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一直擔任國務院總理兼任外交部長，因為長期當“副手”，所以被一些人說成是“天生的輔助”，實際上，周總理的能力也不容小覷。

正如好多同志說的那樣，毛澤東講話勢如破竹，講大事，周恩來講具體事，井井有條。如果毛澤東講一通大原則，周恩來再講大原則，恐怕工作就難進行了。

比如當年尼克松訪華時，前前后后基本上都是周總理在忙前忙后，等到尼克松見毛主席，毛主席和他談的就是哲學，如果周恩來也去講哲學，那尼克松就要累死了。當然，一天兩天還可以，常年累月，這非把周恩來變成一個“舉輕若重”的領導人。

有人質疑周總理缺乏帥才，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自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起，周恩來便多次在戰斗中展現出軍事家的戰略眼光，能夠冷靜剖析雙方軍事態勢，具備極為敏銳且精準的軍事分析能力。

例如在武力討蔣事宜上，他曾明確指出，從全局考量，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上海暴動之后已經犯下大錯，若不繼續前進，就會陷入彼進我退的境地，我方也將被動搖，政權領導權都將落入右派手中，這不僅會讓左派灰心，更會導致整個革命徹底失敗。

從這些事例足以證明，周恩來擁有卓越的軍事指揮藝術，這一點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1932年9月，紅軍總政治部提出，要確保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在選拔軍官時，必須大膽任用階級意識強、政治立場堅定的人，這為軍隊干部隊伍的選拔提供了正確依據。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先后擔任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等重要軍事職務。

在此期間，他與其他軍隊領導人協同合作，指揮紅軍作戰，領導紅軍建設，取得了一連串輝煌的戰績。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干部任命制度不斷發展完善。長征途中，中央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周恩來作為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上作最后決策的負責人，在做決定時總是尊重并征求毛澤東的意見，從而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以切實指導中央紅軍的行動。

此后，黨領導軍隊的中央領導機關逐步完善健全，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正式確立，周恩來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干部工作的重點是強化各級指揮班子的調整配備，大量提拔補充干部，堅持在戰火中培養鍛煉干部。

這一時期，我軍根據戰爭形勢持續調整和完善干部任命制度，在確立黨管干部原則的基礎上，針對干部的選拔、調配、鑒定等方面開展了諸多有益探索，積累了豐富經驗。

比如實行民主推選干部制度，要求平時深入考察了解干部及積極分子，在進行群眾性評比推薦時，領導機關必須耐心傾聽群眾意見，經評比推薦出的干部，需呈報相應機關批準委任后才生效。這一制度切實挖掘出了工農出身且受群眾擁護的積極分子，彌補了領導挑選干部的局限性，也使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更加緊密。

在解放戰爭中，周恩來始終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為我軍干部任命制度的發展付出諸多努力。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仍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工作，直至1952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經他提議，由彭德懷接替其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工作，他此前擔任的兵工委員會主任一職也由彭德懷接任。

此后，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一直心系部隊建設，領導著國防部的工作，在人民軍隊中擁有極高的威望。

至于周恩來是否有權力調動軍隊，實際上，有權調動軍隊的是黨和軍隊的領導機關，調動軍隊并非某位領導人的個人權力，而是黨和人民賦予軍事領導機構的權力，行使這一權力必須遵循和服從黨的決策機制與組織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