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 live版的《初步舉證》在國內院線熱映

上個月，NT live版的《初步舉證》在國內院線熱映，雖然3000多萬的票房成績不足以讓它在國內億量級的電影市場上排上號，但各大電影平臺的超高口碑和廣泛的社媒討論度已經讓它成為一部不可錯過的黑馬之作。在豆瓣，超18萬人次給出了9.5的高分。

倫敦版《初步舉證》，舞臺劇照

這并不是《初步舉證》第一次引發熱潮。這部戲劇最早由人權律師、劇作家蘇西·米勒在2017年創作，2018年，她憑借這部劇獲得澳大利亞格里芬劇院獎。2019年，這部劇在格里芬劇院首演并在次年橫掃了澳大利亞作家協會獎。2022年，蘇西·米勒攜《初步舉證》登陸倫敦西區，一度成為當年的現象級戲劇，曾出演《殺死伊芙》的演員朱迪·科默在這部劇中貢獻了自己的戲劇舞臺首演，憑借劇中角色在2023年先后斬獲奧利弗獎和托尼獎。國內上映的就是朱迪·科默主演的這版，這也是近幾年全球范圍內最賣座的NT live版戲劇。

得益于戲劇的成功，蘇西·米勒在2024年將這部劇以小說的形式再次呈現：出身工人階級的泰莎從遍地精英的法學院畢業，正成長為一名頂尖的辯護律師，在與同事朱利安即將展開戀情時遭到對方性侵。為了討回公道，泰莎選擇報案，原本在法庭上盤問證人的她成為被盤問的對象，以性侵受害者的身份，她察覺到現有法律對這一群體不公。此外，她也在這個案件中被迫賭上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在創作這個故事之前，蘇西·米勒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律師從業經歷，她出生于墨爾本一個工人家庭，在上世紀80年代攻讀法律學位，畢業之后在社區法律中心擔任人權律師，為包括無家可歸者、性侵受害者、患有精神問題的人在內的弱勢群體提供幫助。正是這份工作讓她接觸到了許多性侵受害者，她觀察到，受害者在遭遇侵害時都有著類似的反應，試圖勸說對方不要這么做，或者用禮貌的方式請他們離開，又或者完全僵住不知道怎么辦。

蘇西·米勒

這些在心理研究中被證實的合理反應在法庭上成為辯護律師用來削弱受害人證詞的依據，他們常用的話術包括認定受害人沒有足夠反抗和掙扎，也沒有試圖逃脫。一旦受害人承認這點，辯護律師就可以以此為理由辯稱受害人默許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早在法學院讀書時，蘇西·米勒就已經對辯護律師在盤問時詢問受害人的衣著打扮這一點有過疑慮。在《初步舉證》中，泰莎在法庭上被盤問的過程是這些疑慮的全部體現：你主動邀請他去你家嗎？你當時喝了幾杯酒？你是否喝醉了？你當時赤身裸體嗎？你是否反抗了？

蘇西·米勒與朱迪·科默

直面司法系統處理性侵害案件時的缺陷正是蘇西·米勒創作這部劇的初衷。既然案件在法庭審理時忽略了受害人遭遇侵害時錯愕且慌亂的臨場反應以及事后破碎的創傷性記憶，劇作家便決定用獨角戲的形式，讓觀眾通過受害者的視角感受她的真實經歷在法庭上如何被審視、被曲解。NT live版里，主角泰莎從身為辯護律師時的自信從容到遭遇侵害后的破碎、迷茫，以及對自身和法律事業的懷疑，再到法庭上覺醒之后針對司法弊病憤慨又清晰的控訴。在這109分鐘的舞臺時間里，朱迪·科默獨自一人完成了密集的臺詞輸出，不同場景下近乎完美的情緒轉變，創造了一場高能量且極具感染力的表演。當觀眾從演員推起的情緒浪潮中抽身，必須面對泰莎敗訴的結局時，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出現了：如果一個深諳“游戲規則”的辯護律師都無法在當下的司法框架內為自己爭取正義，普通人又該如何？現實世界的回答是冰冷的。據聯合國統計，約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過性暴力，以泰莎所在的英國為例，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會報警，最終訴諸法庭的案件寥寥無幾。而在訴諸法庭的案件中，定罪率僅為1.3%。

悉尼版《初步舉證》，舞臺劇照

庭審即將結束前的控訴中，泰莎有這樣一段話，“有關性侵的法律一直在一個錯誤的轉軸上旋轉。由于女性所遭受的性侵犯經歷與男性制定的真相體系不符，所以事實永遠無法被認定，正義也因此得不到伸張”。而在庭審開始前，她第一次作為受害者走進老貝利——這所塔樓高處矗立著正義女神像的倫敦中央刑事法院時，她率先留意到的不是漂亮的走廊門廳和彩繪的天花板，而是散落在墻角的遺留物，“一款小孩的算術玩具被胡亂地扔在墻角，不遠處還有一列藍色的玩具小火車。那幾張沙發全是20世紀90年代的產物，看似是誰家淘汰不要的”。身份的轉變讓泰莎終于留意到這座著名歷史建筑內部的臟亂和陳舊，它們傳遞出的是當下法律的種種弊病，讓被侵害的女性處于不被看到的低位。因為不被看到，因為正義覆蓋不到她們，泰莎看見散落在墻角的遺留物也等同于看見自己，是自己處境的投射。從庭審現場走出來后，泰莎得到的判決結果并不令人意外，罪名不成立，朱利安被釋放。

蘇西·米勒對法律的質疑不光停留在性別層面。泰莎出身工人階級，從進入法學院開始，環繞在她周圍的都是來自私立貴族學校的精英們，侵害她的朱利安便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他背靠律師世家，父親是皇家律師。小說里，泰莎描述那款只有獲得皇家律師認可才能擁有的粉色公文包，“包身有用規范字體縫制的所有者的姓名首字母，內襯則是法院批準的條紋棉布”，通過強化身份屬性并加持官僚主義風格，公文包與考究的領帶、豪華的辦公室和放置其中的威士忌一道成為精英階層將這個行業打造成地位與權力象征的炫耀品。夾在中間的泰莎渴望被認可，但身上的平民做派又讓她感到矛盾，在她的階層，律師應該穿的不是西服套裝，而是母親從塑料袋里掏出的一件100%聚酯纖維的亮粉色襯衫。

從這個層面來講，發生在法庭上的抗爭首先是來自女性對男性，其次也是來自平民階層對精英階層的抗爭。小說對這一點的體現更明顯，泰莎的哥哥約翰尼曾卷入一場案件，因為出身問題就成為警察懷疑的對象，在庭審中被扣上一個不公平的罪名。哥哥的遭遇是泰莎想要成為律師的起因，她希望可以讓這樣的弱勢群體免受無良執法的傷害，“在法庭上，我見識過那些富人如何輕松玩轉司法系統。他們先是聘請最好的律師，再動用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向法官美言，當然不是為了像我哥哥這樣的人”。由男性制定的法律同樣來自精英階層，這是正義天平偽裝下的叢林法則，一旦精英階層卷入案件，他們往往能輕松調動身邊資源來保護自己。站在庭審現場，泰莎看到的不光是除自己之外的男性，還有朱利安身邊的皇家律師們以及旁聽席上他的十多位同僚。

自2010年離開律師行業轉職寫作，曾一度想像偶像金斯伯格那樣依靠法律致力社會公正的蘇西·米勒，如今再提及法律界感覺進退兩難，“它看上去像一門客觀的科學。但其實根本不是。它完全是虛構的”。掌聲、口碑、獎項，這些固然是《初步舉證》成功的體現，但對蘇西·米勒來說，它最大的成就是彌補了自己從事法律事業多年的遺憾，做到了她做律師時沒能做到的。

該劇在澳大利亞公演后，曾為女性法律專業人士和具有法律背景的政界人士舉辦專場。英國公演時，一些來自老貝利的法官和律師也觀看并進行了討論，其中一名法官依據劇中的臺詞重新起草了強奸和性侵犯的指示，指出即使受害人沒有按時間順序清晰地回憶事件的細節，也并不意味著他們在撒謊。由年輕女性組成的律師群體后來成立了以劇中角色命名的TESSA（嚴重性侵犯審查）組織，致力于對英國本土已有20年歷史的性侵犯立法重新進行審查和起草。在北愛爾蘭，這部劇成為每位新任法官審理性侵案件前必須觀看的培訓教材。自己的作品正在法律界產生實質的影響，提及這一現象，蘇西·米勒覺得，“那五分鐘的對話（庭審結束前泰莎的控訴）或許就是這些年學習和實踐的最好成果”。

電影《還有明天》劇照

同樣是近期的高口碑電影，意大利電影《還有明天》跟《初步舉證》幾乎同時登陸國內院線，在這個以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被賦予選舉權為背景的故事里，長期遭受家暴的妻子迪莉婭在影片結尾離家出走，看似逃離，其實是拿著選票去踐行自己的權利，這一幕恰好被緊隨而來的丈夫看見。迪莉婭不再害怕。這一幕仿佛被盤問到麻木的泰莎在發出控訴前重新找回自己的聲音，自身處境的改變并非來自對痛苦遭遇的回避，而恰恰是來自對它的反抗，在這最后的時刻，她們都超越了自身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