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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初春，一場發生在延安的整風運動，正在井然有序的進行著。

早在1941年5月，一篇名為《改造我的學習》的報告，由毛澤東于延安的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被提出來。目的是在于確立全黨的思想路線，始終扎根于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之上，使得黨組織內各成員之間能夠協調統一，穩步發展。

但也正是此次“整風運動”，讓不少作奸犯科的人“露出狐貍尾巴”，也有不少安分守紀的人得以進入黨內工作。

但唯有一人，毛主席一度稱他為“鋤奸模范”。

他被黨委以重任，為國家勤勤懇懇謀發展，為人民實實在在謀福利。

可就是這樣一位任勞任怨的人民公仆，黨的標桿，卻在這次“整風運動”中，被連降十級。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極為震驚，連說荒唐！親自為其平冤昭雪，還他清白。

那么，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人物會受到主席如此關注？

請您跟著我的筆觸，來認識一下這位“紅色包打聽”王范的傳奇一生。

思想的覺醒，意識的轉變

王范，本名“張庭譜”，1905年生于江蘇省如東縣上漫鄉，是一位普通的農家子弟。他的家族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沒有多少文化，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農耕放牧為生他們的日子很不好過。

在王范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村里來了一個叫沙的習武的師傅，沙師傅見他身強力壯，心地善良，就把他收為弟子，王范就是在那里學會了武功。

經過數年的學習，王范已有了一技傍身，再加上王范本身就是個剛正不阿的人，平時那些地主老財為難鄉親們，王范總是第一個站出來為鄉親們鳴不平，所以大家都對他的為人贊嘆有加。

當時的王范已經長成一名青年，不僅有著一身的本領，而且還聰慧過人，村里的鄉親們都勸王范的父母，“把他送到學校去讀書吧，他那么聰明，在家跟你們一樣干一輩子農活，沒什么前途，還不如再學習些知識，出去闖蕩一番。”

聽聞此話，王范的父母內心雖然有些猶豫，但還是借遍了親朋好友籌夠了學費，把他送到了當地的一所學校。此時王范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將是一次可以改變命運的好機會，所以他在學習十分認真刻苦。

這個時候，王范大概還沒有意識到，勤奮刻苦的自己，已被鄉下的一位老師給“盯上了”。

這位老師叫做王盈朝，表面上是一位鄉下的小學老師，其實是一位地下的共產黨成員。

王盈朝被委派到如東縣上漫鄉，一方面是為了宣揚革命，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發展共產黨員，各方面都表現優異的王范正是他看中的對象。

一天，王盈朝找到正在田里干活的王范，把他叫到身邊后，在地面上畫出一把鐮刀和一把斧頭的圖案。

王范見此情形只覺得奇怪，笑著問道：“王老師不在學校里講課，專門跑到這里來教我畫畫來了？”

王盈朝也笑著回應道：“我正有此意，我不僅要教你畫，還要教你認識。你可知這一柄鐮刀，還有這柄斧頭的寓意啊？”

王范一臉疑惑的看著王老師直搖頭。

王盈朝挪了挪身子繼續道：“鐮刀代表的是農民，而斧子則代表的是工人，像這樣兩者結合，足以給一個國家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終工農就能當家做主人了！”

王范聽他這么一說，心里頓時肅然起敬，覺得此人絕不是一般的小學老師。

就這樣，二人的交往越來越密切，王盈朝不僅是王范的良師益友，還在生活上幫助他，王范才得以繼續學習，并且也在王盈朝給他的《新青年》上，第一次了解到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存在，這徹底讓王范點燃了心中革命的火種。

1926年，在地下黨員王盈朝的推薦下，王范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我黨的一份子。

王盈朝每次出去為工農講學時，他就做助理，幫助自己的父老鄉親，對當時的革命形勢及所面臨的困境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在此過程中，張庭譜也結識了不少的革命者，他不但閱讀了《共產黨宣言》，也從中獲得了自己對于革命的更為深刻的理解。

隨著時間的推移，革命性的思想在民間根植的更深，這就使鄉紳地主們感受到了危機，于是以吳省吾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開始對我黨的革命理念發起了抵抗。

面對如此情形，時年21歲的王范又該以何種方法，利用我黨的身份繼續促進革命事業的發展呢？那這就不得不提當時發生的一件大事了。

頑強的意志 ，熾熱的“紅心”

1927年7月15日，國民黨右派發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王范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組織發動所有農民子弟兵，開展農民運動。

當時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已經深入王范所在地，在開展的運動的過程當中，也多次與這些國民黨特務“交過手”，屢次險象環生。

1940年前后，王范在延安留影

干革命哪有不流血的？王范在一次動員大會上被吳省吾的手下開槍打中了手臂。

之后，吳省吾還親自過來“探望他”十分囂張的說：“搞什么革命，我警告過你的，看在你父母是我長工的份上，我饒你這次，若是在給我搗亂，下次流血的可就是你的腦袋了！”

此事過后，家人害怕其有性命之憂，便讓他退出黨組織，不要再搞什么革命了，可他堅決不同意，于是便遠離了家人 ，自己在外繼續革命。

1930年，在王范的積極尋找下，馮步洲與其取得了聯系，二人秘密召開了一次會議，在當地成了新的黨組織，王范擔任組織的書記。

自此，王范的活動范圍擴得更廣了，甚至還說服了不少地主募集了大量的革命資本，他將這些籌集財物全部都交到了紅十四軍手里，為下一次武裝暴動做準備。

可是，這個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吳省吾的耳朵里，便開始組織手下打算與革命組織同歸于盡，無奈武裝暴動必是要提前了，而在這一次的交手中，這個地主豪紳吳省吾也被當場擊斃。經此一戰，王范也首次嘗到了革命勝利的喜悅。

可是這勝利的喜悅還沒過多久，國民的大批武裝開始“圍剿”紅軍，地主階級 再次起勢，隨著隊伍被打散，叛徒的出賣，到了上海的王范徹底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只身一人來到上海的王范，初來乍到，無依無靠。所以他決定先找個“營生”，再一點一點地尋找組織。左思右想終于想到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做一名當地的巡捕，不僅能掩蓋自己身為黨員的身份，又能利用職務之便尋找黨組織，一舉兩得。

憑借著身強力壯，而且還會些武術的王范，很快就通過了巡捕房的考核，順利“入了職”。

王范在當上了巡警以后，就開始借助自己優勢，開始積極尋找黨組織，爭取早日與黨組織取得聯系。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番苦尋，他終于和組織取得了聯系。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的特務勢力太過強大，詭計多端，組織并沒有完全信任他。

雖然受到了組織的懷疑，但王范并未因此動搖其堅定的革命意志，他主動地接受了組織的檢驗，并將各項信息及時地提供給了上級。

1931年，上海地下黨組織接到許多令人費解的“告密信”，其中寫道：“當心二號，要時刻提高警覺。”地下組織的人看完此信，都有些摸不著頭腦，雖然無法判斷這個“二號”究竟是何人，但也能猜到是有人叛變了革命，所以及時根據信件內容做了防備預案。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個信中所提到的“二號”竟然是顧順章，也就是中情局的二把手，這讓當時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成員都有些措手不及。顧順章叛變后，幾乎將上海地下組織的所有人都都早到了迫害。只有有少部分人因為那封“告密信”，索性逃過一劫。

后續調查才得知，這封信就是從王范那里寄來的。

經過這一次，王范真實黨員的身份終于得到了組織的認可，并重新與他取得了聯系，允許他在巡捕房繼續的中活動。

抗戰的先驅，鋤奸的模范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全民族抗戰由此爆發。8日 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鑄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海內外華夏兒女眾志成城同仇敵愾，此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許多追求進步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這也使得少數敵特分子也趁機潛入，延安的保衛工作面臨巨大的挑戰。

1938年4月重慶中央大學代表團來到延安一個叫沈輝的年輕人主動要求留下來參加革命，沈輝的政審由當時已經成為陜甘寧邊區保安處偵察科科長王范負責。

面對著此前一直在上海南京從事地下工作，有著豐富經驗的12年黨齡的老黨員來說，在一次談話中，這名自稱河南人的沈輝，不經意間會冒出一兩句江浙方言。

看似行事低調卻悄悄到處打聽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各種信息，甚至還曾在毛澤東駐地楊家嶺附近徘徊，王范覺得有些可疑便對沈輝暗中進行觀察。

1939年初延安城外出現了可疑電波信號，王范順藤摸瓜在距延安不遠處的綏德縣，發現了國民黨秘密電臺。

1945年6月13日，王范（右）奉命離開延安，此前，他與當年被囚禁在南京國民黨監獄的難友陳坦合影

經過縝密部署，王范和戰友們鎖定目標、果斷出擊，一舉逮捕了7名特務，拔出了深扎在陜甘寧邊區的釘子。

經審訊，特務們招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軍統派了一名神槍手潛入延安，此人正是沈輝。

此行的重要任務就是暗殺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為了能順利混入延安軍統局為沈輝偽造了中央大學學生的身份。

在王范的嚴密防范下，沈輝無機可乘遲遲不敢動手，為求自保他甚至中斷了與同伙的聯絡，同伙落網后，沈輝連夜狼狽逃出延安，國民黨的刺殺陰謀又一次破產，此后王范又破獲了幾起敵特大案，黨中央表彰他為鋤奸模范。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

全會討論確定了在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后，把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等問題。

位于北京市西郊的香山雙清別墅，是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進入北平后的第一個駐地。

2月，王范跟隨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先行來到北平負責黨中央入駐香山的警衛工作。

北平剛剛和平解放，社會環境極其復雜，上百個國民黨特務組織，近萬名職業特務潛伏偽裝伺機進行顛覆破壞，連時任北平市長葉劍英的專車都曾遭到襲擊。

按照計劃，毛澤東等領導同志將乘坐火車抵達清華園，火車站隨后前往頤和園，休息當天下午前往西苑機場舉行入城式和閱兵式，最后回到香山雙清別墅休息。

4個地點，三段路程，近50公里，沿途人員眾多環境十分復雜，留給王范的準備時間只有一個半月。

3月10日，一支經過秘密集訓的150多人的“便衣隊”被王販緊急調入北平，他們裝扮成商販居民，在沿途直守警戒。

為安全起見，向陜西駐地也對外宣稱：勞動大學一切都按照計劃有序的推進。

3月24日，中共中央領導人抵達北平的前一天，王范帶人對已經排查了無數次的雙清別墅做了最后的清查。

還有不到24小時中央機關和領導人就將入住，此時一顆手榴彈和幾箱炸藥的突然出現，讓安保形勢驟然緊張起來。

這是敵特分子的精心預謀，還是中央駐地的秘密已經泄露，一時難以分辨，首要任務是確保駐地安全。

1960年，王范（左）探望李克農時合影

3月25日清晨6點，在人們的翹首等待中，中共中央領導人乘坐的專列緩緩駛進清華園火車站。當天下午5點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西苑機場，閱兵在歡呼的人群中有序的進行。

沒有人注意到，身著便衣的王范正密切注視著領導人周圍的一切。

檢閱結束后，新華社通過廣播，向全國全世界發布中共中央解放軍總部和毛澤東等勝利到達北平北平香山，也成為領導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總指揮部。

1956年 毛主席到上海視察，在簇擁的人群中發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正是時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王范 ，毛澤東仍親切的稱他為“紅色包打聽”。

1958年，因王范遭到不公平待遇，被“調離，免予紀律處分”，隨后連降十級，被分配到到上海七一公社，任工業部門的副部長一職。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拍案而起，大說荒唐：“這件事由我親自審查！”

最后，在毛主席的明察秋毫下，讓上海市委重新考察了王范，最后把他調任為閔行區的區長。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后，王范曾到幾個省、市視察，看到不少老干部受到沖擊。

在當時的形勢之下，他依舊選擇向中央、向毛主席致函，把當時的形勢真實地反映出來，為黨的未來獻出這份“綿薄之力”。

后記

王范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曾多次獨自潛入敵后，收集情報，于黨于人民，他都是一位久經考驗、初心不改的革命戰士。他為人正直，不管身在何位，身在何處都能做到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當之無愧的“鋤奸模范”。

他的人格和氣節，也將成為歷史的長河中，最閃耀那顆啟明星，指引著后人不畏艱險，大步向前！

參考文獻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第一章人物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