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每年凈增超過1000萬人。”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在2025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出，該階段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窗口期”。

隨著我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農村地區更先一步邁入超老齡化社會，養老需求逐漸加大。然而，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在城市化快速發展中被弱化，農村老人的市場化服務購買能力又受經濟收入限制。當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都難以應對農村老齡化，對于低成本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探索和推廣日益迫切。

自2008年首個被廣泛認可的河北肥鄉農村互助養老實踐案例出現以來，各地陸續開展農村互助養老實踐，但一些模式在向外復制推廣時生命力大不如首創地區，部分探索項目陷入停滯或終止。

農村地區為何需要互助養老實踐？其優越性與脆弱性何在？如何增強其韌性與可復制性？南方農村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院長、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原院長董玉整，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中國老齡協會老齡科研基地負責人劉妮娜，對此進行探討。

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探索和推廣日益迫切。

01

農村養老服務供需矛盾突出

互助養老探索意義凸顯

“與城市相比，農村養老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談及農村養老現狀，杜鵬指出了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村地區年輕人外流造成家庭養老不足；二是養老服務、尤其是社會化養老服務存在城鄉分布不平衡、向基層延伸不足的問題，農村地區養老服務資源短缺；三是農民收入相對更低，購買市場化服務的能力不足；四是老年助餐、助醫等服務的可及性在農村地區相對更弱。

在農村養老服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互助養老服務正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去年5月，民政部聯合21個部門出臺《關于加快發展農村養老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將村級鄰里互助點、農村幸福院等互助養老服務設施建設納入村莊規劃。去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去年12月通過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養老服務改革發展的意見》也指出，要大力推進互助性養老服務，大力發展嵌入式社區養老服務設施、互助性養老服務站點。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點題“村級互助性養老服務”。

在加快補齊農村養老服務短板的過程中，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正被放到

農村互助養老是一種什么樣的形式？能否成為農村養老破局之舉？

董玉整如此界定互助養老：一種以養老為目的，以老人為服務對象，通過老人及其背后的社會資源（如家庭、社區等）相互支持、整合資源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養老形式。他指出，農村地區人口居住相對分散，慢性病等疾病的發病率相對更高，而養老、醫療資源往往有限，更加凸顯出發展互助養老模式的必要性。鄉土文化中互助傳統較強，農村老人們具有更多的親緣關系，更容易接受互助養老的理念。

劉妮娜介紹，目前互助性養老服務包含兩類模式：一是專業化互助服務，由經過培訓的“互助員”提供助餐、助浴等基礎服務，政府或社會給予適當補貼；二是結對子的臨時性服務，其中一些發展出“時間銀行”“積分制”等機制激勵低齡老人結對幫扶高齡老人。

“農村的養老服務需求越來越急迫，在探索解決辦法的時候，一些地區自發地形成了互助養老這種模式。”杜鵬指出，農村互助養老因其覆蓋面廣、成本低，成為填補傳統養老模式局限的重要形式。他還強調，互助養老主要適宜除失能、半失能老人外，具有一定自理能力的老人。

據公開數據，截至2024年11月，我國有約3500萬失能老年人，占全體老年人的11.6%。“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數量，要遠大于需要專業護理的老人數量。”杜鵬指出，這些老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等需求，可以通過互助養老服務來滿足，“比如他們在做飯、購物上存在困難，村里的低齡健康老人可以通過志愿服務等形式為他們提供照顧。”

02

避免曇花一現

內生動力、村莊文化建設是關鍵

在十多年來的探索中，國內涌現了一批農村互助養老的成功案例。

最早由河北肥鄉探索出的互助幸福院模式在甘肅省遍地開花，全省建設300個村級互助幸福院，江西新余“黨建+互助養老”、貴州余慶“黨建+春風小院”也成為探索的典型。

日前，南方農村報推出“鄉‘互’養老”系列報道，介紹韶關始興蔚老社區以留守婦女、低齡老人助老，廣州從化仙溪村培育老年人互助組織，廣州花都聘88名農村養老互助員提供居家養老服務的做法，這些探索也為農村互助養老提供了廣東經驗。

與此同時，農村互助養老的脆弱性、或曰局限性也在現實中得到了體現，一些項目面臨著自身持續或向外復制的困難，甚至走向終結。

據了解，廣東河源紫金縣中壩鎮北坑村、江門江海區禮樂街道向東村的農村互助養老項目都因資金不足停滯，前者是騰訊“圳興萬村”計劃全國首個試點項目，后者一度獲評江海區年度優秀社會服務項目。杜鵬的一篇論文也指出，一些地區試圖通過大力投資建設互助幸福院，將互助養老專業化、標準化。然而，當地管理模式存在形式主義傾向，導致項目難以為繼，也挫傷了群眾的互助熱情。

杜鵬認為，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成功和持續需要一定的條件，主要為三個因素——內生動力、社會資本以及政府的指導和支持，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最關鍵的是內生動力，即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組織力量。“只用政府的錢，花錢干這個事兒，它就是燒錢的。農村互助養老一定要有內生的動力，有自己一套可持續的機制。靠外力來推動，有錢我就做，沒錢這事兒就停下來，成功的可能性就小。”

董玉整則較為看重內生經濟支撐和機制支撐的作用，認為互助養老模式如果主要依靠慈善或政府短期投入，缺乏內生的經濟支撐，就很容易面臨失敗。此外，自發性質的互助養老實踐若無一定的機制提供技術支撐，就容易因為各方的利益沖突或者管理混亂而瓦解。

相較于志愿服務、低償服務、“時間銀行”等具體的互助技術，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更加看重“村莊社會資本”（即通過村莊文化建設，形成的信任、認同、預期和價值感、歸宿感），將之視為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發展和存續的關鍵因素。他認為，常見幾類模式的運轉都嚴重依賴于環境條件，環境條件的核心即是村莊社會資本。

他在論文中如此強調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一個具有豐富資本的村莊，即使互助技術比較粗糙，充裕的社會資本也可以減少互助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摩擦，并使互助養老仍然可以良性運轉，而如果沒有豐富的社會資本作為潤滑劑，粗糙的互助技術運轉起來摩擦力將會越來越大，最終將會運轉不下去。

農村互助養老覆蓋面廣、成本低的特征，使其成為填補農村傳統養老

03

發揮基層組織作用

增強農村互助養老可持續性

在諸多現實需求之下，農村互助養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學者甚至提出，互助養老是中國農村養老的出路。

杜鵬對此持有不同意見，“農村互助養老一直都被需要，但未來的發展方向還是要靠整個基本養老體系的建設，要將縣鎮村三級養老體系建立起來。”但他也指出，即使未來隨著養老服務體系實現全覆蓋，養老服務資源日益均衡，能基本滿足需求，在精神慰藉、積極發揮農村老人作用上，互助養老依然是重要的補充形式。

董玉整也指出，互助養老并非唯一解法。若一個村有足夠的低齡老人等資源，適合發揮“老年人口紅利”，可以嘗試互助養老；但如果失能、失智的老人已經占到了一定比例，就更需要養老機構。

在采訪中，杜鵬和劉妮娜都提及一點感受：一些地方干部在探索互助養老模式時存在信心不足、決心不夠、動力不強的情況。

“很多地方強調缺這個缺那個。為什么有的地方闖出了一條路，有效地解決了問題，還提供了借鑒，有些甚至還是貧困地區。”杜鵬特別提到，最初出現互助養老形式的河北肥鄉就曾是貧困縣，直至2018年才實現脫貧。

“其實這是一個小投入、大回報的事。”劉妮娜舉例，在華北電力大學老齡科研基地與山東省煙臺市萊州市民政局共同發起的黨建引領農村互助養老試點項目中，三山島街道諸馮村經過篩選，共有約30名需定期服務的老人，以獨居高齡老人為主。按每人每月50元補貼計算，一年僅1.5萬元即可為這部分老人提供理發、保潔等日常服務。其他高齡、失能半失能等老人則可以通過網格結對子的方式提供臨時服務。“這一做法也有效帶動了村內互助氛圍的形成。”

她建議，政府應給予城鄉互助性養老服務配套資金，并出臺相應的政策引導。

在諸多現實需求之下，農村互助養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言及如何增強互助養老模式的可持續性，幾位專家都強調了基層組織的作用。

劉妮娜認為，村“兩委”的角色至關重要，相較于社會組織，村“兩委”在基層的組織能力方面更具優勢，黨組織書記應作為第一責任人，整合鄉親捐贈、公益支持等資源，培育內生動力。

她還指出，互助性養老需要有自己的陣地，正如同醫院有醫護隊伍一樣，民政部門也應該建立起一支相對穩定的生活照護服務隊伍。未來需以“老年人互助組織”作為核心陣地，融合基層黨組織引領、專業社工賦能和社會企業運營，形成“政府投入+社會捐贈+自我造血+會員會費”的多元資金支持模式。

杜鵬同樣強調了基層組織的作用，包括基層黨組織、老年協會、村級婦女組織等，認為這是實現老人需求與養老服務有效轉化、與社會資源有效銜接的關鍵因素。“當有人想為村莊做一些事情，需要有這樣一些組織對接供需。”

針對增強農村互助養老的可持續性、可復制性，他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抓政策落實，如今農村互助養老的方向明確、定位清晰，支持政策也越來越實；二是做好典型宣傳，傳播好的經驗、推廣核心要素；三是更好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四是更好調動農村老人參與，“老年人是有這個熱情、這個能力的，但沒人把它組織起來，就不能有效調動資源，互助養老也不會取得好的效果”。

他表達了對農村互助養老發展前景的信心，“現在各方面條件更加成熟，我相信越來越多地方能把農村互助養老發展得更好。”

采寫：南方農村報記者鄧寶盈 李瑞雪 徐臻

策劃：洪繼宇 蘇曉璇 肖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