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時定的國號是“后金”，而不是“金”，“后金”不是史稱，而是自稱，這在歷代王朝的國號里是非常特殊的一個。

還有人進一步解釋說這是因為努爾哈赤沒文化，以為史書上寫的一些王朝的國號的前綴是這個王朝在立國之初就自帶的、就包含在國號里的，卻不知道實際上這是后人為了區分前代國號相同的王朝而特意加的。因為之前已經有王朝定國號為“金”了，于是努爾哈赤就直接把自己新建的王朝的國號定為了“后金”。

努爾哈赤

關于努爾哈赤建國時的國號是“金”還是“后金” ？這個問題在學界也有一些爭議，之所以存在爭議，是因為學者在史料中發現了一些努爾哈赤建國時定的國號是“后金”的記載。比如《滿文老檔》、朝鮮王朝的史料、明朝的史料，都有相關記載。接下來，我們就圍繞著這些史料的相關記載來看下。

一、《滿文老檔》的記載

《滿文老檔》里有記載，努爾哈赤于1621年在致朝鮮的國書中，自稱“amaga aisin gurun i han（后金國的汗）”，由此證明，努爾哈赤當時的國號就是“后金”。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因為《滿文老檔》是清朝入關前，官方用本民族的文字滿文寫成的編年體檔冊，是研究清朝入關前歷史的第一手史料，史料價值很高。

《滿文老檔》

然而后來隨著《滿文老檔》的電子化，學者們擁有了更加便利的檢索條件，于是對其內容進行了全面檢索，發現《滿文老檔》里的這次自稱“后金”的記載，是孤例，也就是說在整個《滿文老檔》里只出現了這么一次。

根據有的學者的統計，《滿文老檔》中自稱“金國（aisin gurun）”有87次，另外還有17處將“金國（aisin gurun）”刪改為“滿洲國（manju gurun）”，自稱“大金（amba aisin）”有7次，“金汗（aisin han）”或“金的汗（aisin i han）”有19次，“大金汗（amba aisin han）”或“大金的汗（amba aisin i han）”有3次，“諸申（ju?en）”出現了460次，但是作為國號使用的只有20次，“諸申汗（ju?en han）”有4次。

《滿文老檔》在同一年內曾以“滿洲”及“諸申”作為國號，也同時自稱金國，甚至同月或同日也曾經出現兩種國號的稱謂，比較混亂。因此可知，在《滿文老檔》里對涉及到國號的相關用語并沒有嚴格的體例規范，甚至還存在以族名作為國名來自稱的情況，諸申就是女真的另一個翻譯名。

不過，看統計數字也知道，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以“金”作為自稱的。因此，這才是正式國號。如果國號是“后金”的話，不可能只出現這一次。

二、朝鮮史料的記載

朝鮮王朝的官方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中記載，光海君十一年（1619年），努爾哈赤派人出使朝鮮，在給朝鮮的文書中蓋有一方國印，這個印文是滿文，朝鮮人看不懂，于是找人翻譯，發現上面印的是“后金天命皇帝”。于是，這就成為了認為努爾哈赤建國時的國號為“后金”的一大證據，這個證據基于的是兩國交往的正式文書上加蓋的國印，可謂非常堅實。

然而這個證據后來被推翻了。1973年，臺灣學者李學智在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上，發現了在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時的一些舊檔上加蓋的一枚印璽璽文，這枚印璽是努爾哈赤時期鑄造的，給朝鮮的文書中蓋的印璽應該也是這一枚。

大家可以看下，印璽上刻的是老滿文，李學智先生是滿文專家，經他翻譯，應該讀作“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漢譯為“天命金國汗之印”。

也就是說，當初朝鮮翻譯的時候翻譯錯了，或者并非是直譯，而是意譯。根據《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記載，當初翻譯這枚印璽的璽文時，找的是蒙古學通事，他應該是對老滿文不是很了解，就翻譯為了“后金天命皇帝”。

這點從他們把“汗”翻譯為“皇帝”也能看出來，大家知道，努爾哈赤建國后的稱呼一直是汗，皇太極在1636年才改稱皇帝的，可能是覺得“汗”與“皇帝”都是最高統治者的稱呼，于是翻譯的時候就混用了。又覺得中國之前已經存在過金朝了，為了方便區分，特意加個“后”字，稱呼努爾哈赤建立的這個國號也為“金”的國家為“后金”。而朝鮮的官方史料在記載這件事時，稱努爾哈赤的這封來書為“后金國汗諭朝鮮國王” 。

當時以及此后的一些朝鮮史料均受此影響，比如趙慶男的《亂中雜錄· 續錄》，收錄了這封書信，稱為“后金國汗奉書于朝鮮國王”，李民寏的《柵中日錄》記有這封信的大意，開頭便是“后金國汗敬達朝鮮國王”。李肯翊的《燃藜室記述》，這個時間就更靠后了，是18世紀后期寫的史書了，他在記述努爾哈赤建國時的國號與相關書信時就稱之為“后金”。

另外，從這幾部史書中也能從中找到證明努爾哈赤建的國號是“金”的相關記載。比如《亂中雜錄· 續錄》提到，1621年，李永芳給朝鮮守將的其中兩封信，上面均說自己是“大金國駙馬王”。《燃藜室記述》對此也有記載，也說李永芳自稱“大金國駙馬王”，而且還記載了1622年，努爾哈赤再次給朝鮮送去了文書，其中說到“大金國汗與朝鮮國王”。

因此，朝鮮對努爾哈赤建立的國家的國號為“后金”的記載，或是源于翻譯問題，或是因為中國之前已經存在金朝了，為了方便區分，于是在自己的史書中稱之為“后金”。

此后朝鮮的官方史料，還有稱其為“后金”的情況。朝鮮作為明朝的藩屬國，一向以明朝為尊，從文化上也瞧不起女真人建立的政權。朝鮮希望在與后金交往時能顧及自身尊嚴，同時因為努爾哈赤兵力強大，又不愿意得罪他。

所以在國號的稱謂問題上，不斷以各種方式試探其底線，甚至一開始都不愿稱呼其為后金國汗，擔心這樣做，相當于是承認了努爾哈赤建立的新政權，承認了他與朝鮮國王同等的地位，而是在回信中稱之為“建州衛馬法”。

直到1622年之后，尤其是后來皇太極即位后不久，在1627年派人出兵朝鮮，與其簽訂盟約。朝鮮被打服了，也不糾結了，官方史料中就再也沒有“后金”的記載了，比如此次雙方誓文中，朝鮮明確稱呼對方國號為“金”。而朝鮮另一重要史料《承政院日記》里則是從來都沒有國號“后金”的相關記載，都是稱呼“金”。

不過，朝鮮民間還是在繼續沿用這一用法。

三、明朝史料的記載

在明朝的官方記錄、私人著述中，也能找到一些努爾哈赤建國時稱自己國家為“后金”的記錄，這些也成為了認為努爾哈赤建國時的國號是“后金”而不是“金”的重要證據。

我們前面說了，努爾哈赤在1619年派人出使朝鮮，并遞交了文書。由于茲事體大，朝鮮很快就把這件事報告給了自己的宗主國——明朝。《明神宗實錄》對此有記載，并且說努爾哈赤以“后金”為號。

“伊以后金為號，而邊臣書中卻謂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書中卻為馬法云者，待之以番頭也。”

對于此事，沈國元的《皇明從信錄》記為：“萬歷四十七年五月，朝鮮咨報，奴酋僭號后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詞甚侮嫚。”王在晉的《三朝遼事實錄》中記為：“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僭號后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彭孫貽的《山中聞見錄· 建州》中說 “朝鮮諜報，建州移書稱后金國汗，改元天命，斥中國為南朝”。還有一些其他著作也有類似記載。

根據這些記載可知，他們認為努爾哈赤建國時的國號是“后金”是因為來自朝鮮的奏報，此時明朝因為和后金交戰，自己是不知道努爾哈赤獨立建國的這個消息的，這次是因為朝鮮的告知，他們才知道的，這是他們當時對于此事唯一的信息來源，因此他們記錄的是朝鮮方面的說法。

但是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朝鮮之所以稱努爾哈赤建立的國號是“后金”而不是“金”，或是因為翻譯錯誤，或是為了區別于之前女真族完顏部建立的金朝，才在其正式國號前加了“后”字。因此，這些記載不能成為努爾哈赤建國號為“后金”的證據。

在《明神宗實錄》中還記載了一件事，萬歷四十八年，努爾哈赤在遼東張貼榜文招降，遼東經略熊廷弼把這件事上奏給萬歷皇帝，說在榜文里面，努爾哈赤稱“后金國汗”，自稱曰“朕”。這個不是來自朝鮮的奏報，而是明朝官員自己看到的。

熊廷弼

但是努爾哈赤是不是真的在這個榜文里稱自己是后金國汗呢？存疑。為啥？因為這件事發生后，一些大臣就此事給皇帝上奏折，他們也看過這個榜文，但是對榜文里努爾哈赤建的國號是“后金”還是“金”說法不一。

比如兵科給事中薛風翔說榜文里“自稱后金，例我衰宋” ，戶科給事中楊漣說“妖稱后金天佑，辱我皇上以徽欽。”而通政使姚思仁說榜文“中間稱金稱國，稱汗稱朕”，湖廣監察御史劉有源說“頃自奴酋，號金稱朕，揭榜招降。 ”

明朝官員內部自己對榜文中努爾哈赤是稱“金”還是“后金”，說法都不一樣。很奇怪，按理說，看完同一篇榜文后，不至于產生這樣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當時對于如何稱呼努爾哈赤建立的這個新政權，還沒有統一的規定，有的大臣就直接拿努爾哈赤自己建的國號來稱呼，因此說是“金”，還有的可能受朝鮮對其稱呼的影響，或是自己也覺得需要與先前女真族完顏部建立的金朝相區分，所以就稱之為“后金”，這個“后”字是他們自己加的，而并非是榜文里自帶的，不是努爾哈赤自己建的國號。

熊廷弼就屬于后者，他在看完努爾哈赤發布的招降榜文后，在給萬歷皇帝上奏時，因為不是原文引用嘛，只是轉述，所以稱之為“后金”。

萬歷皇帝

當然，我還看到過一種解釋，也是一種猜想，說無論是來自朝鮮還是明朝的相關史料，努爾哈赤在相關文書中可能寫的就是后金，但是這個并非是其正式國號，而是為其起草文書的漢人，因前代有金朝，為了區分，依慣例，自己就將金國汗寫成了后金國汗。一些大臣在上奏時稱之為“金”，應當是出于對仗工整的行文需要。

具體是啥原因，目前已經不得而知了。然而根據相關文獻的考證，可知“后金”并非是努爾哈赤建的國號，而是他稱，之后逐漸演變為了史稱。

四、實物證據

除了對史料中的相關記載進行考證外，從實物證據上來看，目前沒有發現一例努爾哈赤時期國號為“后金”的實物，卻發現了不少證明努爾哈赤時期國號為“金”的實物。

1621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興建東京城，其中一些城門的門額保留了下來，現藏于遼陽博物館。德盛門門額，左旁豎寫“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一行漢文小字；天佑門門額，左旁豎寫“大金天命壬戌年吉辰立”一行漢文小字；內治門門額上也有“大金天命壬戌年”等漢字；大金天命壬戌年是1622年。

其中天佑門的老滿文門額也在，現在在日本的一家博物館里，上面的滿文翻譯為漢文就是“金國天命壬戌年夏月建”。

另外，其他城市牛莊城的兩個門的門額也留了下來，在沈陽故宮博物院。外攘門的門額，其右旁有漢文書寫的“大金天命癸亥年十月吉旦立”，德盛門留下的是老滿文門額，翻譯為漢文是“金國天命癸亥年夏月建”。癸亥年是1623年。

牛莊城德盛門老滿文門額

還有，沈陽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塊云板，這是八旗官兵用來守邊報警、傳達敵情的工具以及后金宮廷內傳遞信息的器具，這件云板用生鐵鑄造而成，報警時用來敲擊用的。這上面鑄有“大金天命癸亥年鑄牛莊城”的銘文。

此外，《奉天通志》還收錄了一些石碑的碑文，雖然碑現在沒了，但是碑文還在，比如鐵嶺《重修永寧庵碑序》里面提到的時間是“大金歲次乙丑中秋月朔有一日吉旦”，鐵嶺《重修火神廟碑序》里面寫的是“大金歲次乙丑季夏月廿有三日吉旦”，大金歲次乙丑是1625年，此時處于努爾哈赤在位時期。

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與實物證據而言，可以證明努爾哈赤時期的國號是“金”，滿文轉寫為“aisin”，而并非是“后金”，“后金”是他稱，之后逐漸演變為了史稱。我認為這個是目前根據文獻和文物所能得出的比較正確的結論，除非是有更多相反的其他文獻與文物證據去推翻它。

參考文獻：
黃彰健《奴兒哈赤所建國號考》
蔡美彪《大清國建號前的國號、族名與紀年》
薛虹、劉厚生《〈舊滿洲檔〉所記大清建號前的國號》
高慶仁《1616年上尊號后努爾哈赤政權名稱考辨》
盧正恒、黃一農《先清時期國號新考》