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蔣廷黻和蕭公權，這三個來自中國不同區(qū)域的青年人在年老之際留下的美國追憶，為我們穿越時間的閘門，卻重溫最初的一代留學生在美國的見聞和感觸都饒有意義，他們畢竟是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中國教育、政治和學術走向的知識分子。

1912年，蔣夢麟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此時的他剛從美國西岸的加州伯克利轉到東岸的紐約，對紐約象征的美國文化與生活有了切身的體驗，那不亞于茅盾《子夜》里所描述的"震驚感"，首先映入視野的是作為現代景觀的建筑："紐約給我印象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樓，川流不息的地道車和高架電車，高樓屋頂上的炫目的霓虹燈廣告；劇場、影院、夜總會、旅館、飯店；出售高貴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東區(qū)的貧民窟等等。"這是一個彌漫著俗世繁華意象的美國，對于從中國浙江鄉(xiāng)村出來負笈留學的蔣夢麟，自然充滿了沖擊力。

　　但更讓蔣夢麟感慨不已的是美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和包容，以及支撐這種多元文化的平等意識："在社會生活方面，新英格蘭人、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希臘人、猶太人等各族雜處，和睦如鄰，此外還有幾千名華僑聚居在唐人街附近。當時在這個大都會里的中國菜館就有五百家之多。紐約市密集的人口中龍蛇混雜，包括政客、流氓、學者、藝術家、工業(yè)家、金融巨子、百萬富翁、貧民窟的貧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這些人都是美國的產物。只有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產生這樣高度工業(yè)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國才能出現這種兼容并蓄的大熔爐。種族摩擦的事可以說絕無僅有。一個人只要不太逾越法律的范圍，就可以在紐約為所欲為。只要他不太違背習俗，誰也不會干涉他的私人行動。只要能夠找到聽眾，誰都可以評論古今，臧否時政。"

　　蔣夢麟由此發(fā)現了"美國主義"的內涵就是："法律范圍之內的自由，理智領域之內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紐約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大規(guī)模的工商業(yè)，國際性的銀行業(yè)務，發(fā)明、機械和資源的極度利用，處處顯示美國主義的精神和實例。在紐約，我們可以發(fā)現整個美國主義的縮影。"進而言之，蔣夢麟認為這種崇尚自由和創(chuàng)造、尊重多元和平等的美國主義，并非僅僅局限于大都會紐約，而是在美國社會各地隨處可見的景象。

　　幾乎同一年在美國派克維爾學堂留學的湖南籍青年蔣廷黻，對于小鎮(zhèn)上的美國社會也有一些片段化的觀察和體驗："派克維爾當時可能有一千人，包括派克專科和派克學堂的四百名學生在內。那里沒有電影院和酒吧。有兩家冷飲店，一家附設在安伍德醫(yī)生的藥房里，另一家也是由鎮(zhèn)上一位醫(yī)生經營的。我沒有見過乞丐，也沒聽過有什么犯罪。貧富并不懸殊。大部分人都步行，少數人坐馬車。每個人都守法、信教。大家都努力工作。"這種崇尚簡樸生活和堅持宗教原則的價值理念，也同樣是支撐蔣夢麟所言的美國主義的地方性基石。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清新質樸而有活力的地方社區(qū)，是美國政治生活良性運轉的基礎。

　　但當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無疑是背負著"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神圣使命前往，而與西方社會真實碰撞中發(fā)生的種種不快，或許更能刺激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發(fā)酵。蔣廷黻對于這種"遠距離的愛國主義"有著深刻觀察："美國教會，為了籌集所需費用，往往談到中國的窮人，損及中國人的尊嚴，此舉使在歐柏林讀書的中國學生大起反感。這是他們傷了我們的自尊心。然而這種自尊可能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多半是事實。但我們卻不希望他們在美國公開這些丑事。其實在中國學生中，談到自己國家的種種，有時所用措辭，比教會牧師所用的更粗魯、更尖苛。但是同樣一件事，經牧師們一說，我們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嚴。離國數年后，我們又把祖國理想化了。凡是在國外的人都較為愛國，這可能是一條不易的真理。"蔣廷黻是冷靜而客觀的，對中國人"家丑不可外揚"的成見有反省，他清醒地認知必須正面地接受美國人的批評，批評祖國絕不意味著就不愛國，這是兩回事，他反對原教旨主義的愛國主義。這正是美國文化所賦予他的一種新的文化自覺和價值觀念。

　　相對而言，稍晚留學美國（1920年代）的江西籍蕭公權對于美國社會的觀察似乎更深透和客觀一些，似乎沒有那么多的自我肯定的美國主義的投射。他注重的是美國人情的區(qū)域性差異，認為"中部的人比較樸質而忠厚，雖然和南部各州的人一樣，他們一致歧視黑人，在黑白之間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黑人不許住白人的旅館，進白人的餐廳，坐白人的公共電車。哥倫比亞的電影院賣票給黑人，但只許他們經由一道狹而且陡的樓梯到為他們特設的簡陋座位上去看"。但這些中部人士對待亞裔學生，卻比較善意和照顧。這自然與蔣夢麟所言的美國社會沒有種族摩擦的記述大相徑庭，或許是針對黑人的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已經內在化了，因此被馴化的種族反而無法在公共空間里表現出一種反抗的姿態(tài)，這就給一些走馬觀花的留學生制造了一種種族和諧的假象。

　　蕭公權在回憶錄《問學諫往錄》里寫道："也許是由于工商業(yè)高度發(fā)展的影響，美國東部和各地大都會的人，一般說來，待人接物不及中部人友善和懇摯。他們對東方人的態(tài)度大概傾向于冷淡而不顯示輕蔑。"這確實是很精準的洞察。不過，雖然在前引文字里，蕭公權似乎對美國社會頗多批評，但總體上而言，他也很欣賞美國人身上彌漫的"美國精神"："美國人最顯著的長處是抱樂觀，有朝氣。他們奉行'天助自助者'的信條，不肯無報酬而工作，也不愿無功而食祿。"這自然很能引發(fā)自清華學校畢業(yè)至美留學的蕭公權的共鳴。以美國返還的庚子賠款而建立的清華大學的校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更是與這種自力更生的美國精神在價值上形成了隔海共振。

　　不過，蕭公權也注意到了美國精神從質樸到奢華的轉折，他對這種傾向也表示了某種擔憂："美國，多數的人過重實用，有時傾向于一種重物質而輕'精神'的人生態(tài)度。技術和經濟的進展，逐漸于無形中沖淡了殖民時代的宗教情緒，增加了新世紀物質享受的要求。致富是個人'成功'的主要標的。'白手起家'，由赤貧而成巨富的人是社會里贊揚和歆慕的對象。"這是一種歷史學家史華慈所言的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但在美國，因為有強勁的宗教精神的制衡，它并未沖決網羅而形成對政治生活的重大侵蝕。蕭公權認為美國政治的成功，不能不歸功于普通美國民眾的政治意識和權利觀念，以及他們在鄉(xiāng)鎮(zhèn)的充分的政治生活實踐。在他看來，"寧可革命流血，不肯放棄自治權利的'農人'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基層柱石。"換言之，具有政治智慧的人民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

　　這就正如蔣夢麟在美國舊金山上岸時的觀感所呈現出的那樣，美國人民與美國主義是融為一體的，他們深切地領悟到了自由與權威、權利與責任、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因此才能形成一種有序良俗政治。晚年的蔣夢麟如此回憶初登美利堅大地的那一刻的美國意象："我上岸時第一個印象是移民局官員和警察所反映的國家權力。美國這個共和政體的國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專制的中國人民更少個人自由，這簡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們在中國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到國家權力的拘束。"這種對自由社會的想象，與美國社會的實際之間的張力及其不適感，是需要這些早期留學學生在美國學習、生活了很長時間，才能慢慢去領會和調適的。不管怎么說，蔣夢麟、蔣廷黻和蕭公權，這三個來自中國不同區(qū)域的青年人在年老之際留下的美國追憶，為我們穿越時間的閘門，卻重溫最初的一代留學生在美國的見聞和感觸都饒有意義，他們畢竟是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中國教育、政治和學術走向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