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不僅是一部考驗中國紅軍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偉大史詩，也是錘煉革命者的一個大熔爐。

在長征前，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經顯示出了跡象。那時候，董必武和何叔衡哼之間曾有過一段令人感動的對話。讓董必武想不到的是，這竟然是他和何叔衡的最后一次見面聊天……

1934年2月，為了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剿滅”，蔣介石重新布署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部署，調集了100萬兵力發動了，分東、西、南、北4路向中央蘇區碉堡推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第五次“圍剿”。

這時，博古和李德等在紅軍中占據了統治地位的人，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采用了以堡壘對堡壘的戰術，用他們口中的“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紅軍完全陷于了被動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范圍逐漸縮小。很明顯，如果沒有大的改變，中央革命根據地將很難守住。對此，董必武有著清晰的認識。

即使這樣，董必武都沒有表現出任何慌亂，正常到他擔任院長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法院上班。一天，在工作之余，董必武遇到了何叔衡，便和何叔衡一起聊起了天。

在當前的這種局勢之下，董必武和何叔衡之間的聊天內容，逐漸轉到了對未來的打算上。

期間，何叔衡看著年紀比自己小8歲的董必武，問：“假使紅軍主力移動，你愿意留在這里，還是愿意從軍去呢？”

對于這個問題，董必武是想過的。于是，在何叔衡問的時候，董必武真誠地說：“如有可能，我愿意從軍去?！?/p>

想到此時的董必武已經48歲了，而自己比他還大了8歲，已經56歲了，何叔衡又問：“紅軍跑起路來飛快，你跑得嗎？”

董必武回答說：“一天跑六十里毫無問題，八十里也勉強，跑一百里路有點困難。這是我進根據地來時所經驗過了的?！?/p>

聽了董必武的話，何叔衡也不服老，說：“我跑路要比你強一點。我準備了兩雙很結實的草鞋，你有點什么準備沒有呢？”

為了鼓勵何叔衡，董必武說：“你跑路當然比我強。我只準備了一雙新草鞋，腳上穿著的一雙還有半新?！?/p>

就這樣，在一問一答中，董必武和何叔衡表達了對未來的打算。讓董必武想不到的是，這竟然是他們之間的最后一次見面聊天。

10月3日，國民黨軍攻占了瑞金以北的石城。很快，寧都、長汀等地也相繼失守。這時，大家都知道，中央革命根據地是無論如何也守不下去了。

10月10日，艱苦的長征開始了。

此時，在紅軍總部的后面，有一支特別的連隊代號為“紅星”縱隊。在縱隊里，有身強力壯、全副武裝的士兵，也有年輕的婦女和戴眼鏡的斯文人，還有拄著拐杖的老頭。董必武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與董必武的安排不同，何叔衡則是奉命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

何叔衡，1876年5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里，字玉衡，號琥璜。37歲時，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講習班。期間，何叔衡與毛主席、蔡和森等同學因為志同道合，成為了最好的朋友。

第一師范結業后，何叔衡先后在長沙楚怡學校和第一師范附小任教。那時候，何叔衡也經常參加毛主席、蔡和森等組織的革命活動，并與毛主席共同發起成立了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何叔衡和毛主席一起前往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了黨的創始人之一。

在革命的過程中，何叔衡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年齡問題，而發生任何動搖，即使在最艱苦的時候，都沒有改變自己的革命信仰。

對于何叔衡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毛主席十分認可，曾評價他說：“叔翁辦事，可當大局?！?/p>

1931年11月，何叔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又擔任了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

那時候，何叔衡和董必武之間的接觸越來越多，并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戰友。

1934年，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何叔衡奉命留下，開展游擊戰爭。

那時候，何叔衡也想跟隨部隊離開，就像他對董必武說過的那樣，他還“準備了兩雙很結實的草鞋”。因此，對于不能跟隨部隊長征這件事情，何叔衡的心里是感到非常悲憤的。

然而，不管內心如何向，何叔衡還是發揚了一個共產黨員服從安排的優秀品質，留在了中央蘇區，目送著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離開。

1935年2月24日，在董必武參加長征時，何叔衡在長汀突圍戰斗時壯烈犧牲，時年59歲。對于何叔衡，董必武評價說：

“何叔衡同志是黨的忠誠戰士，他的一生都在為革命事業奮斗，他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銘記?！?br/>

在長征期間，作為紅軍戰士中年齡最大的四個人，董必武和謝覺哉、林伯渠、徐特立一路同行，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為尊稱為“長征四老”。

長征中，董必武的職務是中央工作團團長。在董必武看來，這個團長的職務，實際上就是家屬隊的隊長。對此，董必武說：“帶家屬隊，誰都不愿意，讓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總是要人去做的。這項工作不僅瑣碎，而且難題很多”

那時候，由于這些家屬的情況都十分特殊，行軍時需要照顧，宿營時也需要安排好。尤其是在分房子的時候。

對于這個難題，董必武說：“房子，總有好有壞，常有爭好房子的事情發生，搞得派房子的同志沒有辦法分派，就跑來找我。我有什么辦法，我可變不出好房子來。我就對他說把最壞的房子，沒有人愿意住的房子給我住，這樣就好多了。”

董必武的行為，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那時候，董必武成為了大家心目中的核心。遇到問題時，大家都愿意和他講。

就這樣，董必武以超凡的勇氣和毅力，率領著這些部隊家屬，歷經千難萬險，用雙腳走完了艱難的長征之路。

1935年10月，董必武到達陜北。后來，董必武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任職期間，董必武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用毛筆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

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已經63歲的董必武站在毛主席的身邊，見證了那激動人心的時刻。

晚年，每次提到何叔衡，董必武都會感到十分惋惜。

在董必武看來，何叔衡如果當時能夠跟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也許就不會犧牲，也就可以為新中國做更多的貢獻，實現他的革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