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新中國成立之后百廢待興，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也成為了重中之重。

這與打仗顯然是不同的，其中的難度亦是可想而知，更遑論當時還伴隨著新中國國際環境的惡化、國內運動的此起彼伏等狀況。

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中，各地在成績的取得之外可謂是亂象叢生。

“水稻（小麥）畝產過萬斤，更甚者還有廣西畝產十幾萬近的”，“牲畜一頭千斤重”這種違背科學的夸大數據宣傳屢屢見諸報端。河南作為沃野千里的中原腹地，自然也是“重災區”。

此情此景在后人看來無疑是荒誕不經的，但對于當時的環境而言每個人都身處其中難以自持。其中少有的敢站出來說話者，即便是身居高位的說話者也大都遭到了批斗，這也包括了周小舟，時任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開始后，對工農業科學有一定了解的周小舟（畢竟他乃是大學生）是持保留態度的。

一如當時為了趕超英美的口號，全國興起了大煉鋼鐵的熱潮。但是絕大多數煉鋼采用的卻不是高爐煉鋼法，而是土法煉鋼法。

對于盛行的土法煉鋼，他也本著共產黨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態度，邀請了大學同學擔任漣鋼總工程師的吳鑒光來查驗。

得到的結果可想而知（更有甚者為了煉鋼家中鍋都被投入高爐之中），土法煉鋼質量差、損耗高，于是他立刻同省委副書記周惠見面研究相關問題，決定在湖南省停止土法煉鋼。如實之下湖南的一部分土高爐還沒有點火就立刻下馬了，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對于人民公社化后的食堂問題，周小舟也是極為關注，認識到了其中產生的以權謀私、損公肥私等行為。

為此周小舟提出了3條解決辦法，第一條是群眾愿意，辦得好的，就繼續辦下去，但是現有的少數大食堂，必須分成小食堂。第二條是群眾愿意回家做飯的，要尊重群眾的意愿。第三條是一般地區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發展農忙食堂和工地食堂，不能盲目的一刀切定標準。

至于“高產衛星田”問題，實質上與科學風馬牛不相及了，甚至可以說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例子錢學森先生都被迫“論證過畝產過萬的合理性”）。是以相較與前面的兩個問題，這無疑是存在政治風險的。

不過周小舟還是秉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但這也導致了1958年11月的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上湖南因為實報農業產量而成為全國倒數第一的情況?？尚Φ氖呛?、廣東、河南這些高報的反倒在次年就找上了湖南要支援。

而毛主席本人也在之后的廬山會議上對堅持看法的周小舟進行了批評。

1959年6月，毛澤東視察湖南，時任省委副書記周惠不免與毛主席談起了當下的形勢。

盡管得到了毛主席覺得形勢不錯的答復，可周惠還是本著謹慎負責的太多表示：“要讓我說，成績很大，問題也真不少，前途還是光明的。”毛主席最后也同意了周惠的看法，而他說的這話也定調了廬山會議。

1959年7月，廬山會議開始后，周小舟、周惠受邀去廬山開會。

此行周小舟無疑是意見很大的，作為老師的時任湖南省工業廳副廳長的楊第甫建議他多總結教訓，盡量少提意見，并表示至少現在不適合提意見。

可是周小舟卻表示如有失誤，就應該糾正。其實彭老總又何嘗不是這種想法，而比彭老總更直白的是周小舟在面對毛主席甚至表示“高指標、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而后彭老總上了“萬言書”被批斗，不得不多次道歉。周小舟也被毛主席要求批斗彭德懷，但被周小舟拒絕，毛主席勸他“迷途知返，不遠而復”并說只要他寫一個檢討，可他卻直言：“主席，我不能這樣做，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我怎么能批彭總呢？”

最終周小舟也離開了領導崗位，到了1966年他遇到了大麻煩，選擇了服藥結束生命，1979年才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