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將玩梗引入美國政治/政治的梗圖化

2025年4月10日，埃隆·馬斯克在白宮。

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高調擔任美國“DOGE”（政府效率部，一個臨時機構，主要任務包括削減聯邦開支、審查政府合同和項目、裁減冗余人員等，引發了廣泛爭議和法律挑戰）非官方負責人、發起多項政治行動（包括最近為威斯康星州一位保守派最高法院法官候選人造勢），數月來深陷輿論泥淖。

馬斯克究竟何時、如何退出尚不明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所留下的影響遠遠超出他所發起的DOGE組織的破壞性行為。通過其線上線下的表現，馬斯克將一些原本局限在網絡邊緣的極端、有毒、玩世不恭的政治觀念，成功引入全球最強大國家的權力中樞。

貝魯特作家Ayman Makarem不久前在半島電視臺網站評論了馬斯克如何幫助了那些長期潛伏在網絡邊緣的有毒與玩世不恭的政治觀點進入主流。

比如，2025年1月20日，在特朗普就職后的某場活動中，馬斯克疑似做出納粹敬禮的舉動。他隨即在社交平臺X上回應這一指控，用否認和玩笑混合的方式發布了一系列與納粹有關的“幽默”內容。

這正是典型的“釣魚”（trolling）行為——在網絡邊緣社群中十分流行的手段，在這些社群中，有毒與虛無主義的政治觀點早已根深蒂固。4chan，就是這些社群中最臭名昭著的網站之一，而據說馬斯克本身就是其常客。今年年初，他甚至將自己的X賬號名改為“Kekius Maximus”（網絡梗圖文化中的一個諷刺性術語，源于“kek”這一符號，最初“kek”作為網絡笑聲的變體在《魔獸世界》中誕生，后來被極右翼網民文化所采納，代表一種“神圣的混亂力量”或“meme魔法”，通過網絡平臺如4chan等傳播，并與古埃及青蛙神Kek相關聯，逐漸演變為一種模仿古羅馬的諷刺性標題，因此“Kekius Maximus”可以理解為“至高無上的Kek”，或“終極meme皇帝”，它既可以作為右翼群體自己用來調侃和象征自我認同的術語，也可以被外界用來諷刺和批評這些右翼文化現象），頭像換成了“佩佩蛙”圖像——這些梗都直接來源于4chan。馬斯克還在X上公開提到過4chan。

盡管許多人聽說過4chan這個名字，但大眾對它是什么、以及它與美國極右翼崛起的關系，仍然知之甚少。簡而言之，4chan是一個無需注冊即可匿名發布文字和圖片的論壇。自2003年創辦以來，它逐漸形成一個以討論、惡搞與“社群文化”聞名的網絡空間。2010年，該網站月訪問量為820萬，到2021年已達2200萬。

正因其匿名性，用戶敢于表達各種問題性觀點，常以玩笑和諷刺的方式呈現。這種充滿反諷與虛無感的表達風格，逐漸成為4chan的標志。在這里，你常能看到帶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言論的“笑話”。而任何認真指出這些問題的人，反而會被群嘲為“太天真”或“過于正經”。

4chan最活躍的主論壇板塊的免責聲明寫道：“這里的所有故事與信息均為虛構與謊言，只有傻瓜才會把它們當真。”正因如此，那些認真對待馬斯克“納粹敬禮否認”的記者和評論員，完全忽視了其背后的真正意圖。對于馬斯克的極右翼粉絲而言，他的吸引力恰恰在于這種“故意挑釁卻全身而退”的行為方式。

馬斯克挑戰了他所稱的“覺醒心智病毒”（即所謂的“政治正確文化”），用“幽默”作為掩飾，將嚴肅問題轉化為混亂和荒謬，從而徹底攪亂關于納粹符號正常化的公共討論。

這就是“釣魚”操作的核心目的。看似“只是玩玩”、“為搞笑而搞笑”，實則是極右翼分子用來逐步右移社會輿論可接受范圍（Overton窗口，這個“窗口”定義了哪些政策被視為可接受、合理或主流，哪些則被視為極端或不可接受，政治活動家和媒體通過推動公眾輿論，可以使某些原本被視為極端的觀點逐漸成為政策制定的可能選項）的策略。

馬斯克敬禮事件發生后，極右翼人士如Nick Fuentes（美國第一運動的發起人，積極利用YouTube、Telegram等社交媒體平臺傳播其政治主張，盡管因仇恨言論被多個主流平臺封禁，但依舊在極右翼圈層中具有廣泛影響力，他強調傳統主義、男性主導權、基督教保守主義，主張美國應成為一個“白人基督教國家”，并否認多元文化和世俗自由主義的合法性）和Andrew Tate（英國出生的社交媒體人物、前職業拳擊手，以其極具爭議的“男性自我提升”言論和極端厭女主義觀點而廣為人知，通過社交平臺建立起一個以“高價值男性”理念為核心的全球追隨者網絡，經常鼓吹男性應以金錢、控制力和性征服為成功標準，攻擊女性主義，否認性別平等，并以一種冷嘲熱諷、暴力美學的風格進行傳播，2022年因人口販運、強奸及有組織犯罪等指控在羅馬尼亞被拘留，其案件仍在調查中）紛紛模仿，并使用與馬斯克相似的借口為自己辯解。這些人正是通過網絡亞文化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與政治資本。

但其實，并不是只有極右翼才在使用網絡梗圖來推動政治目的。很多人認為，4chan等亞文化空間的形成，本身就是對“政治梗圖化”（memefication of politics）的回應。

在《殺光所有常人：從4chan與Tumblr到特朗普與另類右翼的網絡文化戰爭》一書中，安吉拉·納格爾（Angela Nagle）指出，這種網絡文化最早可以追溯至2008年美國大選。當時奧巴馬的“希望”宣傳海報在網絡上病毒式傳播，被視為政治梗圖使用的轉折點。

但奧巴馬政府并未兌現其模糊、烏托邦式的承諾，這種信息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催生出一種以不信任為美德的網絡文化。隨后在4chan等論壇上，任何堅定支持某黨或某理念的人都會成為諷刺與攻擊的對象。這種氛圍逐漸形成一種玩世不恭、虛無主義的世界觀。

快進到2024年總統大選周期，類似動態再次重演。哈里斯的競選，依舊模仿奧巴馬的風格，用空洞的梗圖代替具體政策，而非提出任何腳踏實地的內容、現實中的政策。

相較之下，特朗普和馬斯克的聯盟則代表著完全相反的方向：一種充滿敵意、諷刺、厭倦政治正確的文化。他們沒有試圖用希望或進步主義的語言來掩飾自己的立場，而是通過各種手段公開表達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和“主流媒體”的蔑視。這種策略在邊緣網絡空間中尤其有效，因為它與那里的文化邏輯高度契合：做出挑釁行為，然后在被批評時以“只是個玩笑”或“你太認真了”來掩蓋真正意圖。

在這種環境下，馬斯克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他并不只是一個支持特朗普的富豪，而且是一個深諳網絡文化、懂得如何利用其隱晦語言和符號來激發共鳴的操作者。他將4chan等平臺上的“梗文化”帶入主流政治舞臺，不僅拉近了這些邊緣群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距離，還重塑了權力本身的語言方式。

他這種將諷刺、否認、攻擊和“搞笑”融合為一體的風格，使得政治變得越來越像一場不能被認真對待的游戲。而這正是問題的核心：當政治被“表情包化”、被娛樂化到極致時，那些擁有最多注意力的人就掌握了最大的權力——無論他們的觀點有多么有毒、多么危險。

正如網絡評論家和研究者所指出的，“troll文化”已經不再是無害的搗蛋行為。它成為了一種推動意識形態、影響公眾話語的強大工具。如今，美國的政治生態已經越來越接近這種邏輯：不是通過政策來爭取選票，而是通過引發情緒、制造對立、操縱敘事來掌握話語權。

馬斯克在其中的作用無疑是推波助瀾。他幫助將一種曾經被邊緣化、被視為極端的文化模式正常化、中心化，并通過他巨大的影響力將其輸送到美國政治的核心舞臺。

當他最終從特朗普政府中退出時，他留給這個國家的遺產將不僅僅是一系列失敗的政治項目或爭議言論，而是一個更加犬儒、更加極化、更加習慣于將仇恨包裹在笑話和“自由表達”外衣下的政治文化。這個變化，或許比任何政策上的失敗都要來得深遠且危險。

去年Clare Malone發表在《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就名為《美國政治的梗圖化》，探討了美國政治在當代社交媒體環境下日益“梗圖化”的現象，尤其聚焦于喬·拜登總統的身體狀況如何在網絡梗圖中被反復放大并塑造公眾印象。政治人物形象塑造權在逐步下移，從傳統媒體機構，轉向去中心化、算法驅動的社交網絡環境。

文章以拜登多次摔倒的影像為例，說明這些原本可能屬于偶發的、生活化的細節，如何在TikTok、Twitter等平臺上迅速轉化為具有高度傳播力的視覺素材，進而生成一系列“老態”、“不穩”、“不適合連任”等負面刻板印象。這些梗圖經由諷刺、戲謔甚至誤導性的再剪輯與轉發，形成一種“視覺政治”的新語境——在這個語境中，政治人物的身體動作、穿著、乃至走路的方式，都可能成為判斷其治理能力的象征符號。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拜登在任內諸多政策數據（如股市表現、通脹控制）顯示出一定成效，但民眾對其年齡的擔憂卻始終難以消解，這種感知顯然部分源于梗圖所帶來的“感性強化”。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盡管特朗普年紀相仿，亦常表現出語無倫次或情緒化的一面，但他所遭受的“衰老敘事”遠不如拜登那般強烈。這種非對稱現象提示我們：在梗圖文化中，“可被模仿”或“可被剪輯性”成為決定政治人物易受攻擊程度的核心因素之一，而非實際政治表現。

文章還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美國民眾尤其是年輕群體不再通過傳統新聞渠道獲取信息，TikTok等短視頻平臺已成為他們主要的“政治入口”。新聞疲勞的蔓延，以及對“輕量級信息消費”的偏好，使得梗圖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更成為政治認知的基礎單位。在這種媒介結構下，政治傳播開始呈現出碎片化、情緒化、去語境化的特征，傳統的論證邏輯讓位于瞬時反應與視覺沖擊力。

過去，拜登曾因其樸實幽默的個性在網絡上獲得一批“好感型”梗圖支持，例如與奧巴馬之間的“好基友”形象，以及其標志性的飛行員墨鏡。然而，自2020年起，這種親和力逐漸被保守派媒體主導的“遲鈍老年人”敘事所取代，反映出梗圖政治中立場傾向性與操控性的加強。

作者認為，這一趨勢不僅挑戰了政治傳播的傳統模式，也對西方社會中政治認知的質量提出了嚴峻考驗。

消失的女性自閉癥患者

長久以來，自閉癥都被認為是一種在男性中更為高發的神經障礙。相關網站、研究和期刊論文經常采用的數據是男性發病率為女性的四倍多，有時甚至會引用15:1這一數字。然而，《萬古》雜志近日刊登的“自閉癥中消失的女性”一文中介紹的新研究發現顛覆了這一傳統認識，并且改變了我們對于自閉癥的理解。

文章指出，在門診中，男孩被轉診至自閉癥評估的比例比女孩高出十倍，接受評估的男孩被確診為自閉癥的概率是接受評估的女孩的兩倍多。多達80%的自閉癥女性在被確診之前都會得到社交焦慮、進食障礙或邊緣型人格障礙等錯誤診斷。基于性別的社會化讓很多自閉癥女性盡力掩蓋和內化自身的掙扎，使她們無法獲得需要的幫助。

自閉癥女性之所以被邊緣化，部分原因是自閉癥是男性的問題這個觀念如此強大，以至于一些研究人員致力于尋找“女性保護效應”，或將自閉癥歸咎于“極端男性化的大腦”。在關于自閉癥患者大腦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有意將女性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男性”從來不是自閉癥診斷中正式的一部分，而是一個典型的自我實現的預言。1943年，被稱為“自閉癥之父” 的奧地利裔美國精神病學家利奧·坎納（Leo Kanner）描述了11個“早期嬰兒自閉癥”的案例，其中包括8個男孩，3個女孩，但隨著“坎納綜合征”病例的積累，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顯示男孩的發病率要高得多。1944年，奧地利醫生漢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在其開創性的論文中只關注了四個男孩，他更多地強調了這種病癥的男性特征，稱其為 “男性智力的極端變異”。20世紀80年代，自閉癥的范圍被擴大，診斷率大幅上升，但女性診斷率仍然很低，在一些報告中僅為6%-7%。達斯汀·霍夫曼在1988年的電影《雨人》中塑造了經典的自閉癥患者形象——一個有著非凡技能和奇怪行為的男性，這種刻板印象極大地影響了公眾對自閉癥的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醫生在診斷中采用的評估表中的很多問題都是基于對已經確診的個體的觀察而提出的，這些個體通常是男性。醫生在診斷時會詢問家長孩子是否對諸如歷史事實、日期、汽車品牌等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興趣，會注意孩子是否有缺乏眼神交流、不與他人接觸的“孤獨”行為模式，而不會仔細觀察女孩玩洋娃娃、小馬等看起來較為正常的興趣以及她們表面正常的社會交往背后存在的刻板行為。

直到21世紀初，一批遲獲確診的自閉癥女性才終于用她們有力的證詞讓公眾意識到了自閉癥故事中存在的空白。例如，勞拉·詹姆斯（Laura James）的《怪女孩出局：一個神經典型者世界中的自閉癥女性》（Odd Girl Out: An Autistic Woman in a Neurotypical World，2017）和珍妮佛·庫克（Jennifer Cook）的《穿高跟鞋的自閉癥：譜系女性未被講述的故事》（Autism in Heels: The Untold Story of a Female Life on the Spectrum，2018）揭示了她們作為局外人在令人困惑、高度社會化的世界中的長期掙扎。這些聲音帶來了改變，自閉癥研究領域開始為性別差異提供框架，科學家開始主動招募女性參與研究，而不再回避她們或將她們的數據視為“噪音”剔除出去。

女性被納入自閉癥研究揭示了過往對于自閉癥本質的認識存在錯誤，過去刻意回避社交和選擇性自我孤立被認為是其本質特點。但對譜系中的女性進行仔細研究后，研究者發現她們身上存在一個完全相反的特點：她們極力追求與他人的社交接觸，執著地試圖融入其中，獲得歸屬感。為此，她們會密切觀察他人的面部表情或手勢，模仿其說話風格，甚至通過傾聽他人的言語交流并私下反復排練來生成腳本。她們可能會創造出很多不同的身份和面具以隱藏自身，她們中有些人顯得非常安靜羞怯，有的則像在進行表演的假面舞者一般給人留下外向的印象。然而，這些偽裝并沒能幫助她們過上社交豐富的幸福生活，而是與高度的抑郁、焦慮、自殺意向和自殘相關。

現在，相關從業者和研究者開始嘗試識別這種偽裝行為，去發現可能存在于外部表現和內心掙扎之間的脫節，甚至打破傳統的自閉癥評估方式，開始詢問被評估者是否面臨社交困境以及如何應對。自閉癥神經科學也做出了調整，在“僅限男性”的研究時代，該學科關注的是負責支持與他人建立聯系的活動的大腦結構網絡（即所謂“社交腦”）的異常低水平活動，而自閉癥女性的“社交腦”的表現恰恰是過于活躍。也就是說，她們有著強烈的社交欲望，但和對于自閉癥的傳統觀點相一致的是，她們缺乏進行成功的社交互動的技能，因此她們發展出了精心設計的偽裝模式，這最終導致她們受到傷害，并且更容易被忽視。“變色龍型”自閉癥的發現，進一步拓寬了人們對于自閉癥的認識。對于遲獲確診的自閉癥女性而言，最終得到確診為她們的生活和自我形象帶來的巨大的積極影響，因為她們的首要人生動力就是尋找歸屬感，而盡管自閉癥目前的定義仍然存在諸多缺陷，但這畢竟是一個真實可識別的群體。

這一發現帶來的最重要的啟示之一，就是在自閉癥研究的各個方面正式納入和理解“活生生的經驗”的重要性。自閉癥社區開始領導這項新增的參與性研究以探索該群體的非典型行為，自閉癥患者作為合作伙伴被納入從研究設計和招募、到研究解讀和討論各個環節。對于其他非典型行為領域而言，融入來自患者的獨特專業知識同樣能夠帶來好處。

對消失的自閉癥女性的重新發現也為性別社會化及其對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響等更為廣泛的問題帶來了啟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驅使大量自閉癥患者（多數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自我偽裝、以至于將歸屬感置于心理健康之上的力量，究竟是一種基因和激素決定的生物腳本，還是一種文化決定的社會訓練機制，抑或兩者皆有？

一則最近幾年才被廣泛認可的頗具諷刺性的歷史事實是，自閉癥的最早發現者并不是坎納或阿斯伯格，而是一位名叫格魯妮婭·蘇哈列娃（Grunya Sukhareva）的蘇聯兒童精神病學家，她在1920年代率先發表了詳細描述兒童自閉癥的臨床描述，并且對自閉癥男孩和自閉癥女孩進行了清晰的比較。《歐洲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期刊2021年發表、2023年刊登了一篇關于蘇哈列娃的論文（“Pioneering, prodigious and perspicacious: Grunya Efimovna Sukhareva’s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conceptualising autism and schizophrenia”），對她的職業生涯、她對自閉癥和精神分裂癥概念形成的貢獻以及坎納和阿斯伯格沒有在他們的論文中提到她的可能原因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探討。

據該論文介紹，蘇哈列娃于1891年11月11日出生在當時屬于俄羅斯帝國的基輔，1915年畢業于基輔醫學院，在該機構的流行病部門工作了兩年后，1917年至1921年，她是基輔精神病醫院的精神病醫生。1921年，蘇哈列娃在其導師米哈伊爾·古列維奇（Mikhail Osipovich Gurevich）領導的莫斯科兒童精神與神經部為患有精神疾病的兒童創辦了一所學校，她稱之為“醫院學校”，她對這所學校中的兒童的觀察后來轉化成了學術期刊論文。1928年到1933年間，蘇哈列娃任莫斯科第一醫學院副教授。1933 年至 1935 年，她擔任哈爾科夫精神與神經學院精神病學系主任。1935年，蘇哈列娃成功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并在中央研究生醫學教育學院成立了兒童精神病學系，擔任系主任直至1965年。蘇哈列娃被認為是俄羅斯兒童精神病學的奠基人，直到今天，蘇哈列娃的著作仍然是俄羅斯兒童精神病學的主要教材。

蘇哈列娃的“醫院學校”開設了木工、藝術和體操課程，孩子們還有機會演奏樂器，學校還致力于向學生傳授運動和社交技能，教師和醫生密切合作，針對每個孩子的病情制定個性化的教學方案。在坎納和阿斯伯格發表其研究前近二十年的1925年，蘇哈列娃在一本名為《教育學及兒童精神與神經學問題》的俄文雜志發表了對在這所“學校”中生活了兩年左右的6名2歲到14歲的男孩的臨床描述，他們表現出的癥狀就是今天所說的自閉癥，這篇文章的德語版本于1926年發表在德文期刊《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月刊》（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上，題為“童年時期的分裂性精神病態”（Die schizoiden Psychopathien im Kindesalter）。這篇文章充滿了同情的語調，在幾乎所有案例中都強調了他們的天賦和才智，在傾向于關注他們在進入機構后取得的成績的同時準確細致地描述了他們的非常規行為及其面臨的挑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哈列娃在對其中兩個案例的描述中采用了“自閉的（autistic）”或表現出“自閉反應（autistic reactions）”的說法，在總結部分有一個章節的標題為“一種自閉的態度”（An autistic attitude）。她描述的兒童具有現代臨床醫生一眼就能認出的 “自閉癥 ”特征，例如自動化傾向、缺乏心理靈活性和對新事物的適應性、情感的平淡和表面化、重復和不尋常的行為傾向以及對噪音的異常敏感等。

1927年，同樣是在德文期刊《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月刊》上，蘇哈列娃發表了1926年文章的第二部分，題為“分裂型精神病態在女童中的不同特點”（Die Besonderheiten der schizoiden Psychopathien bei den M?dchen），文中描述了五個表現出自閉癥癥狀的女孩。在這篇文章中，蘇哈列娃提到了病例存在“明顯的系統化傾向”（與現代自閉癥概念中的系統化相一致），且在對所有案例的診斷中都寫到可以排除精神分裂癥，并且認為外源性解釋的可能性較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哈列娃對自閉癥癥狀在男孩和女孩中的表現進行了比較，指出兩性在主要特征上的臨床表現存在“重疊”，但女孩比男孩表現出更嚴重的情感障礙，她將這種差異歸因為女性心理中更強烈和易變的情感。蘇哈列娃對女性自閉癥的關注比英語世界早了近一個世紀。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看來，坎納和阿斯伯格都有可能讀到過蘇哈列娃的文章，但選擇在自己的“開創性”論文中不提及她的重要貢獻。坎納在其1949年的一篇論文中引用了蘇哈列娃1932年的論文，但這不足以證明其1943年的文章受到了蘇哈列娃1926年文章的影響。而阿斯伯格在這方面受到了更多詬病，有學者指出他在1944年的論文中描述的案例與蘇哈列娃1926年的文章中的案例高度相似，也有學者認為阿斯伯格是因為與納粹的關系而被禁止引用猶太學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