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時任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突然接到毛主席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來的一份措辭嚴厲的電報。

電報的大概內容是：從中央收到子虞電至今有九個月了，未寒電至今也有兩個半月了，但是你們華野前委書記，對于“執行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在軍隊中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反對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經驗主義與游擊主義的惡劣作風”。

長期沒有表示態度，也沒有說明其中理由，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失去了主動性，落后在所有兵團之后，實在是太不合群了。

其中提到的華野前委書記，正是華野代司令兼代政委的粟裕。毛主席在電報中說明，你饒漱石是華東軍區和華野全軍的政委，現在責令你去傳達中央的意思，處理這個問題，處理的結果要電告中央，我們都盼望著呢。

這份電報也真是蹊蹺，批評的是粟裕，卻發給了饒漱石；饒漱石名義上的職務很高，但是對華野的實際事務插手極少，可以說根本不管。這個時候的饒漱石，是深受中央和毛主席信任的，某種程度講還高過陳毅。

這突如其來、狂風暴雨般的批評指責，顯然是與事實完全不符的。但毛主席為什么要批評，又為什么要特地發給饒漱石呢？

其實這份中央軍委的電報，主要講的是沒做好“請示報告”。請示報告制度是毛主席在解放戰爭中創立，其意義非凡，防備遠離中央的方面大員“尾大不掉”，影響團結和穩定。

1948年1月，解放戰爭的相持階段，鹿死誰手還未可知，但我們各地的部隊已是兵強馬壯，防患于未然是很有必要的。1月7日，毛主席給中央局和野戰軍的頭頭腦腦們，專門下發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電報（即子虞電）。說要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

定好請示報告內容的相關規定后，毛主席特別要求所有人“必須自己動手，不讓秘書代勞”。毛主席還對野戰軍和軍區的首長們做單獨要求：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外，每月還要做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每兩月做一次政策性綜合報告和請示報告；寫報告的時間恰好在作戰緊張時，可以提前或推遲寫好。

關于政治工作部分的報告，須由軍政治部主任起草，經司令、政委審查修改，并共同署名，上報至軍委主席。

都知道四野的軍事首長是毛主席的多年愛將，可能正因為如此，《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下發6個多月后，本該有的3次報告，中央一份都沒收到。此風斷不可長，否則“報告制度”就形同虛設，半點作用沒有了。

1948年8月15日，毛主席以中央名義，給四野軍事首長發去一份超兩千字的長文電報，嚴厲批評他不按規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綜合報告的行為；文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列舉出其數個月來的拖沓表現，并直言他的那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四野首長的反應和后續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不久，粟裕就從饒漱石處收到毛主席的批評。粟裕感到非常吃驚，不明白這是什么意思，自己可是本分得很：7月9日上報毛主席《北撤部隊情況》，算是抵了7月份的綜合報告；9月的報告按規矩推遲到10月上報，用《關于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決議》抵了。

但毛主席對這樣、那樣的抵消看起來不是很滿意。除此之外，毛主席的電文批評，一方面是再次敲山震虎，警示其他中央局、大軍區和野戰軍的首長，讓他們盡可能照定好的規矩辦事；另一方面是讓粟裕意識到“請示報告制度”的重要性，讓他不要馬虎，甚至輕視。

批評電文發給饒漱石，讓饒漱石轉達給粟裕，其實還是對粟裕的一種愛護。毛主席“火氣”這么大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除粟裕外，幾乎所有大員都經歷過延安整風。

聽完饒漱石鄭重其事的轉達后，粟裕感到相當委屈，但還是在淮海戰役前的積極準備和淮海戰役時的繁重指揮間隙中，于11月9日親筆完成毛主席所要求的請示報告。

收到報告后的毛主席，也沒再糾纏。這時候有人看明白了：毛主席不是要看華野情況報告的具體內容，而是想要看到方面大員堅決執行請示報告的規矩。

11月戰事如此緊張，粟裕也沒忘“請示報告”一事，但戰事實在太緊，他只得選擇請示毛主席，能否推遲11月份綜合報告的上報。毛主席欣然應允。到1949年1月份，因淮海戰役還沒結束，正處于僵持階段，粟裕再次請求推遲上報。

毛主席再次應允。不過這一推遲就是一個月后，好在淮海戰役大獲全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