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一種循環，簡單來說就是：地方豪強崛起，流民食不果腹，中央對各地的控制大幅減弱，最后農民起義紛起，改朝換代。

這里面的底層邏輯是什么？表面看是個組織管理的問題，比如明朝建立初期，官員還比較廉潔，反腐的力度也大，朱元璋對貪官剝皮實草，震懾一時，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上下貪腐已是日常，皇上沒錢，百姓沒錢，豪強和官僚各個身寬體胖，滿腦肥腸。

但這還不夠底層，真正的底層邏輯是財政——地方豪強和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這些土地借著各種名義“免稅”、“低稅”（比如有功的、有德的、有關系的，名目繁多，豪強們掛這些名頭，就可以免稅、低稅），最后呢，中央根本收不上稅、沒錢打仗，百姓也怨聲載道。

還是拿明朝來說，崇禎的時候，明朝并不窮，但末代皇帝崇禎窮的要死，下詔求全國各地有錢人、大官豪強們捐點錢作軍費，喊了半天只募捐到20萬兩白銀。

所以，明朝的危機，底層看，是一場財政危機、稅收危機——說白了，就是豪強們逃稅了，中央的稅收汲取能力大為下降。

當然，你看到這里，會覺得我說的是咱的歷史，自然是在說中國，其實，這是在說美國。

美國現在，也遇到了和明朝一樣的財政危機，那就是稅收汲取能力大為下降，美債一年比一年高，都快炸了，其主要原因，也是有“豪強”逃稅，收不上來稅。

那美國的“豪強”是誰呢？很簡單，是跨國公司，它們逃稅太厲害了。

咱不說具體公司名字了，免得被告，但是它們的操作都是一樣的：把品牌公司（母公司）和生產公司（子公司）給分開到各國，然后子公司搞生產，并向母公司購買服務——這些服務的價格非常昂貴，子公司買了之后甚至處于虧損狀態。

如此一來，實際搞生產的子公司既然處于虧損，那么要交的稅就很少，甚至免稅；母公司呢？它收入確實高，但是它落地在愛爾蘭、百慕大、xx群島，這些地方的稅特別低，專門就是為了這些跨國公司逃稅服務的。

美國的跨國公司、大富豪逃稅特別嚴重。之前美國某富豪不是說了嗎，他算了下自己要交的稅，還沒自己的清潔工多，感覺有點羞愧，可謂不要臉至極。

再比如亞馬遜，根據2021年的數據，凈利潤超過了130億美元，但它交的聯邦所得稅不過1.3億美元，甚至還通過“退稅”，讓稅率達到了負值，也就是逃了稅還不算完，還得讓美國老百姓來補貼它！

所以，特朗普掀起關稅大戰，底層邏輯，就是重振財政，提高美國政府的稅收汲取能力。

怎么提高呢？第一個，是把搞品牌的母公司，和搞生產的子公司給全弄回到美國，這樣跨國企業就沒法通過跨國手段避稅；

第二個，就算這些跨國企業不愿意回來，那么通過高關稅，也得從這些掛著美國名的跨國企業上扒下一層皮。

實際上，為了吸引美國跨國企業回來，特朗普還拿出了共和黨的經典操作：減稅。也就是告訴這些跨國企業，你們回來，我可以給你很低的稅，但是你必須回到咱美利堅交稅，這就是財政意義上的“制造業回流”。

這個手段其實有點簡單粗暴，跟拜登的解決方案截然不同。

拜登的方案是：美歐聯合起來，在全球的范圍內聯合打擊跨國集團逃稅，也就是“關稅聯盟”，比如把愛爾蘭拉過來，協商大家共同接受跨國企業最低稅率為15%。

可惜，拜登的事兒還沒辦完，特朗普上臺了，直接單邊主義關稅戰。

根據特朗普和他的經濟團隊的算法，提高關稅、以低稅吸引跨國公司回國，這個收益，可以彌補關稅帶來的通脹損失——說實話我也沒看懂這到底能不能彌補，因為確實是比較新的理論。

然后我們再看中國，為啥美國搞了高關稅之后，我們也對（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對等再加收34%的高關稅呢？

表面上看，這是咱們要重拳出擊，打擊美帝的囂張氣焰，這是大家都喜聞樂見的。現在很多分析也都在強調對等關稅伴隨的一些強硬措施，比如管制稀土出口、把美國的一些關鍵企業列入管制清單、打擊“杜邦”這樣的支持特朗普的企業等……

但其實吧，美國在算賬，中國也在算賬。

怎么算賬呢？我們看中美的貿易結構，根據花旗銀行的數據，2024年，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銷售額為4900億美元，大約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2倍（其實是3倍），為啥有這個差額？其實還是逃稅，有些美國公司，不在美國，但也在中國賣東西（主要是賣服務）——這些公司，就是美國的跨國集團公司。

中國對美出口5246億美元，主要是實物工業品，比如衣服、玩具、電子設備等等。

再看美國的總出口，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美國2024年主要的出口是服務，總額約1.1萬億美元，“幾乎是其他任何國家的2倍”，啥服務呢？金融、云計算，我們都知道美國文化產品厲害，但其實在出口里面不算啥。

總結就是：

1.美國出口服務，中國出口實物；

2.美國正式貿易出口給中國的服務，可能只占1/3，剩下的2/3都是逃稅的跨國集團賣給中國的。

當然，不是說中國不出口服務，其實也出口，根據官方數據，2024中國服務出口3.17萬億人民幣，也就是約0.45萬億美元，是美國正式服務出口的約1/3；同時進口服務4.35萬億人民幣。

說了這么多數字，好像在掉書袋，非也。其實仔細研究下這個出口結構，就知道：

中國和美國打貿易戰，其實只是中美以及中國貿易的一條支線而已。

美國跨國公司已經是一個獨立于美國的集團，中國和這個跨國集團的貿易，比明面上的中美貿易還要高（高出2倍），而且主要就是服務貿易。

現在問題來了：中美打貿易戰，但是中國和美國的跨國公司集團打了貿易戰了嗎？并沒有。

美國的困難就不一樣了——它現在不僅要和中國打貿易戰，也要和它自己的跨國公司打，屬于是兩線作戰。

實際上，按照特朗普的邏輯，以及美國當前財政與經濟的現狀，美國和自己跨國公司的貿易戰才是主線——這些公司能回來自然好，回不來，也就是收不上稅，那不如把它們搞個稀巴爛。

為啥呢？因為美國的跨國公司，特別是提供科技、服務、金融的公司，不是特朗普的票倉，是民主黨的票倉，這些公司之所以能逃稅，和民主黨這些年的放縱，那關系也不淺。

其實吧，我們可以認為：特朗普要打擊的，恰好就是美國的“服務業全球化”。

因為服務業是最容易逃稅的，制造業、能源，以及農業，都跑不掉。

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的總出口，目前重心依然是“實物”，不是服務，中國的跨國企業現在還是以國企為主，沒有美國那樣的“跨國公司集團”——沒有這種逃稅的豪強。

美國現在打擊這些豪強、斷供服務業，中國還有一筆賬算，就是趁此機會給咱自己的產業升級，讓服務業（也就是科技、金融）也變得和美國一樣強。

這里面不清楚有沒有deepseek、哪吒2的刺激，但顯然，中國科技、媒體公司提供服務的水平并不差，只不過在金融方面確實不如美元體系厲害。（但美元體系厲害的代價，就是容易導致產業空心化，這也是個雙刃劍。）

再看中國內部，我們知道，疫情以來，最大的危機，是房地產不行了，連帶著地方的“土地財政”搞不下去。

這個影響我這里時間關系就不詳談，但總體的效應很清楚：土地相關的財源，是地方最重要的財源，現在沒有房地產支撐，咱們的財政，自然也會吃緊。

現在地方的最大的問題，除了債務，就是怎么搞新的稅源。這個稅源是什么？按照營改增的邏輯，不管啥產業，稅收要想留在地方政府，還得是服務業，因為制造業的大部分稅收，是歸中央財政的（這就是分稅制和營改增的邏輯）。

所以，和美國打關稅戰，也可以變相刺激地方深挖“服務業”，把美國出口服務業的那部分給盡量補上。

當然，能不能補上、怎么“深挖服務業”，和特朗普用關稅增補財政的理論一樣，也是預想，是未來才知道的事。

總之，中美關稅戰的底層邏輯，就是這樣的：

三大玩家：一是美國，二是美國的跨國集團，三是中國。

美國現在沒法對跨國集團征稅，這些跨國公司提供全球化的服務，逃稅太容易了，所以美國財政有危機、債務要爆炸，因此美國主要打擊的對象，其實是自己的跨國集團。

美國跨國集團和中國的貿易額，其實已經超過了中美國家間正式的貿易額（超過了2倍）。這里多說兩句，其實中美國家之間的關鍵貿易，還是芯片，也不多，大概300億美元，中國能不能取代，還得看咱科技上突破多大。

中國目前沒有和美國跨國集團打貿易戰，甚至可以說是盟友，但未來為了服務業升級，必然會逐漸排擠、取代美國這些跨國集團。

其實吧，當前全球三大經濟集團，中國、歐盟、美國，對跨國公司最友好的，還真就是中國。歐洲也在打擊跨國公司。

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市場很大一部分也都在中國，它們對中國的依賴也很強。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魔幻的場景：美國對特斯拉、蘋果重拳出擊，但中國對特斯拉、蘋果反而友好以待。

很多人說，我們要干美國，就要干特斯拉、蘋果，不是的，特斯拉和蘋果，真不一定代表著美國政府以及特朗普的利益。

短期來看，中國和美國跨國集團沒有利益沖突；長期來看，這些跨國集團、國際化大富豪逃稅太厲害了，是所有政府以及平民老百姓的敵人。

其實吧，如果中美沒矛盾，那么拜登的方案可能就會用上，也就是：大國聯手、全球治理跨國集團。

可惜啊，現在中美不對付。美歐哪怕自己搞聯合治理，沒中國參與，跨國集團依然可以四處逃稅。

最后，對咱中國人來說，關稅戰與貿易戰，還是可以樂觀點。

對美國，關稅戰本質上是一場“存量戰爭”，是對美國自己的服務業、特別是跨國集團提供的服務業進行一次財務整合，挽救美國的財政危機（以及美債危機）。

對中國，關稅戰本質上是一場“增量戰爭”，是要解決我們自己服務業不強、全球化與內需不足的危機，未來還是得搞新產業，搞服務業的替代。

總的來說，美國搞的這一波全球化，也算是給我們來了個“前車之鑒”：出海太成功，也不一定是好事，因為出海的跨國集團，逃稅太容易了，你收不上來稅、財政危機了，那就跟晚明一樣，什么問題都出來了。

——這看著像是摸著美國過河，但何嘗不是摸著咱的大明過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