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jīng)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全面總結了一百年來我們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奮斗歷程，用“十個堅持”總結了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jīng)驗。“堅持自我革命”，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條。在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陳云堪稱表率。

起草《入城紀律細則》

革命戰(zhàn)爭時期，部隊能否堅決、徹底地執(zhí)行紀律，關系到生死存亡、人心向背。這一點，陳云一直有著深刻的認識。

1935年秋，為宣傳長征故事，陳云在莫斯科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于1936年3月在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辦的《全民月刊》上連載，接著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為便于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流傳，陳云用了“廉臣”的化名，并假稱自己是一名被紅軍俘虜?shù)膰顸h軍醫(yī)。

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陳云記述了1934年12月紅軍渡過湘江后進入湖南境內(nèi)的情形。

湖南是中國革命的源頭之一，這里的群眾基礎很好。當?shù)孛癖娨娂t軍此次復來，“沿途燒茶送水”，十分熱情。紅軍每過一村一鎮(zhèn)，“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觀者如堵”。紅軍為何能受到如此歡迎呢？陳云指出：“不僅在于鄉(xiāng)村農(nóng)民擁護赤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谷米分給農(nóng)民’之宣傳和行動，而且在于軍隊有紀律。朱毛赤軍中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nèi)容我已記不清），確使赤軍兵士遵守。”

◆1936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的單行本。

接下來，陳云舉了一個例子：“不說旁的，即如進延壽圩（湘南大鎮(zhèn)）、宜章城時，赤軍所用蘇維埃銀行鈔票，均按日兌現(xiàn)。所以除幾家大店主自懼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鋪照常營業(yè)，而且莫不利市三倍。這一點我在南京軍中已服務多年，在鄉(xiāng)僻之區(qū)行軍或駐軍時，均未見過。而且因為對于中央銀行鈔票之行使，過去各省門戶之見特深，許多地方未設分行，當然不能兌現(xiàn)。故軍隊一到時，僅憑該軍官長之一紙命令‘按市通用’，而又無兌現(xiàn)機關，使商民對中央銀行鈔票反生疑慮。特別是兵士不守紀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正因為嚴格遵守紀律，紅軍進入貴州后，“漢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軍者”。

長征時期的這段經(jīng)歷讓陳云對部隊紀律問題的重要性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1946年4月6日，在東北民主聯(lián)軍即將解放哈爾濱的前夕，為嚴整部隊紀律，當時已經(jīng)是中共北滿分局書記的陳云起草了給北滿各省軍區(qū)、各兵團政治部的《入城紀律細則》（以下簡稱《細則》）。東北民主聯(lián)軍北滿軍區(qū)政治部主任鐘赤兵聯(lián)名簽發(fā)了這份《細則》。

◆1946年，陳云出席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民主聯(lián)軍總部在哈爾濱舉行的高級干部會議。右起：陳云、林楓、呂正操、李立三。

內(nèi)容如下：

一、尊重私人營業(yè)，愛護居民利益。

1．私人工廠一切機械、物品，不得隨意動用和破壞。

2．商店、洋行不買東西不得隨便進。

3．不私入民宅，不強占民房，不亂拿家具不還。

4．人民身上戴的物品，不得沒收和強換。不得拿人之自來水筆、表以及其他飾物和錢財。

二、愛護公共產(chǎn)業(yè)，注意公共衛(wèi)生。

1．學校、工廠、官舍、會社、教堂、醫(yī)院、公園不得稍有破壞。

2．對郵政局、鐵路局、電報局、運輸公司要尊重并加以保護。

3．不得在住宅附近、公園、街道上大小便。

三、軍人應有品質。

1．不入妓院。

2．不醉酒。

3．不許坐三輪車。

4．對市民態(tài)度要和藹尊敬。

5．自己的服裝要整潔。

四、干部如何注意維持秩序。

1．干部要以身作則，成為士兵的模范。

2．隨時進行講話，表揚認真遵守紀律的同志，批評和懲罰違犯紀律的同志，絕對不能采取放任態(tài)度。

3．嚴格注意部隊的日常生活管理，不得隨時外出。

正是由于嚴格執(zhí)行這樣的入城紀律，哈爾濱解放后，城市得到很好的接管。在此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哈爾濱一直是東北地區(qū)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成為支援東北和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重要后方基地。

開除劉力功的黨籍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們黨員人數(shù)大量增加，黨組織迅速發(fā)展。但隨著黨員隊伍的壯大，黨員成分和思想狀況很自然地比過去更為復雜。許多黨員雖然向往革命，加入了黨組織，但對怎樣做一個共產(chǎn)黨員并不是特別清楚，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帶著濃厚的非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和習慣。

七七事變后，面對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許多愛國人士歷經(jīng)千辛萬苦，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全民族抗戰(zhàn)事業(yè)。對這些來到延安的人士，黨中央是非常重視的，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上都給了很大照顧。他們有的人還加入了黨組織。

◆抗戰(zhàn)時期，全國各地愛國青年紛紛奔赴延安。

這些奔赴延安的人士中有不少是從國統(tǒng)區(qū)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存在著濃厚的非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和習慣，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yǎng)，缺乏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身份上入了黨，但在行為上并沒有以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在抓黨員學習教育的同時，他對違反紀律的黨員也是毫不留情加以處理，開除劉力功黨籍就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一個警示性案例。

劉力功是一名從國統(tǒng)區(qū)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大畢業(yè)后又進入延安黨校訓練班學習，“專門學習了一次黨的建設的課程”。在學習過程中，劉力功“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產(chǎn)黨員所不應有的觀點”。由于他是工作無經(jīng)驗的新黨員，畢業(yè)時，黨組織根據(jù)抗大和黨校畢業(yè)分配的原則，決定讓他到基層去鍛煉。但劉力功則堅持要進馬列學院或回原籍（離延安很遠）工作，否則就退出黨。

為了幫助劉力功認識基層工作的重要性和組織分配的原則，陳云和黨組織先后七次找他談話，但他仍執(zhí)迷不悟。黨組織認為，“馬列學院是黨的比較高級的學校，不能接收像劉力功這樣思想意識極端錯誤的分子”，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滿足了他的家庭觀念，非但不能對當?shù)毓ぷ饔袔椭矣泻τ谑隆薄?/p>

最后一次談話時，黨組織鄭重地告訴劉力功，“個人服從組織，是黨的紀律，要你去華北基層工作是黨的決定，必須服從”，并給他時間反省自己。

幾天后，劉力功聲明愿意到華北去，但是又提出條件，一定要到八路軍總司令部工作。黨組織不同意他的意見，劉力功就干脆拒絕執(zhí)行黨的決定。

對于如此目無組織、目無紀律的共產(chǎn)黨員，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開除其黨籍，并公布于全黨。

◆《解放》刊發(fā)陳云文章《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

開除劉力功黨籍后，1939年5月23日，陳云撰寫了一篇《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發(fā)表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解放》第七十三期。文中，陳云對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黨籍、如何對待黨組織分配工作、怎樣才能叫作真正遵守黨的紀律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關于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黨籍，陳云指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黨的紀律，黨的紀律不容任何人破壞。劉力功違犯了黨的紀律，又不接受黨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錯誤，因此，決定開除其黨籍，并公布于全黨。”

關于如何對待黨組織分配工作時，陳云指出：黨員在黨分配工作時，“只有說明自己意見的權利，只有在黨決定以后無條件地執(zhí)行決議的義務。除此之外，決不能增加一點權利，也決不能附加一個條件，否則就違犯了黨的紀律”。黨員決不能說“如果黨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就不服從”。如果那樣，“實際上不是個人服從組織，而是組織服從個人了”。

怎樣才能叫作真正遵守紀律呢？陳云指出：“一句話：迅速確切地執(zhí)行黨的決議”，“這個決議，這種紀律，就不僅是口頭上的贊成，而要實際上去執(zhí)行”。

◆陳云

共產(chǎn)黨為什么要這樣看重紀律呢？陳云解釋道：“因為共產(chǎn)黨要領導無產(chǎn)階級及勞動人民爭取徹底的解放，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勝利基本的條件之一，就是要使無產(chǎn)階級的黨成為有組織的統(tǒng)一的部隊。只有有組織和統(tǒng)一才是我們的武器，才是我們的力量。要保障我們的黨能有組織和統(tǒng)一，這就需要有嚴格的紀律。”“中國革命是長期艱苦的事業(yè)，共產(chǎn)黨及其黨員沒有意志行動的統(tǒng)一，沒有百折不回的堅持性和鐵的紀律，就不能勝利。”

開除劉力功黨籍絕不僅僅是一件簡單的組織工作，它背后反映了共產(chǎn)黨人如何執(zhí)行黨的紀律的問題。為了讓年輕黨員徹底認識問題之所在，陳云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圍繞“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這一問題，發(fā)動了一場大討論。

這次大討論在延安的各機關干部學校中引起很大震動，“干部學生紛紛從劉力功事件中檢查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檢查是否以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黨的紀律，是否言行一致地執(zhí)行黨的決議。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學生，主動撤回請求。一些分配工作還未到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發(fā)”。

一時間，延安出現(xiàn)了“三多三少”的現(xiàn)象：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xiàn)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

看到一個嚴紀守法、團結奮進的熱烈氣氛悄然興起，陳云非常高興。在大討論的基礎上，1939年5月30日，陳云又寫下《怎樣做一個共產(chǎn)黨員》一文，提出了衡量共產(chǎn)黨員的六條標準：

第一，終身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

第四，百折不撓地執(zhí)行決議；

第五，群眾模范；

第六，學習。

陳云最后指出：“只有具備以上的六個條件，才不愧稱為一個良好的共產(chǎn)黨員，才不致玷污了這偉大而光榮的黨員的稱號。”

“六條標準”著眼于黨員的思想、紀律、行動，包含了黨員與群眾關系和不斷提高自身素質的要求，深刻揭示黨員標準的內(nèi)在靈魂是堅定黨員共產(chǎn)主義信念，為廣大黨員修養(yǎng)、磨煉和規(guī)范自己提供了思想要求和行為規(guī)范，是目前黨的歷史文獻中關于黨員標準問題的第一次比較完整的論述，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

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大量進步青年來到延安，投身抗戰(zhàn)事業(yè)。他們積極要求加入黨組織，給革命注入了新鮮血液。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身上有“一股驕傲之氣”，存在“喜歡人家說他好，不喜歡人家說他壞”“只能升官，不能降級，有功必居，有過必避”的情況。從本質上看，這種情況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功勞的問題。

1945年5月9日，陳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fā)言時，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論述。他說：功勞里面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絕對“不可以把次序倒轉一下”。

人民為什么是第一呢？陳云闡釋了其中的原因：“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條英雄好漢要是這樣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話，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來的話，老百姓不得了，中國共產(chǎn)黨不得了。’我看是錯的。這條英雄好漢，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頓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還是要革命的，黨還是要繼續(xù)前進的。可見頭一條不是英雄好漢，而是人民。”

◆陳云

為什么第二是黨呢？陳云通過大量舉例，證明了“黨的力量是偉大的”，老百姓擁護共產(chǎn)黨，“這不是個人力量，這是黨的力量，黨的影響”。所以，“頭一條是人民，第二條是黨，第三才是個人”。

1949年6月10日，陳云收到了陸愷悌的一封信。陸愷悌當時是上海青浦縣小蒸鎮(zhèn)的一名醫(yī)生，其父是陳云的老戰(zhàn)友陸銓。陸銓1928年1月曾參加陳云領導的青浦小蒸農(nóng)民暴動。暴動失敗后，陸銓全家逃到上海，陳云時常去陸銓家中議事。1949年6月19日，陳云在給他的回信中說：

我以父兄的責任，還要叮囑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這一段信上所說的抄給霓云（即廖霓云，陳云的表弟——引者注）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xiāng)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動，這是決不允許的，你們必須記得共產(chǎn)黨人在國家法律面前是與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黨人的行動僅僅是為人民服務，決不想有任何酬報，誰要想有酬報，誰就沒有當共產(chǎn)黨員的資格。我與你父親既不是功臣，你們更不是功臣子弟。這一點你們要切記切記。要記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國老百姓，只有他們反對反動派，擁護解放軍，解放軍才能順利地解放全中國。你們必須安分守己，束身自愛，絲毫不得有違法行為。我第一次與你通信，就寫了這一篇，似乎不客氣，但我深覺我有責任告誡你們。

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自居，陳云這樣要求別人，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

◆陳云給陸愷悌信件節(jié)錄。

1950年10月，任弼時逝世后，陳云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地位雖然更高了，但是不以革命的功臣自居的信念卻更堅定了。他多次要求相關部門在待遇上、宣傳上不能把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并列。蘇聯(lián)政府要給五大書記每人贈送一輛轎車，陳云堅持把自己的那輛車退回。黨的八大之后，“紅旗飄飄”叢書要給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登一個小傳，陳云始終不同意登他的傳。

1982年4月，在編輯《陳云文稿選編》（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時，陳云特意通過秘書轉告編輯組，在文稿選編的《后記》中要說明，他當年在中財委主持工作期間，幾乎所有的決定，特別是重大決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調查研究以外，都是經(jīng)過集體討論作出的。另外，許多重大決策都是根據(jù)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經(jīng)過黨中央批準的。大家在閱讀這卷文稿時，如果覺得那一段工作還有成功之處，絕不要把功勞記在一個人的賬上。

◆陳云正在校閱《陳云文稿選編》。

同年，遵義會議紀念館致信陳云辦公室，請示恢復陳云舊居問題。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市召開了一次“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陳云是唯一親筆回憶在遵義會議上“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參會者，會后還積極向共產(chǎn)國際宣傳這次會議精神。出于銘記他對遵義會議勝利召開作出的重要貢獻的考慮，遵義會議紀念館故有此提議。

1982年9月30日，陳云通過秘書答復遵義會議紀念館，提出幾點指示：

（一）我沒有在遵義會議會址住過，劉伯承也沒有住過，我們那時開完會都回到遵義警備司令部去住。

（二）不要恢復遵義警備司令部舊址，那個地方現(xiàn)在做什么用就繼續(xù)做什么用。如果恢復這個舊址，那是很錯誤的。我要給遵義黨委寫信，表明我的這個意見。

（三）只要在遵義會議會址的說明詞中寫上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我住在什么地方，現(xiàn)在那里在做什么用，這就足夠了，不必再搞什么紀念室，我歷來不贊成搞這種東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我老家的房子搞成紀念館保留起來，我就沒有同意，今后也不能搞。

由于陳云的拒絕，恢復舊居一事只好作罷。

2015年6月12日，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陳云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的偉大貢獻作出了客觀評價。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著杰出貢獻的偉人，卻一生恪守“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yè)重如山”的信條，一生堅持自我革命，為世人樹立了崇高的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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