多望豐收，怕旱又怕澇，年年為水愁”的地方。1970年以來，以新田、安鄉、洛塔、野雞坪為榜樣，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全面規劃農、林、牧、副、漁，綜合治理山、水、田、林、路，大干六年，面貌大變，實現了每人一畝旱澇保收農田，糧食產量連續三年跨“綱要”。

在“文革”初期，湖南省許多企業因為武斗停產。華國鋒在組織恢復和發展農業的同時，還抓了湖南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在當時整個經濟還非常落后的情況下，華國鋒就十分重視環境保護問題，積極治理工業“三廢”，造福人民。

1955年，毛澤東在視察途中和湖南省委的負責同志談話。左一為華國

主持修建歐陽海灌區，毛澤東給華國鋒講了有關舂陵水的典故

在湖南省桂陽縣舂陵水上，巍然聳立著一座大型深孔溢流雙曲薄拱壩。壩后，一汪平湖，映著山影林海；壩前，兩條水渠穿山越嶺，向東西兩個方向奔騰而去，綿延1900多公里，分支90余條，流經耒陽、衡南、常寧、衡陽等市縣，灌溉著湘南72萬畝農田。這就是著名的歐陽海灌區。該灌區是一個以灌溉為主，同時在防洪、發電、航運等方面發揮綜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因為該灌區的樞紐大壩位于著名舍己救人英雄歐陽海的故鄉桂陽縣境內，因此被命名為歐陽海灌區。

歐陽海灌區是繼韶山灌區之后，華國鋒主持興建的又一大型水利工程。

歐陽海灌區的水源是舂陵水，一次毛澤東來湖南視察，對華國鋒講了有關舂陵水的典故。他說：在古代，有一位舂陵侯，做過一些好事，人們為了紀念他，就把這條河取名為舂陵水。可見，做好事的人，是受人們尊敬的。毛澤東給華國鋒講這一典故，是勉勵他要多做興修歐陽海灌區這樣的好事。

1966年11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委作出興建歐陽海灌區的重大決定，并任命華國鋒為工程總指揮部黨委書記兼總指揮。

在這之前幾個月，勘測、設計、論證等工作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華國鋒曾親自考察樞紐大壩壩址。

9月的一天，有關部門開會審議工程方案。華國鋒當時正在生病，仍堅持參加會議。同志們看他行動不便，把圖紙擺到他座椅前面的地板上讓他看，他看不清，便從座椅上移坐到地板上看。后來，他索性伏在圖紙上，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查看，與人一條一條地議，直至把圖紙看完。

1966年10月，歐陽海灌區工程試開工，拉開了該灌區工程建設的序幕。

關于樞紐大壩的壩型，開始設想過幾種方案：一種是大頭壩，一種是重力壩，一種是雙曲薄拱壩。第三種方案，技術先進，經濟節省，但當時國內還沒有建過這種壩。國外有少數幾個，但規模都不大，工程技術人員想搞，但沒有把握。

華國鋒主張大膽采用高新技術，支持第三種方案，最后建成了一座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第一座大型深孔溢流雙曲薄拱壩，為國家節省投資300多萬元、水泥1萬噸、勞動工日50萬個。

在施工過程中，圍繞著大壩高程，也有過一場持續很久的爭論。當時，一種意見是堅持按原方案建設，按130米建壩，理由是有利于灌溉、發電，符合群眾愿望。另一種意見是縮小工程的規模，按125.5米以下建壩，并且將灌溉常寧縣十幾萬畝農田的左干渠砍掉，理由是：可以減少淹沒，減少移民；常寧干渠造價高，受益小。

在兩種意見爭執不下時，華國鋒表示，要注意從群眾的利益和情緒出發，最好不修改方案。要充分利用水利資源，損失要小，效益要大。常寧靠近樞紐大壩，近田不灌沒有道理。1968年7月下旬，華國鋒主持召開有各方面代表參加的會議，廣泛聽取了各方面意見及其爭論，最后作了總結性講話，指出：按130米建壩，近期按125.5米蓄水運行，按125.5米移民。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后，再根據需要逐步提高其蓄水位，并組織移民。

華國鋒的這一意見，既考慮了長遠發展，又考慮了當時情況，為大家所接受。從此，長期以來的爭論平息了，各方面都心情舒暢。

根據興建韶山灌區的經驗，華國鋒提出，在灌區水渠沿線，要修建碼頭和跨渠橋。這樣，僅灌區四大干渠沿線，就修建碼頭、跨渠橋等附屬建筑物2800多處，深受群眾歡迎。

1970年夏，歐陽海灌區基本建成。

8月1日，灌區通水慶祝大會在樞紐工地舉行。華國鋒發表了講話，并為啟閘放水剪彩。

隨著閘門的開啟，滾滾舂陵水，順著人工開鑿的隧洞，從山那邊的水庫內流過這邊洞口，沿著寬闊的渠道流向遠方，熱烈的掌聲、雷鳴般的歡呼聲四起，震撼山谷，經久不息。

擴建韶山毛澤東紀念地，毛澤東派人看后表示滿意

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是毛澤東的故鄉，這里有毛澤東舊居，毛澤東家的幾位烈士都在這里出生、長大，從這里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初，華國鋒任湘潭縣委書記，曾參觀過毛澤東舊居。當時，經過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破壞，毛澤東舊居已十分破敗，華國鋒十分難過。為了讓人們參觀和學習，在華國鋒主持下，當地政府對舊居進行了簡單的修繕。1961年3月，毛澤東舊居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后來，由于前往參觀的人越來越多，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的建議下，在距毛澤東舊居約0.5公里的引鳳山下又修建了“毛澤東同志革命實踐活動陳列館”。在華國鋒的主持下，該館于1964年7月1日奠基開工，僅用了100天的時間就落成了，創造了一個奇跡。開館后，收集到了毛澤東弟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的照片。華國鋒馬上將照片親自送到北京，請毛澤東過目。毛澤東仔細地作了辨認，認為很可靠。他還詢問了照片的來歷。毛澤東很高興，在照片的背后寫了兩句話：原件退還，洗一套送我。毛澤東還指示華國鋒，給總理看一看。華國鋒回到湖南后，對陳列館館長馬玉卿說：“這是無價之寶，你們趕快將照片洗出來，送一套給毛主席。”不久，華國鋒帶著洗出來的照片再上北京，將照片親自交給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蜂擁到韶山參觀。1967年12月26日，從長沙到韶山的鐵路開通，到韶山更方便了。隨著參觀者的大量擁來，韶山舊居和陳列館日益顯得狹小。湖南省革委會成立后，1969年決定擴建韶山革命紀念地，曾擔任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負責這項工作。

韶山“毛澤東同志革命實踐活動陳列館”曾寫過一篇文章，回顧這件事。文章寫道：

1969年，韶山革命紀念地開始擴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沖內特別是毛澤東舊居附近原貌的問題。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時候，華國鋒同志及時教育我們：韶山是革命紀念地，陳列館絕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樓大廈、富麗堂皇。建設韶山革命紀念地，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毛主席光輝詩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護韶山革命原貌，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注意節約的原則。

為了最后確定擴建方案，1969年春，華國鋒同志親自來到韶山。他不顧旅途疲勞，一下車就找韶山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聽取他們的匯報。隨后，徒步登上陳列館后面的山頭勘察地形。當時，有人提出，這個山窩面積小，擴建可能有困難。華國鋒同志先用腳一步一步大體計算了山窩的面積，接著又親自用皮尺仔細作了丈量，終于用事實說服了大家，說明擴建的施工面積完全夠用。臨走時，他還再三強調，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護，并指著山上樹木叮囑說：這東邊的樹要保留，西邊的樹也要保留，幾棵大松樹尤其不能動。后來，我們執行了華國鋒同志制定的方案，群眾反映很好，都說，幸虧華國鋒同志及時指導，才使我們在陳列館的建設上，體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留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韶山陳列館擴建完成，陳列品也布置好后，毛澤東派人來看，表示滿意。一些外國朋友也贊不絕口地說：韶山革命圣地的建設，搞得好，樸素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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