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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月11日，我國外交部對杜特爾特被捕事件做出回應，甚至趕在了杜特爾特被送往海牙之前，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

此次回應中方提起一個原則，直指此次事件的問題核心。這一刻起，國際刑事法院接手的已經是一個“燙手山芋”了。

恐怕就連馬科斯也沒想到，意料中的“對手清算”，竟然有演變為“違背國家主權”的嫌疑！

那么中方到底提了什么原則？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國際刑事法院又該怎么處理呢？

杜特爾特執政期間以“鐵腕手段”聞名，其政策雖引發爭議，卻使菲律賓犯罪率下降40%以上，經濟實現年均6%的增長。

然而這些功績如今成為政治對手攻擊的靶子，馬科斯政府以“反人類罪”為由對杜特爾特發起指控。

而且為了避免中期選舉“出現意外”從而導致自身遭遇“政治清算”，把杜特爾特的“罪名”坐實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3月11日，前總統杜特爾特才剛從境外返回抵達馬尼拉國際機場，就立刻被警方進行了拘留。

但可笑的是，其實菲律賓早在2019年就退出了國際刑事法院，此次行動卻以“配合國際司法”為名，馬科斯此舉無疑有一種“責任甩鍋”的意味。

杜特爾特女兒維羅妮卡在社交媒體質問：“我父親犯了什么罪？依據哪部法律？”這種將司法問題政治化的行徑，直指馬科斯是否已經“背叛國家尊嚴”和“踐踏國家主權”？

我們且不管馬科斯將會如何回應，至少對于海牙法庭來說，已經接過了一個“燙手山芋”，馬科斯成功將一部分“輿論矛頭”進行了轉移。

而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自然也不會那么簡單，對于馬科斯的想法多少有一些“將計就計”的感覺。

一紙通緝令看似是對人權的捍衛，實則暗藏西方干預他國內政的算計。該機構成立以來，對大國強國的指控屢屢流產，卻對弱小國家窮追猛打：

2011年越權逮捕卡扎菲之子，2014年草率指控肯雅塔，最終均草草結案。此次接手杜特爾特案，會否“重蹈覆轍”還未可知。

不過話說回來，如今“國際刑事法庭”的日子其實也不好過，因為美國隨著換屆已經“切換”了不同的國際策略。

2月份特朗普剛上任的時候，就已經“宣布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指責其有“越權行為”，并對相關人員進行“財產沒收”和“限制入境”。

但不管是誰，都低估了中國外交的反應速度。在押送杜特爾特的專機起飛后，中國外交部當天即作出回應，發言人毛寧擲地有聲地提出兩點：

第一點：中國提出了補充性管轄原則，表示國際刑事法院必須尊重菲律賓司法主權，該國司法系統未崩潰，案件應交由菲方審理。

那么什么是補充性管轄原則呢？直白點就是菲律賓不愿意或不能對杜特爾特進行追訴，國際刑事法院才能介入。而這一原則出自“羅馬規約”。

如若國際刑事法院不遵守這一原則，其成立的“立身之本”甚至都可以算是崩塌了，中方回應直指源頭，“警告”國際刑事法院“謹慎行事”。

第二點：中國明確表示“反對政治操弄”，可以說中方意思就是告訴該機構“近年屢屢配合西方制裁，淪為‘政治工具’”的事，我們已經看在眼里并“敦促”其回歸中立。

這種表態既維護了曾經杜特爾特和中方的友誼，并維護菲律賓的“核心利益”，同時也警示國際社會：中國不會坐視任何威脅地區穩定的政治操弄。

回顧歷史，早在杜特爾特執政期間中菲關系正好實現了“歷史性突破”。2018年簽署《南海共同勘探協議》，菲金融機構還試圖用人民幣取代美元作為兩國貿易首選貨幣。

這個時候南海爭議已經開始從“沖突熱點”轉為“合作亮點”。可隨著馬科斯政府的上臺，卻為雙邊關系蒙上陰影。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對于國際刑事法庭的質疑不止中國做出過表態，其實多國早就將其視為“非法存在”。

3月5日俄克里姆林宮發表了一份聲明，文中直指一些“西方國家”正在對國際法院施壓，讓國際司法體系政治化。

并且目前國際刑事法院已經產生了“破壞作用”，所以俄羅斯和緬甸等多極化國家打算共同進行抵制。

不得不說，當中國提出“補充性管轄原則”之時，實際上證明了國際法秩序已經開始“跑偏”，中方發言既是談論“杜特爾特”，同時也是為了“糾偏”國際秩序。

當馬科斯家族將杜特爾特送上飛往海牙的航班時，他們或許忘了其實菲政壇不應該“沉迷于內斗”，反而應該將目光投向國家主權的完整與司法獨立的尊嚴。

在送別杜特爾特的現場畫面中，追隨者的眼淚恰好說明了這一問題。

而中國在此事中的迅速反應，也不僅是對鄰邦的聲援，更是對國際法原則的捍衛。正如毛寧曾說的那樣：

“任何國家的司法主權都應得到尊重。”

參考資料：

新華社《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被拘留》

北晚在線《畫面曝光！杜特爾特在菲空軍基地質疑逮捕令合法性》

環球網《國際刑事法庭證實卡扎菲之子賽義夫確已被捕》

澎湃新聞《釋新聞｜特朗普為何制裁國際刑事法院？》

券商中國《中方回應杜特爾特被捕》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俄羅斯和緬甸擬共同抵制國際刑事法院的破壞性作用》

環球網《現場畫面！杜特爾特登上前往海牙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