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鵬飛

1958年5月，江西省委書記方志純（左三）在余江縣鄧埠鄉西坂村訪視農民，考察血吸蟲病問題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的報道。毛澤東看后“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提筆寫就膾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在第一首詩中，毛澤東既感嘆防治血吸蟲病的困難程度——“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又描述了血吸蟲病的嚴重危害——“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在第二首詩中，毛澤東表達出一種激動和欣喜之情，可謂“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這幾句詩刻畫出廣大群眾戰天斗地、消滅血吸蟲病、創造新生活的動人情景。在詩的最后，毛澤東用“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表達出送走“瘟君”的喜悅之情。這充分印證了毛澤東對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關心和重視。

重視對血吸蟲病的調查研究

血吸蟲是以釘螺為唯一宿主的寄生蟲，人體一般通過皮膚接觸含尾蚴的疫水而受到感染。血吸蟲病對人類的危害極其嚴重，不僅影響兒童身體發育，而且導致婦女不能生育，造成青壯年喪失勞動力甚至死亡。千百年來，血吸蟲病在我國南方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長期流行，成為嚴重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傳染病之一。

新中國成立時，我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1950年，全國有1000多萬人患血吸蟲病，其中60萬人是晚期病人，1億多人受到威脅，有的地區“條條河溝有釘螺，家家戶戶有病人”，不少疫區人煙稀少、田地荒蕪，甚至出現“寡婦村”“無人村”的悲慘景象。江西余江縣曾流傳一首民謠描述血吸蟲病人的身體特征：“身無三尺長，臉上干又黃。人在門檻里，肚子出了房。”“婦女遭病害，只見懷胎不生崽。難聽嬰兒哭，十有九戶絕后代。”上海寶山縣（今寶山區）有一首民謠反映了血吸蟲病造成的嚴重后果：“人死無人抬，家家哭聲哀。屋倒田地荒，親戚不往來。”上海青浦縣（今青浦區）任屯村在新中國成立前的20年間，有499人被血吸蟲病奪去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為此，有一首民謠是這樣寫的：“肚包病，害人精，任屯村里傳禍根；只見死，不見生，有女不嫁任屯村。”“東鄰白發嘆凄涼，西舍兒童失爹娘。田荒地白空屋閑，全村一片哭聲響。”這些民謠是反映血吸蟲病嚴重危害的真實寫照，蘊含著勤勞樸實的中國人民在血吸蟲病面前的無奈、痛苦和掙扎。

新中國成立之初，長江中下游地區人民深受血吸蟲病之害。廣大群眾希望黨中央能夠盡快了解血吸蟲病的真實情況，期盼能夠盡快控制疫病蔓延。毛澤東作為黨政軍主要領導人，日常政務繁忙，不可能像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時常下去搞調查研究。為此，毛澤東利用查閱群眾和干部來信、批閱文件、組織人員下去調研等方式，獲得了很多關于血吸蟲病的準確信息，為科學決策、準確施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1950年冬，上海市郊疫情嚴重的任屯村農民聯名給毛澤東寫信，希望盡快治好血吸蟲病。毛澤東看到信后高度重視，當即指示派出醫療隊進駐任屯村，為患病村民送醫送藥，使該村的血防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為了解有關地區血吸蟲病的情況，毛澤東多次派人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1951年3月，毛澤東派人到余江縣調查，首次確認余江縣為血吸蟲病流行縣。1953年4月，毛澤東又派醫務人員到余江縣馬崗鄉進行防治血吸蟲病的重點實驗研究。

1953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沈鈞儒致信毛澤東，報告了他在太湖養病期間了解到的情況。沈鈞儒在信中說：“春夏間在無錫太湖濱養病，見農村中血吸蟲病傳染甚廣，危害人民生長、生育、生產、生活以至生命。”“此次重游太湖，當地已設血吸蟲病防治所，不知其他各地政府均注意及之否。”“個人意見應請衛生機關加以重視，加強并改進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沈鈞儒在信中實事求是地報告了他的所見所聞，并提出了加強和改進血防工作的意見。

9月27日，毛澤東復信沈鈞儒：“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勛同志負責處理。”毛澤東將沈鈞儒來信批轉政務院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勛處理，衛生部門隨即加強了血吸蟲病的調查研究，并進一步采取了防治措施。在毛澤東直接過問下，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關于血吸蟲病的來信得到及時反饋，有力推動了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順利展開。

在地方開會考察期間組織工作人員進行調查研究，是毛澤東獲取一手資料的重要途徑。1955年夏季，毛澤東在杭州考察期間，要求沈同等身邊工作人員幫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區農民的生活情況。大家來到郊區，發現有一個農民躺在池塘邊的樹蔭下，面容悲傷，腹部鼓脹，頸部粗腫，經詢問得知他患上了血吸蟲病，身體每況愈下，喪失了勞動能力。工作人員及時將這一情況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聽后表示，在我國的東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長期以來，都有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況很嚴重。血吸蟲病對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幫助人民解除苦難，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同年11月，毛澤東指示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徐運北調查浙江重點疫區的情況，要求“一定要調查研究，深入基層，親自掌握情況”。徐運北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次日上午動身前往浙江嘉興縣。在嘉興縣，徐運北到重點鄉走訪調查，了解血吸蟲病人情況和釘螺分布范圍。幾日后，徐運北轉赴上海作調查研究。

毛澤東還提出將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的高度，要求大家深刻認識這一工作的重大意義。1951年9月9日，毛澤東批轉衛生部副部長賀誠關于全國防疫工作的報告。他在批示中強調：“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毛澤東在批示中還要求干部“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必須懂得“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這份批示充分說明，毛澤東對衛生工作有著非常準確的定位，在當時全國衛生水平和防疫意識還比較落后的年代，無疑起到了十分關鍵的推動作用。

1958年9月17日，毛澤東到安徽省博物館視察防治血吸蟲病規劃情況

指導建立跨省血吸蟲病防治機制

由于血吸蟲病分布地區范圍廣、傳播速度快，單靠一個省、一個地區的力量是無法根治這一頑疾的，必須通過跨省防治機制實現聯防聯控，充分發揮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各省、市人民的集體智慧和力量，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1955年11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省（市）委書記開會，研究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問題。其間，毛澤東專門讓中央辦公廳通知徐運北立即從北京趕赴杭州匯報血吸蟲病防治工作。18日早晨，徐運北搭乘中央辦公廳送文件的飛機趕到杭州。這一天，上午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將徐運北叫到身邊，同各省（市）委書記邊吃午飯邊談工作。徐運北匯報了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并說“還沒有理想的藥物”。毛澤東聽后指出：血吸蟲病流行范圍廣，一千萬人受害，一億人民受威脅，要認識它的嚴重性。我們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毛澤東還強調，血防工作由黨委統一領導，全面規劃，黨內成立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柯慶施為組長，魏文伯、徐運北為副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就叫九人小組。有血吸蟲病的省、地、縣也成立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來領導這項工作。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要迅速在上海召開，各省立即行動。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各有關黨委要親自抓，了解情況，總結經驗，并盡快編出通俗小冊子，把消滅血吸蟲病的知識和方法向群眾進行宣傳。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5年11月22日至25日，柯慶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研究了各地防治血吸蟲病的有關情況，介紹了一些省、市的經驗，制定了血防的方針和大體規劃。會議指出，各級黨委對血吸蟲病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對防治工作缺乏應有的重視和全面規劃，沒有徹底消滅血吸蟲病的決心。會議還分析了當時血防工作存在的有利條件，包括黨的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迅速發展、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以及擁有一定數量的醫務科學研究工作者隊伍。會議制定了“加強領導，全面規劃，依靠互助合作，組織中西醫力量，積極防治，七年消滅血吸蟲病”的方針，提出必須把消滅血吸蟲病當作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會議提出“一年準備、四年戰斗、兩年掃尾”步驟，計劃在七年內消滅血吸蟲病。為此，各地應在1956年內做好調查病情、典型試驗、訓練干部、傳授知識、編寫材料、廣泛宣傳、總結經驗、加強研究、健全機構等工作。會議建議在血吸蟲病流行的地區，省、地、縣黨委成立七人或五人小組，區、鄉成立三人小組，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專門負責血吸蟲病防治工作。

12月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的通知中征詢各地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其中第12條提出：“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鼠疫、腦炎、牛瘟、豬瘟等。請你們研究各省、區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內可以基本上消滅的，哪些是要延長時間才能消滅的，哪些是目前無法消滅的。”27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許多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等等，過去人們認為沒有辦法對付的，現在也有辦法對付了。”

毛澤東十分關注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的準備情況。1956年3月3日，毛澤東致信徐運北，詢問原定3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是否按期召開以及準備情形如何，并將中國科學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給劉少奇的信批轉徐運北，指示開會時邀請秉志前往參加。秉志給劉少奇的信中談了消滅血吸蟲的辦法，提出消滅釘螺用土埋不行，必須用火焚燒，以期永絕后患。

3月5日，毛澤東閱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鉤蟲病、血吸蟲病五人小組辦公室于3月2日給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辦公室的電報，批示楊尚昆：“請你電話告知上海柯慶施同志和中央衛生部徐運北同志，今年三月召開第二次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時候，應當邀請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等有血吸蟲和鉤蟲病的省區派出代表到上海參加會議，并問他們此次會議何日召開，有無準備？”3月7日，毛澤東閱徐運北關于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問題的來信，并作出批示：“除長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發現血吸蟲病的省份如四川、廣東、福建等也應當請他們派代表參加，請與柯慶施同志商處。會議除討論血吸蟲病為主要任務以外，鉤蟲病及其他最嚴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討論。會議應當訂定下一次會議，下半年再開一次會議（即每年開會兩次）也就可以了。”毛澤東關于參加省份的幾個批示，實際上明確了血吸蟲病防治的工作范圍，也為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小組順利統籌各省、市、區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礎。

3月20日至28日，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會議匯報了第一次會議后各地工作情況，總結交流了各地區的經驗，著重布置了夏、秋兩季的工作，討論了加強黨的領導、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保證三個基本問題。4月18日，徐運北向中央報送關于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消滅血吸蟲病，必須做到：一、加強黨的領導，這是問題的關鍵；二、充分發動群眾；三、加強對科學研究的組織和領導；四、追加防治血吸蟲病的經費。4月20日，毛澤東將這份報告批轉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并批示將這份報告印發500份或更多些，分發黨內外高級干部及25日到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各省委書記參閱。從批示印發的數量和印發對象來看，毛澤東對徐運北報告中提出的血防措施是充分認可的，認為具有較高的借鑒和推廣價值，這對進一步推動血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小組于同年12月24日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了1957年防治血吸蟲病工作要點。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衛生部等部門正式設立血吸蟲病防治局，與血防領導小組辦公室合署辦公。1956年3月21日，國務院二辦批示同意衛生部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蟲病科學研究委員會。同年9月6日，衛生部發布《關于將血吸蟲病等七種傳染病列入傳染病管理辦法乙類傳染病中進行管理的通知》。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全國初步建立起跨省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機制，為早日消滅血吸蟲病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

1953年9月27日，毛澤東給沈鈞儒的回信

將依靠科學同發動群眾有機結合

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歸根到底屬于科學范疇，因此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大力開展醫學研究。毛澤東對科研工作者十分關心，曾親自接見吳光、蘇德隆、陳心陶等科學家，詢問防治科研工作的情況，指明研究的正確方向。例如，1956年一二月間，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召開期間，三次接見在廣東從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陳心陶，詢問廣東省血防工作情況，充分肯定廣東采取的結合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消滅釘螺的做法。對此，陳心陶回憶，毛主席鼓勵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我們國家可以做到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做出的事情來。不要怕困難，有困難就一個一個去克服。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讓陳心陶一生引以為傲，并成為推動他畢生從事科學研究的動力之一。

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會見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流行病學專家蘇德隆應邀在座。消滅血吸蟲病問題是當晚毛澤東談話的主題之一。毛澤東就“七年內消滅血吸蟲病”的計劃征求蘇德隆的意見。蘇德隆認為時間過于短促，估計需要12年的時間。毛澤東聽后接受了他的意見，并決定在《農業發展綱要》上改為12年。在毛澤東的帶動和影響下，黨中央很多領導人深入調查研究，通過召開座談會、實地考察等途徑，關心科研人員工作和生活，了解血防研究進展情況，給廣大血防研究工作者以極大的鼓舞，有力推動了血防研究工作的開展。

由于對糞便、水源等的管理難度很大，加上消滅釘螺的任務非常艱巨，僅靠黨和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充分發動群眾共同參與。對此，毛澤東在1955年11月聽取徐運北匯報時就說過：要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是不行的，要使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實踐證明，人民群眾在消滅釘螺方面力量是巨大的。在江蘇昆山縣（今昆山市）和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黨和政府把絕大部分勞動力發動起來，車干了幾千條河的水；在安徽蕪湖縣，20萬群眾連續苦戰18天，挖掘螺土面積260多萬平方米，基本實現了無螺縣的目標。這些都充分彰顯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

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關于第三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報告》和《一九五七年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要點》。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加強黨對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領導，是完成防治任務的基本保證。”批示還強調，在防治血吸蟲病工作上取得成績的流行地區的黨委，應當再接再厲，爭取更大的勝利。沒有這樣做的黨委，都應當效法進行。4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保證執行國務院〈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的通知》，強調“血吸蟲病流行地區的各省市委和國務院各有關部門黨組，應該保證執行”。《通知》要求：血吸蟲病流行地區的鄉以上各級黨組織，凡是尚未建立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的，均應迅速建立起來。縣級以上各級黨委防治領導小組，應當吸收農業、衛生、水利、宣傳、文教和其他有關部門的黨員負責干部參加，以便圍繞每個時期的防治任務，協同作戰。血吸蟲病流行地區的各級黨委，應當根據國務院的指示，對本地的防治血吸蟲病的工作進行一次檢查和討論，制定1957年防治工作計劃，省市委并應將討論情況和計劃報告中央。《通知》最后強調：“今后，各有關省市委應當每半年將防治工作向中央作一次專題報告。”這些規定，既要求黨加強對政府工作的領導，又強調各省、市黨委定期向黨中央匯報，這兩個方面有機統一、缺一不可，確保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始終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開展。

在此后的工作中，毛澤東始終牽掛著血吸蟲病防治工作。1958年在安徽視察時，毛澤東視察了安徽省消滅血吸蟲病規劃。他還在上海多次聽取魏文伯關于血防工作情況的匯報。在他的督促下，全國的血防工作進展順利。1958年7月1日，毛澤東作詩《七律二首·送瘟神》時，專門寫了小引，用“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的文字來抒發欣喜之情。在該詩后記中，毛澤東認為血吸蟲病對人民生命的威脅，“遠強于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為什么能夠在短時間內基本消滅血吸蟲？毛澤東在后記中總結指出：“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從歷史角度看，毛澤東對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經驗的總結是科學的，是經得起檢驗的。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歷程來看，毛澤東的重視、關心和推動，是這項工作得以順利開展的關鍵。毛澤東之所以如此關心血防工作，從根本上說，是與他堅守一生的人民立場分不開的。毛澤東雖然日理萬機，卻因“肉眼看不見的小蟲”而“夜不能寐”，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經濟和科技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依靠人民偉力，堅持科學精神，發出徹底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并在短時間內取得重要成果，打破了2000多年來血吸蟲病不可戰勝的神話，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他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多次組織人員開展實地調研，善于傾聽下情，重視知識分子提出的不同意見，這是推動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因素。他堅持黨的領導，初步建立起跨省、市、區的防治工作機制，為這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政治和組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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