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春天，我出生在北方一個叫柳樹屯的小村莊。那時候家家戶戶都不富裕，但我的童年記憶里卻充滿了溫暖。

母親是個溫柔的女人，她總能用有限的食材變出可口的飯菜，把我和姐姐林小梅的破舊衣服縫補得整整齊齊。

父親是個沉默的漢子，在縣里的農機站工作，每天早出晚歸，卻從不在我們面前抱怨生活的艱辛。

1974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也特別冷。那年我八歲，剛上小學二年級。

母親開始咳嗽，起初我們都以為只是普通的感冒，直到她咳出血來，父親才慌忙借了輛拖拉機送她去縣醫院。

診斷結果是晚期肺結核，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幾乎等同于死刑判決。

母親被接回家的那天，我躲在門后偷看。她瘦得幾乎脫了形，臉色蠟黃，卻還強撐著對我微笑。

我沖出去抱住她，聞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皂角香混著藥味，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母親用枯瘦的手摸著我的頭說："志強要乖，媽媽沒事。"那是她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

三天后的凌晨，母親走了。

我被人從睡夢中搖醒，看到父親跪在炕前痛哭，姐姐已經哭得背過氣去。

我撲到母親身上，怎么也不相信那個總是對我微笑的人就這樣冰冷地躺著。

下葬那天，我死死抱住棺材不讓埋，哭喊著"媽媽會冷的"，最后是舅舅趙大勇把我硬抱開，我在他懷里昏了過去。

醒來時我已經在大舅家，據說昏睡了整整三天。

大舅媽王淑芬用熱毛巾一遍遍擦我的臉，屋里飄著艾草燃燒的味道。那段時間，我變得異常沉默，常常一個人坐在院子里看天空，總覺得母親會在某片云后面看著我。

半年后，父親娶了鄰村的寡婦劉桂枝。她帶著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兒子搬進了我們家。

繼母總是把好吃的留給她兒子，我的衣服破了也沒人補，父親看在眼里卻不敢吭聲。

有一次，我因為餓偷吃了櫥柜里的半個饅頭，被繼母用掃帚打得后背全是血痕。

那天晚上，我抱著母親的照片哭了一夜，第二天趁天沒亮，揣著攢下的五毛錢和兩個煮雞蛋，走了二十里路逃到了大舅家。

大舅是退伍軍人，家里規矩嚴明，但對我格外寬容。大舅媽常說我和她早夭的小兒子長得像，待我如親生。

表姐趙春梅比我大四歲，是別人遺棄在舅舅家門口的孩子，舅舅、舅媽待她如親生。

在大舅家的日子，我重新學會了笑。每天清晨跟著大舅出操，放學后幫大舅媽喂豬，周末和表姐去河邊摸魚，那些傷痛似乎漸漸淡去。

初中畢業那年，大舅在修房頂時摔下來，摔斷了腿。家里一下子沒了主要勞動力，醫藥費更是讓本就不寬裕的日子雪上加霜。

一天晚上，我聽到大舅和大舅媽在里屋商量，說實在供不起兩個孩子上學了。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書包準備去鎮上的磚廠報名當小工，卻被大舅攔在門口。

"混賬東西！誰準你輟學的？"大舅氣得臉色發青，拄著拐杖的手直發抖。

這時表姐春梅從廚房走出來，手里還拿著和面的盆。"爸，讓志強念書吧，我去地里干活。"她的聲音很輕，卻像錘子一樣砸在我心上。

我看著她，這個總是默默照顧我的表姐，眼睛亮得驚人。

"不行！"我幾乎是吼出來的，"姐成績比我好，應該她去上學！"春梅搖搖頭，笑著說："你腦子活，將來肯定有出息。我嘛，能把地種好就不錯了。"她轉身進了廚房，我聽見水龍頭嘩嘩的聲音，知道她在哭。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跪了一夜，發誓一定要考上大學，報答大舅一家的恩情。接下來的三年，我像瘋了一樣學習。天不亮就起床背書，晚上就著煤油燈做題到深夜。

春梅每天從地里回來，總會給我帶些野果子或是一把炒黃豆，然后坐在旁邊縫補衣服陪我到很晚。

有時我抬頭，會看到她望著窗外出神，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那本被收起來的初中課本。

1984年夏天，我收到了省城重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大舅捧著那張紙看了又看，手抖得厲害。春梅在廚房里邊做飯邊哭，大舅媽忙著煮紅雞蛋分給鄰居。

那天晚上，大舅破例喝了酒，拍著我的肩膀說："好小子，給老趙家爭氣了！"

大學四年，我靠著獎學金和勤工儉學堅持下來，很少向家里要錢。每次放假回去，都能看到春梅又黑瘦了些，大舅的背也更駝了。大三那年，噩耗傳來——在部隊當兵的大表哥趙志軍在邊境沖突中犧牲了。

我請假趕回家，看到靈堂里大舅一夜白了的頭發，和春梅哭紅的眼睛。我跪在大表哥的遺像前，重重磕了三個頭："大舅，從今往后我就是您兒子，一定給您養老送終！"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省經貿委工作。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像春雷一樣驚醒了大江南北。我辭去鐵飯碗，帶著工作攢下的八千塊錢南下深圳。

臨行前，春梅偷偷塞給我一個手縫的布包，里面是她這些年攢的兩千塊錢和一張字條："別餓著"。

深圳的日子比想象中艱難百倍。我住過十人一間的鐵皮屋，吃過半個月方便面，為了拉客戶喝酒喝到胃出血。但每次快要撐不住時，就會想起春梅在田里彎腰插秧的背影，和那句輕描淡寫的"你去上學吧"。

1995年，我的貿易公司終于開始盈利。第一筆大單簽完的當晚，我撥通了老家的電話。春梅接的，聽到我說要接他們來深圳，電話那頭久久沒有聲音。"……得花多少錢啊。"她最后只說了這么一句，聲音哽咽。

我在福田區買了套四居室，把大舅一家接了過來。春梅第一次坐電梯時緊張得抓住我的胳膊，像個受驚的孩子。

安頓好后，我帶著他們去國貿大廈頂樓旋轉餐廳吃飯。大舅穿著我買的新西裝坐立不安，大舅媽一個勁地說"太貴了"。

春梅望著窗外的城市燈火，突然轉頭問我："志強，這就是你每天看到的風景嗎？"我點點頭，發現她眼角有了細紋，但眼睛還是那么亮。

后來，春梅和表妹趙秋菊都進了我的公司工作。春梅從倉庫管理員做起，靠著驚人的記憶力很快升任主管。

她總說："我得幫你看著點，不能讓人騙了我弟弟。"每次聽到她這么說，我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

2000年元旦，大舅在睡夢中安詳離世。

臨終前，他把我和春梅的手拉在一起，說了句"好好的"。處理完后事，春梅收拾行李說要回老家。

"你該成家了，我不能老拖累你。"她低著頭整理衣物，聲音平靜得可怕。

我按住她的手，發現那雙曾經為我縫補衣裳、種地干活的手如今布滿了繭子。

"姐，你還記得我初二那年發燒嗎？你背著我走了十里地去衛生院，路上摔了一跤，膝蓋都磕破了還說不疼。"我深吸一口氣，"這些年，我拼命工作不只是為了報恩，更是因為……我喜歡你，從很久以前就喜歡你。"

春梅猛地抬頭，眼淚奪眶而出。"你傻不傻……我是你表姐啊……"她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我們又不是近親，"我擦掉她的眼淚，"再說，我早就把自己當大舅的兒子了。"

2001年春天，我和春梅在深圳辦了簡單的婚禮。公司里的年輕人起哄要叫春梅"老板娘"，她羞得躲進辦公室半天不出來。

婚后第二年，我們生了一個女兒，取名趙念恩。春梅總說孩子長得像我，我卻覺得那倔強的小眼神和她一模一樣。

如今，我常帶著妻女回柳樹屯給母親和大舅掃墓。站在長滿青草的墳前，我總會想起那個抱著棺材哭喊的八歲男孩。

人生如逆旅，我何其有幸，在失去一個家后，又得到了另一個。春梅的犧牲，大舅的養育，這些恩情我永遠還不清，只能加倍地愛他們，用余生守護這個來之不易的家。

每當夜深人靜，看著身邊熟睡的春梅和女兒，我就會想起那個改變我一生的決定——八歲那年，揣著兩個煮雞蛋走向大舅家的二十里路。人生啊，有時候一個轉彎，就是截然不同的風景。而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永遠是那些不求回報的愛與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