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釗精神與偉大建黨精神

于海英

“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對建黨精神的闡釋。32個字，濃縮了百年奮斗，揭示歷史真諦。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不僅和陳獨秀等人在艱難險阻中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而且用自己一生的奮斗歷程構筑的“矢志民族解放”的堅定信仰、 “鐵肩擔道義”的擔當精神、“長驅邁往”的斗爭魄力、“對黨忠誠”的赤子情懷、“平民主義”的執政理念、“惟以求真”的務實作風、“簡易生活”的清廉風范正是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來源之一。

“堅持真理、堅守理想”是李大釗一生的堅定信仰。

李大釗曾經說過：“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于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貫穿李大釗的一生。李大釗不僅是真理的求索者，更是真理的實踐者。正是在追求真理的實踐中，他立足于中國國情，分析世界變幻局勢，從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偉大真理，實現了從初期愛國的民主主義者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

李大釗從少年立志，發出“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的人生誓言到1916年春，寫作《青春》一文，提出“創建青春之中華”這個嶄新民族國家理念，再到1919年9月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成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中間整整20年時間，而這20年正是中華民族最為動蕩的一段時期，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庚子之變、辛丑條約、辛亥革命，之后的軍閥混戰、政黨紛爭，國家和民族瀕于危亡的邊緣。但無論何種境地，李大釗始終堅信一定會有挽救民族命運的道路出現。他鼓勵那些對中國革命喪失信心的革命者、愛國者，要“拿出自殺的決心，犧牲的精神，反抗這頹廢的時代文明，改造這缺陷的社會制度，創造一種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李大釗指出：“自信者，又人生達于真理之途徑也”。

正因為李大釗具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具有對真理的執著追求，所以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時，他才能夠率先在中國大地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旗幟，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以開拓者的無畏姿態，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國的導星”，并積極付諸行動，把它作為改造舊世界的根本指導思想。

確立自己馬克思主義信仰后李大釗再也沒有動搖過。身陷囹圄，面對敵人的酷刑，威逼利誘，李大釗大義凜然，毫不隱瞞自己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抱負，他“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定，自稱為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在生命的最后，面對行刑官的提問，李大釗坦誠地說：“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分也，何函為？”為了自己堅守的主義，堅定的信仰，他沒有給家人留下只字片語，從容赴死。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對李大釗的評價：“李大釗同志對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為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而英勇獻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說的‘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 。”

百年艱辛奮斗，百年滄桑巨變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首先要學習弘揚李大釗同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讓精神之火、真理之光照亮新征程，讓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展現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

“踐行初心、擔當使命”是李大釗一生的價值追求。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非常喜歡的警語，也是他光輝一生的真實寫照，更是他擔當精神的集中體現。

李大釗一生為了“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勇敢地擔當起救國救民的使命，矢志不渝地踐行著“民族解放之事業”的初心。當種種救國方案連連失敗之后，在“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之際，李大釗透過十月革命的光明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曙光，敢為人先，擔當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任；而隨著建黨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逐漸成熟，李大釗毅然提出應該急急組織一個“強固精密”的統一的“平民的勞動家政黨”的主張，和陳獨秀南北呼應，擔當起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僅僅有50多名黨員，力量薄弱，李大釗認識到：“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結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為此，從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黨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廣州之間，擔當起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的重任；在獄中，在生命的最后他又承擔所有責任，竭力掩護和解救同時被捕的同志，“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李大釗的一生以赤子之心守初心、以奮斗之志赴使命，展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對初心使命的頑強堅守。

我們黨的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百年。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就要學習弘揚李大釗同志“鐵肩擔道義”的擔當精神，錘煉踐行初心、敢于擔當的品格，勇于擔當負責，積極主動作為，做到責任面前敢擔當、困難面前不退縮、關鍵時刻豁得出，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

“不怕犧牲、英勇斗爭”是李大釗一生的浩然風骨。

從事革命斗爭是會有犧牲的，李大釗從投身革命的那天起，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寫作《犧牲》一文，“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李大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青年時代，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李大釗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一直站在革命斗爭的最前列。1910年12月，為聲援立憲代表團第四次赴京請愿，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大規模的學生愛國政治運動爆發了，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勇敢地響應了這場請愿活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作為八位學生代表之一的李大釗始終站在斗爭的前列，以滿腔的熱忱和勇毅第一次迎擊大時代風雨的洗禮；1915年1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李大釗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憂心如焚，奮起反抗，并代表留日學生總會主筆起草了《警告全國父老書》，連夜發回祖國。在文中他號召“愿我國民，從茲勿忘此彌天之恥辱可耳。”“智者竭其智，勇者奮其勇，富者輸其財，舉國一致，眾志成城。”這篇通電從國內到海外形成了一個強大力量，也是導致袁世凱下臺的重要群眾基礎。

李大釗重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先鋒作用，直接從事工人運動。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積極發動和組織農民斗爭，掀起北方工農運動的高潮；他認識到武裝斗爭的重要性，派遣許多干部去學習軍事、開展軍隊工作，并親自出面做馮玉祥等國民軍將領的工作，推動他們參加國民革命，為大革命勝利推進作出卓越貢獻。

李大釗就像一名勇敢的斗士，一生和各種反動勢力，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做著最堅決的斗爭。

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歷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就要學習弘揚李大釗同志視死如歸，敢于斗爭的魄力。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面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要像李大釗那樣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英雄豪情勇于戰勝一切風險挑戰。

“對黨忠誠、不負人民”是李大釗一生的政治品格。

在李大釗的人生坐標中，革命事業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事業。他一生忠誠黨的事業，為了革命事業，他從自己當時120塊銀元的工資中拿出80塊銀元作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各項活動經費，卻使一家人過著拮據的生活；為了革命事業，他日夜奔忙，無暇照顧家庭，致使不滿兩周歲的女兒鐘華因耽誤最佳治療時機而夭折；為了革命事業，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白色恐怖下仍堅守在戰斗崗位上直至最后一刻。而李大釗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其本質就是不負人民，他投身革命的出發點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913年，李大釗在他初表政見的《大哀篇》中就痛呼：“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他把人們幸福作為衡量國家政治善惡的根本標準。

在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具慧眼，比同時代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這個革命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指出，“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這是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和人民兩個概念緊緊聯系在一起。李大釗有著鮮明的人民立場，他指出“離于眾庶則無英雄”，在革命斗爭中，李大釗始終同學生、工人、農民等普通大眾打成一片，布衣素服，深入群眾開展工作。

1923年，李大釗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提出：“社會主義不是使人盡富或皆貧，是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福”。這些認識具有很強的前瞻性，是被實踐所證明的。1923年1月，李大釗在《平民主義》中又提出：“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這一重要論述勾畫了共產黨人執政為民的理想，為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早期的理論基礎。

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與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團結奮斗的歷史。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就要學習弘揚李大釗同志“平民主義”的為民思想，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把對黨對人民的忠誠和熱愛牢記在心中、落實在行動上，以造福人民的新業績不負人民的新期待。

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偉大建黨精神是對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在建黨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理想信念、責任擔當、價值追求、政治品格的概括和凝練，是中國共產黨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豪邁宣言。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更應該牢記光榮傳統，傳承弘揚大釗精神，賡續紅色血脈，永遠把偉大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光大。

作者：于海英 李大釗紀念館副館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