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偏執幾乎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是我又有些疑惑，在我所讀到的有關魯迅的回憶、傳記中，魯迅對待年輕人的拳拳之心，無微不至的關愛，令人感動。甚至會為來訪的青年，拎著鞋子到巷子里去補。

但是對于論敵，魯迅先生去世前如是說：“我一個也不寬恕。”似乎他又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而這些似乎難以調和的個性，恰恰組成一個豐富而立體的魯迅。

那么，魯迅的偏執，究竟緣由何處呢？

魯迅生在一個慢慢沒落的士大夫家里，祖父因為科舉作弊進了大牢，父親又被庸醫治死了，他從小就眼睜睜看著封建制度的爛和人心的冷。這些小時候的傷，就像烙印一樣，成了他后來批判社會的底色。還有他和朱安那場沒愛情的婚姻，更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讓他對人性被壓抑特別敏感。他曾在信里說，被逼著過單身日子，人的生理一變，心里就容易偏執。這種情感的壓抑，在他的作品里，就變成了對“吃人”禮教的怒吼。

年輕的時候，魯迅接觸了進化論的“物競天擇”，又和尼采的“超人哲學”對上了，心里就特別擔心民族危亡。在《文化偏至論》里，他主張要彰顯個性，別平庸，覺得只有精神醒了，中國才有救。這種思想的執著，就變成了他對國民性的偏執批判。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仙臺學醫時碰到的“幻燈片事件”，讓他看到國人的麻木和冷漠，他一下子就決定棄醫從文。這個轉折，不只是換了個工作，更是他堅信文學能重塑民族靈魂的“精神療救”信仰——他心里還懷著個“立人”的烏托邦夢想。

北洋政府通緝他，國民黨文化圍剿他，魯迅老覺得自己被人盯著。這種高壓環境，讓他的多疑性子更重了。比如，有次林語堂提到別人名字，他以為是諷刺，當場就火了。這種“過度防御”，其實是政治迫害下的生存本能。文化論戰里，魯迅的偏執就是絕不妥協。他罵“精神勝利法”，把文學當成“匕首投槍”。這種極端說法，是因為他太怕文化陣地丟了。

《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既是封建社會的受害者，也是覺醒者的代表。魯迅借狂人的嘴質疑傳統，其實就是說自己偏執的想法。《阿Q正傳》里批“精神勝利法”，既是揭民族劣根性，也是剖自己心里的矛盾。后來的雜文里，他老是以“偏執”的樣子揭社會的病。比如《記“楊樹達”君的襲來》里猜人性惡，既是反映現實黑暗，也是投射自己心里的焦慮。這種“以毒攻毒”的寫法，其實是他在絕望里找救贖的精神出路。

從心理學角度看，魯迅的“偏執”其實是創傷后應激反應和使命感的混合。小時候的傷讓他對人性悲觀，形成了“以最壞的惡意猜中國人”的思維。他把“療救社會”當成自己的道德準則，批判起來就像信宗教一樣執著。明知“偏執”可能誤傷別人，但他還是覺得“疑比不疑好”。在《關于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里，他承認自己多疑但不改，說這是“亂世生存必需的”。

魯迅的“偏執”不是病態，而是黑暗時代里覺醒者的精神盔甲。它來自他對民族危亡的擔心、對人性弱點的痛心、對文化新生的執著。

這種偏執，其實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精神荒原里的自我救贖。他們拿筆當刀，在絕望里砍出希望的縫兒。就像魯迅說的：“希望是跟著存在走的，有存在，就有希望。”這種偏執，就是穿透歷史迷霧的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